“今年沒有高考狀元，但有兩位‘考得比較好的同學’”。本週，各類花式“反向炒作”高考狀元的梗火了。
6月23日，教育部發出通知，嚴禁相關媒體、培訓機構、中學、個人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等資訊。儘管官方對此要求早已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還是在違規的邊緣“瘋狂試探”。
江西“撫州線上”公眾號公佈了江西高考分數線，還特意點出了“考得比較好的兩個人”的成績和學校。某中學喜報在完美避開炒作“高考升學率”禁令的同時，又耐人尋味地給出了連小學生都能算出的數學題：已知該校2021年應屆872人參加高考，一本789人，本科859人，請問該校一本率和本科率分別是多少？
看到這些操作，不少網友都會回應一句“懂的都懂”。明明不讓炒作高考狀元，但還是有人刻意為之，這是社會心理、政策執行、人才評價體系和利益驅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北京青年報》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一些地方或單位之所以會產生僥倖心理，用各類“變通式炒作”試探甚至觸碰底線，是因為相應懲戒措施仍待明確。“截至目前，教育部門只是給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等資訊劃出了‘紅線’，但這條‘紅線’是個粗線條，邊界比較模糊，沒有配套的觸線懲戒措施做保障。”作者認為，有必要開出一份負面清單，明確禁止炒作或變相炒作的具體情形。
一邊是監管層面的相對寬鬆，另一邊則是“狀元經濟”和政績指標驅動下的強大炒作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相關禁令的執行就難免走了樣。近些年，高分考生被過度消費的新聞並不鮮見。在一些商家和培訓機構眼中，高考狀元如同自帶光環的“人形廣告板”，類似拍賣狀元筆記、請狀元直播代言等操作，都是在試圖挖掘高分考生身上的“稀缺”價值，從而為商家帶來利潤。
對教育部門和學校而言，各類“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炒作宣傳，折射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教育政績壓力。光明網的一篇評論分析道：一般來說，各地的教育政績考核中，高考狀元、升學率都是最重要的指標或隱性指標。因此，“要真正從教育政績評價指揮棒的角度，降低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在炒作‘高考狀元’上的可能。”
當然，如果只是將“高考狀元”“高分考生”視為一種“話語禁忌”，那麼類似“考得比較好的兩個人”的文字遊戲就不會停止。最根本的，還是要打破單一的、功利化的唯分數論傾向。
正如上游新聞在評論中所說的：無論是嚴禁炒作“高考狀元”還是規範校外培訓市場，其目的就是瓦解“唯分數論”的價值評價體系，緩解“只有高分才能改變人生”的思維定勢。如此，才能“從根本上緩解全社會的教育焦慮，打破家長們比拼自家孩子誰補課補得多的怪圈”。
每年高考放榜時，圍繞高考狀元總會出現兩種極端聲音：一種是過度將高分考生誇大、神話，極盡炒作宣傳之能事。另一種則是透過選擇性“回顧”指出高考狀元的“悲哀”——很多人此後籍籍無名，高考反而成為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這些聲音都有些片面，並未尊重考生的自身價值和個體選擇。
我身邊一些高考“考得比較好的同學”，後來其實過得都不錯。雖然未必都成為所謂的行業翹楚，但比起世俗的標準，我更開心地看到他們在新的平臺上嘗試、探索，勇敢擁抱新的人生階段，看到他們內心的方向更加清晰、篤定。
正如“中新微評”所說：風物長宜放眼量，高考不能定義人生勝負。如何對待高考成績的光環，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著一個人對待人生的態度。
記得在哈佛《幸福課》公開課上，講師曾以自己的經歷舉例：當收到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時，他當然感覺異常開心。但這樣的心情只能持續並不長的時間，生活迴歸尋常之後，還是要進一步探索內心的追求、做好未來的規劃，如此才能實現長遠的幸福感、成就感和價值感。相反，如果執著於“高考狀元”“高分考生”的光環，那麼這樣的頭銜只能成為限制自己發展的枷鎖。
媒體札記，中青報評論員帶您品評一週時事，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