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没有高考状元，但有两位‘考得比较好的同学’”。本周，各类花式“反向炒作”高考状元的梗火了。
6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严禁相关媒体、培训机构、中学、个人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信息。尽管官方对此要求早已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还是在违规的边缘“疯狂试探”。
江西“抚州在线”公众号公布了江西高考分数线，还特意点出了“考得比较好的两个人”的成绩和学校。某中学喜报在完美避开炒作“高考升学率”禁令的同时，又耐人寻味地给出了连小学生都能算出的数学题：已知该校2021年应届872人参加高考，一本789人，本科859人，请问该校一本率和本科率分别是多少？
看到这些操作，不少网友都会回应一句“懂的都懂”。明明不让炒作高考状元，但还是有人刻意为之，这是社会心理、政策执行、人才评价体系和利益驱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京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一些地方或单位之所以会产生侥幸心理，用各类“变通式炒作”试探甚至触碰底线，是因为相应惩戒措施仍待明确。“截至目前，教育部门只是给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信息划出了‘红线’，但这条‘红线’是个粗线条，边界比较模糊，没有配套的触线惩戒措施做保障。”作者认为，有必要开出一份负面清单，明确禁止炒作或变相炒作的具体情形。
一边是监管层面的相对宽松，另一边则是“状元经济”和政绩指标驱动下的强大炒作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相关禁令的执行就难免走了样。近些年，高分考生被过度消费的新闻并不鲜见。在一些商家和培训机构眼中，高考状元如同自带光环的“人形广告板”，类似拍卖状元笔记、请状元直播代言等操作，都是在试图挖掘高分考生身上的“稀缺”价值，从而为商家带来利润。
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而言，各类“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炒作宣传，折射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政绩压力。光明网的一篇评论分析道：一般来说，各地的教育政绩考核中，高考状元、升学率都是最重要的指标或隐性指标。因此，“要真正从教育政绩评价指挥棒的角度，降低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在炒作‘高考状元’上的可能。”
当然，如果只是将“高考状元”“高分考生”视为一种“话语禁忌”，那么类似“考得比较好的两个人”的文字游戏就不会停止。最根本的，还是要打破单一的、功利化的唯分数论倾向。
正如上游新闻在评论中所说的：无论是严禁炒作“高考状元”还是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其目的就是瓦解“唯分数论”的价值评价体系，缓解“只有高分才能改变人生”的思维定势。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全社会的教育焦虑，打破家长们比拼自家孩子谁补课补得多的怪圈”。
每年高考放榜时，围绕高考状元总会出现两种极端声音：一种是过度将高分考生夸大、神话，极尽炒作宣传之能事。另一种则是通过选择性“回顾”指出高考状元的“悲哀”——很多人此后籍籍无名，高考反而成为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这些声音都有些片面，并未尊重考生的自身价值和个体选择。
我身边一些高考“考得比较好的同学”，后来其实过得都不错。虽然未必都成为所谓的行业翘楚，但比起世俗的标准，我更开心地看到他们在新的平台上尝试、探索，勇敢拥抱新的人生阶段，看到他们内心的方向更加清晰、笃定。
正如“中新微评”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高考不能定义人生胜负。如何对待高考成绩的光环，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一个人对待人生的态度。
记得在哈佛《幸福课》公开课上，讲师曾以自己的经历举例：当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当然感觉异常开心。但这样的心情只能持续并不长的时间，生活回归寻常之后，还是要进一步探索内心的追求、做好未来的规划，如此才能实现长远的幸福感、成就感和价值感。相反，如果执着于“高考状元”“高分考生”的光环，那么这样的头衔只能成为限制自己发展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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