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家庭成了學校，家長成了老師。按照一些人的說法，孩子們在這段時間上著最好的“學校”，享受著最好的“老師”。但事實可能遠非如此。
很多中年人可能都有和我同樣的回憶。小時候，家長會說：爸媽沒本事，你自己要好好學習。他們認為把孩子的教育全部交給學校和老師，是理所當然的。可不知從何時起，一種新的觀念悄然形成了：父母是最好的老師，家庭是最好的學校。如此的說法演變成了主流的陳詞濫調，不僅學校積極倡導，家長們也接受了而且欣然進入了角色。
不可否認，我們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如此之長，即使什麼都不做，潛移默化中就可以是他們的老師了。可如今，家長們真是一絲不苟地把教育當成了一項專門的事業。舉目望去，家長充當起了要麼是老師，要麼是教輔，要麼是伴讀的角色。安排學習內容、輔導作業、陪著上課外班、監督學習，忙得不可開交。孩子配合的皆大歡喜一片和諧——但那往往是別人的孩子，不和諧的就面紅耳赤、雞飛狗跳。
家長們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是其原因的。首先，家長們有了這方面的能力。根據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時（我升初中那年）25-50歲的中國居民中，絕大多數家長是初中以下學歷，有相當一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接近人口總數的40%）。而在小學老師當中，擁有中專及以上學歷的佔約40%；在中學老師中，中專以上學歷者佔了80%。老師們的教育水平遠遠超出家長。到了2015年，25-50歲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擁有高中及以上學歷，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佔了15%。如果看城鎮地區，上述比例分別達到了60%和33%。
不僅家長的教育水平提高了，教師職業對於高能力勞動者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有一個現象可算作這方面的證據。一項國外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經濟衰退時期進入教師行業的老師，其教學效果明顯好於非衰退期開始職業生涯的老師。反言之，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高能力的人更可能選擇教師以外的職業。我猜這樣的現象在中國也是存在的。
但是，家長們為什麼要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呢？同樣的時間和資源也可以用來做很多其他事情。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投資教育的回報很高。透過在孩子上花時間，提高其學業表現，進而考取好大學，能極大提高子女在未來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好的大學也是年輕人攀爬社會階梯的重要途徑。因此，在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家長們就像加入了一場無聲但又異常激烈的競爭之中。而這個競爭激起了無數為學生減負的吶喊。遺憾的是，很多看似減負的措施，又把更多的負擔壓在了家長肩上。
此外，學術成果被錯誤解讀也可能是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無論是教育學家還是經濟學家（最著名的也許要數芝加哥大學的諾獎得主James Heckman），都不厭其煩的闡述早期教育和家庭環境的重要性，強調非認知能力以及早期教育對兒童後期發展的作用。但是，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因為家庭環境的重要而讓家庭承擔更多的責任，是把事實當成了理所當然，誠為一個天大的錯誤。其實，恰恰因為現在家庭的作用太大了，為了削弱家庭的作用，我們應該更多發揮學校的功能，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增加孩子在學校裡的時間。
要知道，現代社會的人才培養，遠非一個家庭所能支撐的。對於貧困家庭，尤其如此，而對於有天賦的孩子，學校和社會的作用更加無可替代。我們如何能保證一個有音樂天賦的孩子在其原生家庭中得到足夠的重視、享有應有的環境、得到發揮其音樂才能應有的條件？又如何保證一個科學天才能夠擁有同樣天才的父母？對於這樣的孩子，父母怎會成為他們最好的老師？他們需要的是更廣闊的天地、更多的資源和更專業的師資。
因此，儘管父母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但仍要認識到，教育是一項專業的工作，透過社會分工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我們應該讓孩子擺脫家庭的束縛，和更多更好的資源結合。這樣做的好處首先在於，孩子可以被教育得更好——因為學校所能提供的資源要豐富得多，學校中的“化學反應”（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互動）也非常重要。學校要真的盡到培養人才的責任，才能讓不同的學生得到應有的發展，特別是讓那些優秀的學生得到全面發展——無論其家庭背景如何。其次，父母可以被解放出來做其他有益的事情，比如女性可以更多地參與勞動力市場。第三，這會促進社會的公平——這當然又取決於不同質量教育資源的分配。
要更好地發揮學校的功能，我們還要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來。而這又需要我們改革教師們所面對的工資機制，使其工資水平更有吸引力且更加靈活。
家庭是最近的學校，家長是最早的老師，但它們遠不是最好的。如果家庭成了最好的學校，父母成了最好的老師，那將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腐敗。由此不僅會使我們痛失很多優秀的人才，也會產生極大的不公平，此二者給社會帶來的損失不可估量。
瞭解抗疫現場，參看財新“萬博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