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以來的美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相對於川普代表的共和黨，希拉里代表的民主黨在執政時的經濟增長毫無例外總是更快。民主黨的絕招是什麼?是棋高一著的內政外交，還是神賜的狗屎運?
最近一項研究表明，當美國總統是民主黨人而非共和黨人時，美國經濟在 GDP 增速、股市和工資增長等方面總體表現得更好。
從 1949 年到 2012 年的 64 年中，美國總共有 16 個完整的總統任期。民主黨人佔據 7 個任期，共和黨人佔據 9 個任期。
從 GDP 增長速度來看，在這 64 年中，美國每年 GDP 的平均增長速度為 3.33%。其中民主黨總統執政期間的 GDP 年均增長速度是 4.33%，而這一數字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則變成 2.54%。民主黨人擁有 1.79% 的明顯的年均增長優勢。
這一差距在完整的一屆任期中被放得更大：一位民主黨總統完成四年任期後，經濟總共增長 18.5%，而一位共和黨總統執政四年只能將經濟提升 10.6%。
資料還表明，民主黨執政期間的經濟增長雖然更快，但經濟波動的幅度卻和共和黨執政時期無明顯差異。
從經濟衰退資料來看，美國經濟研究局 (NBER) 的資料進一步佐證了上述判斷。
在這 64 年間的 256 個季度中，民主黨人佔據白宮 112 季，共和黨人佔據白宮 144 季。但在 49 個經濟衰退季度中，只有 8 個季度出現在民主黨總統的治理下，另外 41 個季度都出現在共和黨執政期間。
因此，每個民主黨總統任期內平均只有 1.1 個衰退季度，而每個共和黨總統任期內平均則有 4.6 個衰退季度。
其他經濟指標的考察也確認了民主黨的 “優越性”：在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長率方面，民主黨高於共和黨 1.73%;在就業方面，民主黨執政期間的年度就業增長率高於共和黨 1.42%;在股票市場方面，當民主黨執政時，標準普爾 500 家上榜企業的年化收益高於共和黨 5.65%……民主黨還在真實工資、勞動生產力等方方面面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優勢。
更勝一籌的執政能力?
那麼，兩黨總統之間的經濟增長差距是如何發生的?民主黨總統是否真的更善於管理經濟?
在總統的從政經歷上，我們能否找出蛛絲馬跡?例如，在國會當過議員的總統是否會更善於調動各種政治資源?在各州當過州長的總統是否執政能力更強?然而，統計分析發現，總統的從政經歷似乎與經濟增長並無顯著關係，更無法幫助解釋民主黨與共和黨總統之間的經濟增長差距。
那會不會是民主黨總統在當政時採取了較為激進的財政或貨幣政策?事實上，從財政數字看，儘管民主黨總統的財政政策更不穩定，但共和黨總統的財政赤字更為嚴重。
考慮到國會才是財政政策的真正控制者，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上述所謂的黨派差距並不來源於兩黨對白宮的控制，而是來源於兩黨對國會的控制。
研究發現，當民主黨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時，平均經濟增長確實最快 (4.69%);當民主黨人當總統，共和黨人控制國會時，平均經濟增速為 3.86%;當共和黨人控制白宮時，無論他們控制國會與否，平均經濟增速都低於 3%。因此，民主黨總統的優勢並不能由民主黨對國會的控制得到解釋。
從貨幣政策看，當美聯儲主席由民主黨控制時 (由民主黨總統任命)，GDP 的平均增速為 4%;當這一職位由共和黨控制時 (由共和黨總統任命)，GDP 的平均增速為 2.73%。當民主黨人同時擔任總統和美聯儲主席時，經濟增速為 5.27%;當共和黨人同時擔任總統和美聯儲主席時，經濟增速為 2.41%。
但是，兩黨總統執政時期的名義和實際利率並無顯著差異。事實上，民主黨人擔任總統時的聯邦基金利率往往更高。也就是說，在民主黨執政時，美聯儲其實更傾向於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兩黨執政的經濟增長差距並不是由於民主黨採取了較為激進的貨幣政策引起的。
踩不完的狗屎運?
既然無法直接從上述執政因素上得到解釋，那麼答案會不會只是民主黨的好運氣?對美國曆史上各種外生衝擊的分析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上述可能。
歷數二戰以後的多次石油危機，我們會發現，當共和黨執政時，石油危機更多，油價上漲更快，因而更不利於共和黨治理下的經濟發展。與此相反，在民主黨執政時期全要素生產率 (社會資源利用效率) 往往更高。
此外，國際形勢突變所引起的海外戰爭往往能引起國防開支的增長，從而刺激經濟的發展。二戰以後的美國打了多場戰爭，民主黨執政時 (例如朝戰、越戰) 的國防開支確實增長更快。
就好運而言，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可以提供一個典型例子。
克林頓恰好在在蘇聯解體後成為美國總統。在他執政期間，美國是全球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正是 “獨孤求敗” 的時期，於是，美國在索馬利亞、海地、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等不穩定地區找到了各種由頭，連續發起海外戰爭行動，國防開支迅速增長。
恰逢里根時代的嚴重赤字因為老布什的果斷決定也在此時剛好消失，經濟快速恢復;計算機技術也正好席捲美國，大大刺激了經濟轉型。用 《金融時報》 記者的話說，“好運如斯，也難怪克林頓在總統任上有空在橢圓形辦公室和實習生調情”!
最後，對兩黨經濟差距的解釋，除了上述運氣成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消費者對民主黨的信心本來就更強，因而民主黨執政時期消費更旺盛，從而造就了一個 “自我實現的預言”。
研究資料似乎部分支援了這一解釋，一方面，兩黨經濟差距主要來源於民主黨總統執政的第一年;另一方面，當民主黨執政時，人們對耐用品和固定資產的消費 (最容易受消費者信心的影響) 增長更快。
當然，統計分析發現，上述運氣因素加起來也只解釋了 60% 左右的兩黨經濟差距。我們期待在未來的研究中，能看到更為豐富的解釋。
參考文獻 Alan S. Blinder and Mark W. Watson. (2016). Presidents and the U.S. economy: an econometric explo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4):1015-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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