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份，濟南的高肇甫先生，給身在北京的周恩來寫了封信。信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兩點：
第一：告訴周恩來，這麼多年來高家人生活得不太如意，言下之意是想進京求職；
第二：向周恩來訴說母親對他的懷思之情。
其實對於這封信，高肇甫是想了許久後才敢動筆的。他不確定，已經身居要職的周恩來，是否還記得他們高家。畢竟周恩來和高家已經有近30年沒聯絡了，畢竟父親高亦吾只是他的小學老師。
但高肇甫顯然又不得不這麼做，因為父命在上！
8年前春節剛過，父親高亦吾臨終前曾非常正式地把全家人都叫到身邊，交代後事。對兒子高肇甫，老爺子只交代了一句話：
你日後可去找周恩來，什麼時候去他都會很好待你。要記住，聽他的安排，跟著他不會走錯路。
話畢，60歲的高老爺子才肯嚥氣。
自從患上腦膜炎後，老爺子說話就不太利索了。但最後這兩句話，全家人都聽得很真切。此時，高肇甫才知道：整整21年了，父親仍然沒有忘記那個在課堂上喊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學生。
圖：高亦吾
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再來看老爺子這兩句遺言，其實有兩點在當時來說是不太尋常的：
第一點：老爺子這話是在1941年春天說的，當時是日本人最猖獗的一段時間，周恩來的名字長期在日本人懸賞捉拿的名單上掛著。他的將來會怎麼樣？誰也不知道。但老爺子那時候就料到了，將來有一天，自己這個弟子一定會有出息，作為老師他篤信這一點。這種眼力，不尋常。
第二點：老爺子最後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是1920年周恩來在天津讀書時，到他說這話時兩人已經是21年不見，但他卻對兒子說“什麼時候去他都會很好待你”。那樣的亂世裡，多少骨肉親情都被辜負了，難道真的會有不因歲月改變的師生情嗎？老爺子篤信這一點。這種相信，不尋常。
既然父親都這樣交代了，那高肇甫自然只能照辦。只是在接下來的8年裡，高肇甫真的不太有機會能找到周恩來。因為多數時候，他只能在各種報紙上看到周恩來的訊息。
直到1949年7月，大局已定，高肇甫知道周恩來在北京了，才寫信給他。在他看來寫這封信就是為了完成父親的心願，至於對方會不會回，自己能不能進京工作，他都是不確定的。
不久，他收到了周恩來的回信，內容概括下來就是4個字：
來京一敘。
高肇甫到達北京已經是數日後了，一進京其實他就後悔了，他覺得自己不該來，原因是：周恩來太忙了。
接待高肇甫的是一位姓楊的秘書，他給了高肇甫50塊錢，還拿了一身中山裝給他換上。並告訴他這都是周總理的安排，只是總理現在太忙了，還騰不出時間來見他。這一等又是數日，直到有一天楊秘書打電話給他，稱總理終於有時間了，讓他趕緊到西花廳來。
就這樣，高肇甫終於見到了總理，因為緊張他甚至一度說不出話來。而周恩來聽到恩師已經離世的訊息，淚流滿面。對此，高肇甫是沒有預料到的。他不清楚總理為何對父親有這麼深的感情，在他看來老爺子不就是一個小地方的窮酸老師嗎？
在接下來長達3個小時之久的談話裡，基本上是周恩來在回憶，而高肇甫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聽眾。正是因為這些點滴的回憶，高肇甫才明白了，為何父親會留下那樣不尋常的遺言。
圖：周恩來
高亦吾是濟南章丘人，1881年出生於一個頗有名望的家族。他是一個奇才，12歲時就讀完了四書五經，16歲就進入了山東高等學堂歷史系。
那時候學歷史的年輕人，多數都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但高亦吾不一樣。他加入了同盟會，組織同學們成立了詩社，只要有空他就帶著同學們走上街頭演講，號召大家一起反清反帝。
這樣的學生濟南當局肯定留不得，於是高亦吾成了抓捕物件，不得已之下他從濟南逃到了東北奉天，在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當歷史老師。這一年是1909年年末，高亦吾28歲。
教一群小學生，對飽學的高亦吾來說，顯然是小菜一碟。唯一讓他覺得不快的是，在這所小學他沒辦法再大談救國之道，這些十幾歲的孩子聽不懂、或者說也沒什麼興趣聽。
直到一年後的秋天，他在課堂上認識了一個帶著南方口音的男生：12歲的周恩來。有時候生活就是這麼有意思，它會以一種當事人想不到的方式，給執著追求理想的人一些特殊的獎勵。周恩來的到來，就是生活給高亦吾最大的的獎勵！
其實剛入學時，周恩來就聽學長們說起過：咱們學校的歷史老師是個奇怪的老師。他在光緒末年就剪掉了長辮子，上課時不穿長衫，永遠是洋裝革履。而且每次講課都愛跑題，不管開始講什麼內容，最後都能扯到反帝反封建之類的革命上去。
雖然早就做好了思想準備，但當週恩來真的來聽高亦吾的課時，還是被震撼到了。激昂的語調、沉痛的話題，一句一字都紮在了周恩來心裡，這些東西是他在老家的私塾從來沒有聽說過的。
多年後，周總理仍然記得有一堂課，高老師說的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那一堂課他和很多同學都聽哭了……
高亦吾講得神采飛揚，周恩來聽得義憤填膺。而且聽完之後，周恩來還總是找到老師，問各種問題。不久後，高亦吾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周恩來：
他是我執教以來碰到的最好學生。
高老師這樣說顯然不只是因為周恩來成績好，而是出於一種知己式的欣賞。他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的小學，能遇到一個聽得懂大道理的孩子。
從那以後，高亦吾會給周恩來講他自己的事：講他當初在濟南搞革命時做的那些大事；講他因為搞革命，連累母親被下了大獄；講他希望將來有機會，還能繼續幹革命……
有時候兩人聊得太晚了，高亦吾就留周恩來在家裡吃飯、在家裡住下。他知道周恩來是剛剛從淮安出來，一直借住在四伯父家裡，每天只有幾個銅板吃飯，所以每次做了什麼好吃的，他都要給周恩來備上一份。
小小年紀的周恩來，雖然聽得懂高老師說的這些大道理，卻並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麼。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高老師帶著學生們一起走上街頭、廣場，他振臂高呼：
韃虜不除，民國不立，四萬萬炎黃子孫誓不罷休。
看著熱情的學子，看著不顧危險的老師，這時候的周恩來才突然理解了他。回到學校，他做了一件讓高亦吾沒想到的事：
剪掉了長辮。
就這樣，周恩來成了學校裡第一個剪掉長辮子的學生。至此，東關模範學校裡奇怪的就不只是一個姓高的老師了，還有一位姓周的學生，兩人都是短髮。
圖：周恩來
正是因為受到高老師的影響，在數天後，周恩來“一鳴驚人”。
那天是一節修身課，上課的是學校的魏老校長。一時突發奇想，他問了大家一個這樣的問題：
請問諸生為什麼而讀書？
學生們給了他很多回答：
為明理而讀書
為做官而讀書
為吃飯而讀書
為掙錢而讀書
這些回答都是再正常不過的，魏校長覺得他們說得挺好。同學們如此踴躍，但一向愛發言的周恩來卻坐在一邊沒有說話。魏校長於是刻意點名，就是這一天周恩來說出了：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這一年，周恩來不到13歲。一個13歲的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老校長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帶著疑惑又問了一次：
你再說一遍，為什麼而讀書？
答案還是一樣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9個字，鏗鏘有力。過了許久，老校長說了這樣一句話：
有志者當效周生！
周恩來在100多年前說的這段話，成為了一代人的座右銘，直到現在這個片段仍被選錄在語文課本中。
後來很多人都覺得奇怪，為何一個小學生，會有這樣的想法，而且後來的幾十年，他會用一生去踐行當年說過的這句話。原因，其實我們可以從高亦吾身上找到。有時候，一個老師對孩子的影響就是一生的。
此後，周恩來成了全校的名人。這一年的10月份，入東關模範學校的第二年，周恩來寫了一篇名為《東關模範學校第二週年紀念日感言》的作文，其中有一節是這樣的：
師之口講指畫，友之朝觀夕摩，何為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鉅之責任耶？……
這是周恩來儲存下來最早的一篇文章。不知大家讀到這段文字，是否能相信這是一個不滿14歲的孩子寫的？
“成偉大人物”在那時，就已經成為了周恩來的人生追求之一。至於何為“偉大人物”，當時小小年紀的周恩來在後一句話裡，是打了一個問號的。而在多年後，他活成了無數國人心中偉大人物該有的樣子。
對於這篇作文，當時國文老師給出的評價是：
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學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學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
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
不久，這篇作文被上海進步書局和大東書局兩大書局同時當成了範文，出版給全國學生看。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周恩來的優秀是從南開開始的。但從這篇作文來看，時間要更早。
兩年後，因為四伯父工作的調動，周恩來要離開奉天了，32歲的高亦吾萬般不捨。他想送學生一件禮物，聽說已經有老師送了詩、畫等。他不想和別人一樣，所以提筆送了周恩來兩個字：
翔宇
這兩個字，就這樣成了周恩來的字。
接下來幾十年裡，周恩來給人寫信時，基本上都署名“翔宇”。翱翔於宇宙，高老師這兩個字取得很大氣，周恩來看完高興得很，也班門弄斧，回贈了老師這樣幾個字：
同心努力，前程萬里指日登！
圖：周恩來
此次分別後，周恩來和高老師就很少見面了。高老師在奉天沒幹幾年，就去了北平，在一個公署任職。
而周恩來，則如願地入南開學校讀中學。期間，他曾留學日本，後又回到南開繼續念大學。雖然在整個讀書生涯，他都很窮，但卻十分活躍。他在天津辦覺悟社，帶著同學們走上街頭，這些當年高老師年輕時做過的事，他也全部都做了。那時候的天津教育界，都知道南開有個姓周的學生，膽子大得很！
一個在北平，一個在天津，周恩來再見到高老師時，是他去北平組織學生活動時。師生再見面，高亦吾只叮囑了一句話：
你在天津創辦的“覺悟社”轟動京畿，據傳你的名字業已在冊，當局聲言要捉拿一切成員，你千萬務必當心！
高老師能說出這番話，周恩來其實是頗為驚訝的，原來這些年老師一直關注著自己的動向。
但在當時的周恩來看來，他現在做的這些事，其實就是和老師10年前在濟南做的事是一樣的。當時老師都敢做，他又有什麼好害怕的。而對高亦吾來說，他是真的擔心，畢竟執教這麼多年來，周恩來是他最好的學生。
回到天津後，高老師的話果然應驗了。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20餘人因抵制日貨、抗議軍警而被天津當局逮捕。
這事傳到高亦吾耳朵裡後，把他急壞了。當時他正在北平公署任職，也就是說他也是政府的人。
39歲的高亦吾，此時上有老母親需要養活，下有一雙兒女需要照顧。這時候如果出手幫周恩來，無疑是要丟飯碗的。但他沒有猶豫，直接趕到天津，要幫一幫自己的好學生。
這個曾經一身傲骨的讀書人，當年自己被追捕的時候，都從來沒有認過慫，如今卻為了一個只教了兩年的學生四處求人。這在我們現在看來，顯然不太容易理解。但在當時，面對周恩來這件事，很多老師都做出了和高老師一樣的選擇。
這些老師裡有能說得上話的教育名流，如南開大學校董嚴修、校長張伯苓；也有像高亦吾這樣的普通老師，如南開體育老師韓慕俠，這位武藝高強的韓老師，甚至跑到了省長辦公室和省長理論。
為何這些人都願意為一個窮學生去求人？筆者認為，這種偏愛其實很大程度上並非因為私交，而是那時候他們已經在周恩來身上，找到了大中華年輕人該有的樣子。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1920年7月17日，周恩來等人被放了出來。這次事件，讓周恩來由天津名人，變成了全國名人。
出獄後，周恩來與高亦吾再次相見了。這次相見的氣氛註定是悲傷的，因為此時的周恩來已經意識到了搞革命是一條怎樣艱辛的路；而驚魂未定的高亦吾，也明白這個學生將來的路不會好走。
這一年，周恩來揮淚告別恩師，登上了“波爾多”號赴歐洲留學。這一年，距離他喊出那一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過去了9年多。
這次見面，是周恩來和高亦吾最後一次見面。在那樣的烽火歲月裡，師生倆的命運其實都被歷史裹挾著。
圖：周恩來
高亦吾丟了在北平的工作，回到了濟南，在省建設廳任職。後因戰亂，又回到了章丘老家，這段時間他的生活變得異常艱難。
但在此期間，他拒絕了很多工作，拒絕的理由在當時很多俗人眼裡，挺“傻”的。
他拒絕縣長郭德夫的邀請，原因是：郭德夫是個親日派。
他拒絕去某公署當秘書的肥差，原因是：公署主人有當漢奸的嫌疑。
別人都不理解，一個窮酸讀書人，怎麼就這麼多窮講究。對此，他就是一句話：
國家蒙難，民不聊生，替敵效勞，實愧堂堂華人國民！
這個話，和當年周恩來在作文裡寫的內容何其相似。所謂知己，大概就是從價值觀的相似開始的。
此後，為了生計的高亦吾自己想辦法，用多年攢下來的錢，在濟南開了一間學館教書。錢雖然賺得不多，但在他看來，至少這錢賺得乾淨！
在接下來的21年裡，直到高老師病逝，周恩來都沒有找到機會去章丘看看他。但在外時，周恩來從來沒有忘記過恩師。
1936年，周恩來因西安事變的事，見到了張學良的秘書陸廣勳。周恩來知道陸廣勳認識高老師，便當場詢問起恩師的狀況，聽說對方也不知道時，周恩來說了這樣一番話：
讀書期間，我對高老師的印象最深，受其影響最大。可以說，假如我少年時代沒有恩師的栽培，就沒有我個人的今天！
這話陸廣勳印象很深，他沒想到一個小學老師，周恩來能記這麼多年。周恩來雖然是個外交天才，但其實並不擅長表達個人感情，甚至對自己的父母他都沒有說過類似“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之類的話。
瞭解了這些，其實我們就能明白，為何他一接到恩師兒子高肇甫的信，就趕緊讓他進京，還一談就是3個小時。對於這位小學老師，他確實有太多的感激。這3個小時的談話裡，周恩來把和恩師過去的種種，都回憶得清清楚楚。
圖：周總理和高肇甫一家合影
會面結束後，周恩來把高肇甫安排到政務院的檔案科工作。雖然只是檔案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但這也是周恩來平生唯一一次，破例給人安排工作。
唯一一次，這個話一點兒也不誇張。周恩來自己沒有兒女，但兩個親弟弟卻都有孩子。周恩來任總理後，對這些親侄子、親侄女立了十條家規，筆者列出其中前5項，大家看一看：
一、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進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過時才可以去看看。
二、外地親屬進京看望他，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住宿費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國務院機關食堂排隊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費，沒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購票入場，不得享用招待券。
五、不許請客送禮。
正是在這樣的家規之下，周家後人全部都低調生活。以其侄子周榮慶一家為例，他們在焦作生活了54年，在這54年裡，連身邊的鄰居同事都不知道他們是周總理的親戚，也不知道周榮慶的父親周恩溥是殉國的烈士。
很顯然，周恩來給高肇甫安排工作，並非出自私情。而是因為他很清楚高家人的風骨，這是出於對他們一家的尊重。對這樣的人，周恩來願意去安排。
當然，高肇甫也沒讓周總理失望。1953年，高肇甫響應號召請求去基層工作，臨行前他又一次見到了周總理。他向總理保證會做好份內的事，不丟父親的臉。總理笑著對他說：
以後不要老總理總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
就這樣高肇甫到了淄博，在那裡兢兢業業工作了半輩子。此後，周恩來一直關心著高家的情況，聽說師母生日，他省吃儉用節約100塊錢，給師母寄去。師母去世時，他又再寄了100元算是安葬費。
圖：周恩來
1976年1月份，周總理病逝，高肇甫很想回京送一送總理，卻收到了鄧穎超的急電：
按恩來遺囑喪事從簡的要求，謝絕一切親友進京。
高肇甫不能違背總理遺願，只能在家裡紀念。晚年的他從單位上退下來後，一直珍藏著總理給他的回信。他覺得這些信是高家的驕傲，是父親和總理師生情的見證。
高亦吾先生，至死都沒有看到周恩來當上總理的那一天，也沒有看到他想要的那個新中國。但筆者相信，1941年春天，當他在彌留之際對兒子說出那段遺言時，其實已經預想到周恩來終將成為他作文裡的“偉大人物”。這份篤定，他一直都有。謹以此文紀念週總理和高亦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