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貶值愈演愈烈，我們還能走出“文憑社會”嗎？
撰文｜王青
近期，“學歷貶值”的話題再次引發關注。在豆瓣“上班”、“985廢物引進計劃”等小組，許多應屆畢業生大倒苦水，各類“清北博士扎堆街道辦”“985本碩銀行網申只敢報櫃員”“四川定向選調第一批只要清北”等討論層出不窮，有年輕人感嘆，“感覺學歷貶值的速度不是層層下沉，而是地崩山摧壯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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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三十年的高校擴招大潮中，我們對“學歷貶值”的現象並不陌生。只是到了當下，高等學歷的含金量越來越低，“雙一流”成為普通大學生不得不面對的就業門檻。與此同時，存在於就業市場的“學歷鄙視鏈”與“就業歧視”也讓這個問題變得更為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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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通脹：
“不夠用”與“沒啥用”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就在《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一書中提出過“學歷貶值”的問題，只是在當時，他用了“文憑的通貨膨脹”這一概念。
《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美]蘭德爾·柯林斯著，劉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文憑的通貨膨脹指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當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簡單來說，就是文憑在求職過程中的含金量越來越低。
根據柯林斯的研究，在美國，高中文憑（接受12年教育）在1940年之前還相對罕見，但到了70年代，高中學位已是家常便飯，在找工作時幾乎一文不值。而大學入學率在年輕人中超過了60%，大學學位也面臨著如高中學位一樣的命運。
40年後的今天，學歷的通貨膨脹現象早已經成為全球範圍的問題。在西方語境之下，教育機構的選拔機制本應指向的是機會的公平，但在越來越多的研究中，教育被證明是階層流通的障礙，在與權力、資本、家庭背景的勾連過程中，它也不再是公平競爭的通道，反而阻礙了正常的選拔機制。
在中國，學歷的快速貶值也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擴招一年比一年厲害。而研究生等高等教育報考人數也年年遞增。根據教育部最新公佈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再次打破紀錄，達到341萬考生報考，較2019年增加了51萬人，增長比例達到17.59%。而在90年代，碩士研究生的報考人數只有24.2萬人。
圖片來源：教育部統計資料
同時，僱主對工作設立的門檻也在逐步提高。大學與研究生學歷不再是優先考慮的條件，而是嚴格的准入門檻。就近幾年的就業情況而言，研究生學歷與985背景成了就業市場的普遍要求。高校教職對學歷的要求更是上升到海外名校博士的標準。
雖然就業市場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但大部分時候，高等教育的訓練卻與工作崗位的技能要求並不匹配。在《文憑社會》一書中，柯林斯進一步指出，“幾乎沒有人研究過在學校裡究竟能學到什麼，以及學到的東西能記得多久。管理和專業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學到的，而商學院和專業學院之所以要求學生完成漫長的課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提高這些職業的地位，在業內人士與門外漢之間製造社會化的功能。”
換句話來說，相比於大部分工作（用大衛·格雷博的話來說，是大部分“狗屁工作”）中用到的技能與知識，人們所接受的教育實際上是過剩的。哪怕擁有高等學歷證書，進入職場之後同樣要接受職業技能再教育。很多時候，高等教育的背景還會成為職場競爭的阻礙。這是因為工作比拼的並不僅僅是專業技能，還包括社會化技能、管理與領導力技能等等。
另一方面，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蓬勃發展，各類收入可觀的網紅博主、自媒體創業者躍入大眾視野。這些新型的職業群體不依靠傳統的教育資歷與工作技能，憑藉自身的創造力與對時代風口的把握，年紀輕輕便光速走紅，實現了傳統幾十年才能完成的財富積累。與此同時，許多高等教育專業與傳統職業技能也在技術的驅動下持續失效，學歷承載的實際效力越來越弱。
在這種狀況下，人們十年甚至二十年寒窗苦讀的結果，只是透過一紙文憑，來向用人單位（這個工作崗位也很可能會在未來消失）證明自己值得被僱傭。為了能夠在畢業後順利進入就業市場，人們投入越來越多時間，花費越來越多金錢資源，卻在畢業時發現，自己的學歷還是不夠用，哪怕是985碩士畢業，總有海歸博士在面試場外等著你；就算你是海歸博士，那些不走教育尋常路的網際網路新貴也先人一步實現了財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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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峻的現實：
定製後代與精英的自我複製
文憑社會的另一個後果，便是教育日益成為爭奪資源的“軍備競賽”。在這場“軍備競賽”中，中產家庭疲於爭奪有限的資源，小鎮青年越來越難以實現階層的逆襲。
近年來瀰漫在中產家庭的教育焦慮，並不是來源於對知識和學歷的迷信，而是來源於階層跌落的恐懼 —— 如果無法在這場學歷競爭中獲勝，就意味著被絕對排斥在高階工作崗位所代表的階層地位之外。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出版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提出，後工業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知識社會。這也決定了社會等級主要以按照技術能力與是否受過高等教育來劃分，階層變遷的主要途徑是教育。在這個社會中，大學學位、專業考試證書、許可證等是高階就業的一個條件。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美]丹尼爾·貝爾著，高銛、王宏周、魏章玲譯，後浪 |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
與農業社會與前工業社會不同，在知識精英統治的社會中，一個人在社會上能走多遠不再是由出身家庭的階級地位決定，而是取決於個體的天賦與努力。也就是說，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夠優秀，肯奮鬥，就能夠實現個人的成功與階層的躍遷。
經過大半個世紀，這種知識精英社會宣揚的機會平等主義卻遭到現實的證偽。耶魯法學院教授 Daniel Markovits 在 2019 年出版的《精英主義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一書中指出，精英主義看上去提供了一個更為平等的成功機會，實際上卻正在壟斷階層上升的通道。
首先，要成為精英，意味著從出身開始就需要匹配相應的精英教育資源。一般來說，以常春藤為代表的美國精英高校不僅對 GPA 有嚴苛的規定，同時還要求申請者有獨特的個性展示、深扎的興趣愛好、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多元的人生體驗。
對於大部分家庭來說，要想讓孩子進入這樣的精英教育系統，不僅需要激勵孩子經歷漫長而激烈的競爭，還需要整個家庭的資源與精力投入，包括高昂的私立學校學費、額外的課外輔導班以及一方家長的全職教育。
透過這些高成本的投入，精英教育體系不僅賦予了他們“精英”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能與教育背景，也為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帶去了普通人難以獲取的眼界見識與社交資本。同時，精英教育背景也是大部分精英工作的准入門檻（在美國的語境下，精英工作通常指代極其有限的高收入階層工作，集中於法律、金融、諮詢、醫學領域）。
哪怕擁有了高等教育學歷，普通家庭的孩子依舊難以在就業市場突圍。在2019年出版《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一書中，美國西北大學管理學副教授勞倫·A·裡韋拉揭示了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是如何共同作用保證了精英階層的統治地位。
《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經營的自我複製》，[美]勞倫·A·裡韋拉著，江濤/李敏譯，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
裡韋拉深入美國起薪最高的行業——投行、諮詢和律所等大型公司，透過考察這些公司的招聘流程，指出了看似能力取向的選拔標準最終只是幫助精英階層完成了自身優勢地位的代際傳遞。他還指出，哪怕上了頂級大學並不意味著已經可以成為社會的上層，同是頂級學校的學生，精英家庭出身的學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國內，不難看到類似的狀況。住在北京後沙峪的全職“順義媽媽”們，在生娃念頭浮現的同時，就開始精心設計起“爬藤”育兒計劃 —— 幼兒園就要進私立，高中開始出國唸書，最後必須順理成章的進入需要高學費、高GPA、高雙商的藤校。沒那麼有錢的中產“雞娃”家庭們則更多透過爭搶學區房、加碼網課興趣班等方式，給自己的孩子配備儘量多的“兵器糧草”，去搶奪所剩不多的精英教育資源。對於普通家庭來說，他們往往對這場“戰爭”有心無力，不得不“輸在了起跑線”。
更為現實的是，這些出身普通的學生成功通過了高考的獨木橋，他們所面臨的依舊是難上加難的未來。某種程度上來說，前段時間討論火熱的“小鎮做題家”們正是文憑系統中的“犧牲品”：身處農村鄉鎮的小鎮做題家們雖然能憑藉題海戰術在高考中突圍，卻幾乎不可能具備與城市中產學生相同的競爭資本。由於缺乏自我表達的信心，他們難以在社交場合如魚得水地交際，導致本就匱乏的人際網路更難拓展升級。最終面臨哪怕大學進了 985，在步入社會之後依舊被淘汰的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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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在這場起跑先越來越前置、成功路徑越來越遊移的競爭中，人們不斷付出更多，但成功的希望卻越來越渺茫，甚至引發更廣泛的“不想奮鬥”“只想平躺”等討論聲。自媒體“燃財經”在《8 位網際網路人講述：2020 年，我為什麼不想奮鬥了》一文中，採訪了那些主動放棄奮鬥的年輕網際網路人。其中一名網際網路從業者講述了自己如何從一個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的“奮鬥狗”，甘心成為一條“閒魚”。一方面，突如其來的不可抗力讓她對未來不再抱有希望，同時，她逐漸認識到，自己並非金融、IT 從業者，想要透過打工賺大錢，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認清了“奮鬥的最好結果也就是維持恰飯而已”之後，她坦言不想奮鬥就是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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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憑社會：
褪去高學歷光環，重定擇業標準
曾經，教育被認為是促進階層流動的最有效路徑。“鯉魚躍龍門”“高考改變命運”的話語激勵了一代代的普通年輕人。然而今天，教育的理想主義光環在消退，對文憑的重視，讓高等教育重新成為精英與中上階層的壟斷工具。
看到這裡，讀者也許會問，這是不是意味著上大學或是追求高等教育已經不再值得？答案顯然不是。無論是指出文憑就業市場會和社會流動硬通貨的柯林斯，還是提出精英教育是精英階層自我複製手段的裡韋拉，這些學者的立意是為了暴露現有教育與僱傭制度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正如《文憑社會》的譯者劉冉在譯後記中所言：
學校並不是獨立於權力和階級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純粹為追求知識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視了教育系統中的文化生產過程與權力關係，就無法意識到它完全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維繫特權和掩蓋社會不平等的工具，這才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危險。
當文憑日益淪為就業市場的硬通貨，柯林斯認為，文憑廢除主義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例如禁止在僱傭過程中要求學歷。文憑廢除主義不是要廢除學校，而是讓學校迴歸其本質的知識生產功能，不再作為生產文憑的工具而存在。在他看來，當教育歧視已經成為維持特定人群階級地位的工具，廢除就業市場的學歷要求才能為真正的教育平等開拓新的方向。
在2019年出版《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一書中，教育學者朱永新認為，在未來，傳統的學校將會消失，並被學習中心所取代。包括高考在內的考試與評價體系也會發生變化。
這樣的激進主義解決方案當然有其空想性質，尤其是在中國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體制下，根據教育來選拔還是一種比根據其他標準選拔更為合理的方法。但柯林斯的解決方案為我們敲響了另一記警鐘：在學術不端頻發、教育資源傾斜的今天，我們需要正視教育系統內部的社會建構、階級衝突和權力關係。
同時，我們都應警惕與反思高學歷的虛假“光環”。在近期的秋招市場，不少媒體報道了非全日制學歷在就業市場中屢遭就業歧視的問題。“非全”研究生與全日制研究生唯一的區別就在於全日制研究生需要脫產學習，而非全可以利用工餘時間完成學業。
用人單位對“非全”的歧視進一步證實了《文憑社會》的觀點——學歷不是專業技能的證明，而是特定崗位的進入門檻。在這樣一個結構性不平等的用人制度之下，年輕人走出大學校園之後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往往並不是因為“你不夠優秀”、“你不夠努力”，而是因為文憑社會中的用人偏見。尤其是狼性競爭文化的影響下，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又被簡化為求職者個人能力的問題。
最後，在個體層面，重定職業選擇的標準也是走出文憑社會的路徑之一。伴隨新興產業正在蓬勃發展，個體的生活、娛樂等技能被賦予更多價值，不再需要和公司平臺牢牢繫結。尤其是在學歷貶值、產業更替的衝擊之下，“高學歷”光環、“鐵飯碗”效應、“一招鮮吃遍天”的工作技能必然遭遇困局。對於年輕人而言，打破單一的擇業標準，注重個人技能的拓展開發可能是更切實際的解決方案。
撰文｜王青
編輯｜走走；青青子
校對｜李立軍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