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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崗軍是隋末農民起義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隊伍，最初瓦崗軍是由翟讓創立當時瓦崗軍幾乎全部是由農民和盜賊組成。後來隨著李密等隋朝叛軍加入瓦崗軍的實力才逐漸壯大起來，強盛時期的瓦崗軍據史書記載擁兵三十萬，並且還有單雄信、王伯當、秦瓊、徐世勣等當世名將。這個時候瓦崗軍的領袖已經由翟讓變成了李密。然而，李密是如何讓瓦崗寨一步步走向滅亡的?
縱觀中國歷史，舉凡朝代更迭、天下大亂之際，往往是英雄輩出、群雄爭霸的時代。隋末大亂之際，一支名為瓦崗軍的農民武裝橫行天下，3年間瓦崗軍威震四方，“胡騎千群，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篙華 自飛”，大名鼎鼎的秦叔寶、程咬金便是瓦崗軍中的大將，乃至單雄信、徐世勣、魏徵等大人物都縱橫其中。
而正是這樣一支風光一時的起義軍，在公元618年突然潰敗。是什麼原因導致瓦崗軍突然失敗?其中又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瓦崗軍首領李密，以及徐世勣、秦叔寶、程知節、魏徵等人，都是隋末唐初大名鼎鼎的人物。瓦崗軍轉戰四方，稱雄河南，摧毀了隋朝官軍主力，成為天下義軍推戴的盟主。然而也正是這樣一支風光一時的起義軍，在勢力達到頂峰後，突然之間風流雲散、無跡可尋。是什麼原因導致瓦崗軍突然失敗?其中又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一、李密的戰略失誤
眾所周知，瓦崗軍的發展壯大與其首領李密、翟讓是分不開的。而其中又以李密為首要人物。在李密的領導下，瓦崗軍破金堤關，殺張須陀，據興洛倉，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由萬餘人發展到數十萬人。終於在大業十三年二月，由翟讓推舉，李密稱魏公，改元永平，正式建立起一個和隋王朝對抗的政權。
而瓦崗軍的失利，可以說也與李密的領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李密出身關隴貴族，家世將門，富有智計。楊玄感叛亂時，他曾加入楊玄感麾下，為其出謀劃策。可惜楊玄感剛愎自用，不聽李密之計，最後被隋軍擊殺。
李密逃亡後輾轉來到瓦崗軍中，在他建議和策劃下，瓦崗軍圍殺張須陀這個死敵，還接連攻城略地，取得隋朝的回洛倉、黎陽倉等幾大糧倉，勢力迅速擴大到二十萬人，成為北方義軍的盟主。此時瓦崗軍逐漸取得河南、山東一帶的土地，實力最為強勁。然而就在此時，李密犯了一個重大的戰略失誤：強攻洛陽。
李密早年參加楊玄感叛亂時，建議楊玄感不要打堅固的洛陽，直接西進關中，佔領長安，而後號令天下。長安是頭顱，洛陽是腹心。兩者相比，打長安顯然是更優選擇，佔據長安後將直接顛覆隋朝的統治，各地隋軍也會跟著土崩瓦解。但遺憾的是此計不售。此時李密自己也面臨一樣的處境，洛陽近在咫尺，王世充率精兵據守，到底打還是不打?
王世充
許多人都建議李密撇下洛陽不打，以主力疾進關中。其中尤以原鞏縣縣令、後來投靠瓦崗軍的柴孝和建議最力。但李密認為，現今瓦崗軍諸將都是群盜出身，又都是山東人，讓他們去打長安，積極性肯定不高。如果把他們留在河南，又恐怕將來割地自守，於是拒絕了柴孝和之議，堅持先打洛陽。這就鑄成了瓦崗軍最大的戰略失誤。
李密所慮固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人心自然是要照顧的。但是隻著眼於此，而棄大局於不顧，明顯地反映出，李密已經不是當初一無所有的李密，部下的數十萬雄兵、幾十州的地盤，他不想白白放棄。弩馬戀棧，李密的性格中的弱點暴露了出來。先打洛陽，對瓦崗軍的影響是致命的。
其一，洛陽位於四戰之地，瓦崗軍佔據的河南亦是四面受敵之地。瓦崗軍雖然兵力雄強，但四面受敵，終歸不利。北有竇建德，南有杜伏威，東有徐圓朗、孟海公等，河東還有李淵，瓦崗軍的實力根本同時應對群雄，當務之急是擺脫這一不利局面。李密自我感覺良好，這無疑是個大錯招。
其二，洛陽嚴重限制了瓦崗軍的機動性。瓦崗軍並沒有成熟的政權基礎，仍然處在流動作戰的狀態。李密堅持以精兵強攻洛陽，一旦交戰便無法迅速脫離戰事。何況洛陽城建設得極為堅固，內外兩重城垣十分高大，強攻很難奏效。瓦崗軍舍長就短，曠日持久地進行攻城作戰，無疑喪失了繼續發展壯大的時機。
二、瓦崗軍與宇文化及交戰糟糕後果
正當瓦崗軍在洛陽陷入與王世充的苦戰時，李密又遇到了一個關係命運的戰略選擇。618年，宇文化及弒殺隋煬帝后，率驍果軍北上返回長安，由於洛陽是通往長安的必經之路。兩虎相遇，鬥還是不鬥?李密的選擇是打宇文化及。這一決定令人難以理解。
宇文化及揹負著弒君的惡名，而且又擅立秦王楊浩為帝，不論於隋朝官方還是於起義軍，都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份兒，放他入關，自然會有人收拾他。最現實的是，洛陽的王世充就不大可能與宇文化及和平相處。
瓦崗軍完全可以讓開道路，放宇文化及入長安，引誘其他力量與其相攻相殺，瓦崗軍躡其後，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從這個意義上說，處理好宇文化及問題，反倒可以抵消進攻洛陽的戰略失誤。
但遺憾的是李密又一次作出了錯誤選擇。他自恃兵力強盛，率部在河南北部與宇文化及惡戰一場，將隋朝最後一支主力驍果軍打得潰不成軍。宇文化及向北逃竄，李密無力追擊，便又收兵回到洛陽，繼續進攻王世充。
只是此時的瓦崗軍已不復昔日之勇。驍果軍是隋軍精銳中的精銳，瓦崗軍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勁兵良馬在戰鬥中極大消耗，從力量對比上看，對王世充已沒有太大的優勢了。就在這兩大戰略失誤之後，李密和瓦崗軍迎來了末日。
三、邙山之戰
王世充和李密在洛陽一帶已前後交戰百餘次，雙方各有損傷，李密的重要謀士柴孝和在與王世充的戰鬥中溺死於洛河，王世充的部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等也死於對瓦崗軍的戰鬥中。在宇文化及事件之後，勝利的天平已悄悄倒向王世充。
李密雖知實力受損，卻沒有認真考慮怎麼作出改變。瓦崗軍沒有建立像樣的政權，沒有固定的府庫，也沒有補給系統，所有糧秣均來自於隋朝糧倉。吃到後來，儲糧浩大的回洛倉也逐漸告罄，李密只好壓縮開支，減少對將士的賞賜。瓦崗軍將士久戰疲勞，又得不到獎賞，軍心日漸離阻。
公元618年九月，王世充率五千兵來決戰。在戰前李密採納了多數將領的正面迎敵主張，卻殊不知此時的瓦崗軍已經在數次大戰後傷及元氣，已不復當年之勇。結果與王世充一戰既敗;而在己部造成受重創後，李密又因初勝宇文化及，驕傲輕敵，不設壁壘，致使王世充部派一支200餘人的奇兵突襲成功，瓦崗軍又敗。
李密打算回到洛口倉城休養生息，就在即將入倉城的前夕，李密的右長史邴元真信心動搖，把瓦崗軍的動向告知了王世充。李密雖已偵知邴元真的情況，卻假裝不知，將計就計，企圖等王世充軍過洛河時半渡而擊之。
然而瓦崗軍屢敗之餘，已無復當初軍紀嚴明、令行禁止的氣象。李密派去偵察王世充進軍的候騎，竟然粗心大意沒有偵察到情況。王世充大眾已然涉洛，李密才倉皇出軍迎敵。結果力不能支，敗走虎牢關。
正是李密一次次的驕傲輕敵，不斷給王世充以喘息、補充的機會，使得原本各有勝算的情況下瓦崗軍戰敗。經此一役，瓦崗軍已再無翻身之可能。邙山之戰失敗後，李密不久便投降唐朝，之後又被殺。
邙山之戰雖然是瓦崗軍失敗的終點站，卻也是在之前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的必然結果。李密的戰略失誤、部隊上下失和、常年征戰部隊元氣虧損等等等等，都致使在中原大地上風頭一時無兩的瓦崗軍，在短短一年之內迅速失敗，走向了滅亡。
為什麼李密百萬大軍失敗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這要從李密集團的構成說起。李密集團脫胎於翟讓的瓦崗軍，翟讓本人是東郡法曹出身，不是什麼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的大豪強，他所聚攏的團隊，其實也是同郡的“土豪”，比如徐世勣父子、單雄信等人，這是瓦崗軍的基礎老底子。
在李密建蒲山公營圍殲張須陀部之後，又吸收了裴仁基這種隋朝舊將，以及秦叔寶、程知節等討捕盜賊的新募武夫。所以，在李密和翟讓於大業十三年火拼之前，整個團隊以李密為首，以翟讓為次，形成了“雙峰”的權力結構。
不過這種權力結構非常不穩定，雖然李密透過佔據洛陽周邊糧倉的戰略，取得了瓦崗軍勢力的瘋狂擴張，並得到了大批隋朝舊官的投效，勢力煊赫一時，投效他的小勢力甚至直達海邊。
但是，由於隋煬帝仍在，並在自己遠赴江都之後，安排最親近的親族鎮守長安、洛陽、太原等戰略要點作為核心支撐的北方防禦佈局，隋朝只是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依託眾多自隋初即經營的國家級糧倉和行宮武庫，完全可以實現自守。
換言之，李密在殲滅張須陀的“討捕”野戰部隊之後，只是阻斷了帝國的血液流動，眾多反叛的郡縣則只是帝國皮肉上的潰瘍，哪怕是瓦崗軍大業十三年春攻破興洛倉之後定章建制，也不過是一個以興洛倉周圍四十里為駐紮地的坐寇組織，只不過是大一點的潰瘍罷了。
隋帝國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堅不可摧，所以，在大業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糾纏在了興洛倉、回洛倉這兩個國家級糧倉的周圍，敗則退歸興洛倉，勝則推進至回洛倉，也就是洛陽外圍。
這番拉鋸，在很多人看來是浪費了“入關”奪去長安的時間，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間的討論已經說得很清楚，關中雖好，他的部下卻是關東人，隋朝的長安防禦並不薄弱，如果打不下來，跟隨他的外圍勢力都會散去，各自稱王稱霸，連此時此刻的聲勢都不會有。
由此可見，李密對於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點洞若觀火，那就是一群“潰瘍”尚不足以與隋朝“總決戰”，而是要在洛陽這個隋煬帝對關東統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透過軍事勝利來製造政治影響，鼓動關東各地的“土豪”反叛。
這一點上，李密的團隊和日後李淵的團隊完全不同，因為哪怕直轄武力之中，仍舊摻雜著翟讓的勢力，更不要說那些不遠千里表示歸順的地方勢力了。
所以，隨著瓦崗軍在洛陽周邊聲勢的壯大，大批的“土豪”和“義軍”表示了歸順，這時才有百萬大軍的聲勢，而直轄的力量也達到了三十萬之眾，革命形勢大好之際，第二大勢力翟讓集團就開始對權力有更大的訴求，無論是翟讓部下王儒信鼓動翟讓成為“大冢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護建立“霸府專權”，還是翟讓哥哥建議翟讓奪權稱帝，都是這種背景下內部出現的雜音。
但是，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局勢根本不一樣，李密對於這時候的外部風險，更加了然於胸，所以他採取了最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就是“斬首行動”，直接在酒宴之上殺死了翟讓，剷除了翟讓親族，併為了團結翟讓的東郡舊部，獨自進入翟讓的軍營，又把翟讓的部隊，分給單雄信、徐世勣和王伯當三人統帶。
問題是，除了王伯當本就是李密的學生，屬於親信中的親信之外，單雄信和徐世勣都是翟讓的“鐵桿兒”，其本部兵馬，自然也就是東郡起兵時的舊人，相當於是很純粹的“地方集團”。
雖然李密透過個人魅力和一番“神操作”避免了更大規模的火拼和內耗，卻並不能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新人”和“舊人”的矛盾，尤其是在戰爭的對手和規模逐步提升為隋朝禁軍主力的層面時，原本習慣於“寇掠”的瓦崗軍難以再打“巧仗”，而只有啃骨頭的“硬仗”。
按照《舊唐書·李密傳》的記載就是：“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眾心漸怨。”翻譯過來，就是李密雖然佔據了大糧倉，不缺吃的，卻沒有府庫物資，甚至於“少衣”，而將士幾次大戰之後沒有得到賞賜，偏偏李密有對新歸附的軍隊待遇優厚，所以，內部逐步怨聲四起。
說到底，李密殺死翟讓與否對瓦崗軍的戰敗影響並不大，他的整個組織的核心問題是沒有完成“官僚化”，也可以稱為“正規化”，以盟主角色統領的個人色彩過於濃厚，這嚴重依賴於統帥本人的“勝利光環”加持。
所以，李密在擊敗宇文化及之後，面對王世充的突襲和引誘，不得不接招，又處於一個難以持續動員和指揮各部的狀態，這種情況，與其說是其內部的將領出現了問題，毋寧說是其基層官兵的普遍性厭戰。
事實上，他部下核心將領的紛紛投降，都是在戰敗之後，而在戰鬥之中，偃師守將鄭頲即遭部下士兵劫叛，而之前一直忙活著和王世充做買賣的邴元真也私下勾引了王世充，這些情況的發生，實質上都與瓦崗軍的物資匱乏有直接關係，也就是“窮”。
“兵”出了問題，失敗情緒和對統帥的質疑不斷傳染，也就導致了整個組織的“雪崩”，說得直白點，就是李密在什麼都沒有做錯的情況下，輸給了大隋朝的制度，因為正是隋文帝開始的聚集天下財賦於京師的瘋狂攝取，造就了整個帝國過於集中的財富佈局。
這種佈局之下，李淵以3萬人起兵，僅僅一個晉陽宮就能獻鎧甲17萬領，等於是一個士兵可以分5副鎧甲，而劉武周佔領一個汾陽宮，就能從一郡的小勢力，擴張為席捲整個河東的狂飆。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個洛陽堅城，不吃掉它，部下會散去，一直啃不下來，部下還是會疲憊、厭戰，這幾乎就成為了一種宿命。
究其原因，仍在於隋文帝時代的戰略佈局，即以關中、河東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範的先征服地，至於江南，乾脆就是自己統治下的假想敵，在此條件下，各種資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經過隋煬帝的運河貫通，仍舊只是資源的攝取地。
所以，李密以這些隋朝的“敵人”為根基構建的反叛者團隊，早就在隋帝國的意料之中，而李淵這個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卻是計劃外的意外，直接導致了整個體系的崩潰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
不過，李密的未能東山再起，卻真的與人事上的敗筆有直接關係，那就是在他戰敗後，即將到達徐世勣鎮守的黎陽時，旁人的勸諫，見《舊唐書·李密傳》：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這個“或謂”是誰說的，已經不可考，卻指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殺翟讓的時候險些弄死徐世勣，真的投奔到他那裡，能活命不?李密也拿不準，所以才與王伯當等人，一同投奔了關中的李唐，可他為什麼不利用自己的舊部縱橫河朔，東山再起呢?
真正的問題就是李密的核心團隊，在對宇文化及的戰爭中損失慘重，又在與王世充翻臉後大敗，王世充這一戰對於整個“瓦崗軍系統”的傷害並不大，但是對於李密作為權力基礎的內馬軍、外馬軍的核心團隊傷害卻實在太大，以至於李密喪失了號令群雄的本錢，更直接的是，乾脆喪失了對自己所剩餘2萬殘部的絕對控制權。
事實上，在討論去向的問題上，李密看似的從善如流，實則是屈從眾意的必然結果，包括王伯當這個絕對親信，都已經站在了“入關中”這一邊，李密基本沒有什麼選擇。
而造成以上一系列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密完全沒有親族的力量，這一點，不要說李淵搞的親子將將，族子將兵的一套，就連王世充也有一群弟弟、兒子、侄子分鎮要津，各個比李密強，畢竟在亂世之中，親族掌軍的可信度，要比外系將領高得多，這可以說是“造反而成帝業者”的標配，而李密就完全沒有，其霸業的土崩瓦解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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