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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最初瓦岗军是由翟让创立当时瓦岗军几乎全部是由农民和盗贼组成。后来随着李密等隋朝叛军加入瓦岗军的实力才逐渐壮大起来，强盛时期的瓦岗军据史书记载拥兵三十万，并且还有单雄信、王伯当、秦琼、徐世勣等当世名将。这个时候瓦岗军的领袖已经由翟让变成了李密。然而，李密是如何让瓦岗寨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纵观中国历史，举凡朝代更迭、天下大乱之际，往往是英雄辈出、群雄争霸的时代。隋末大乱之际，一支名为瓦岗军的农民武装横行天下，3年间瓦岗军威震四方，“胡骑千群，长戟百万。饮马则河洛可竭，作气则篙华 自飞”，大名鼎鼎的秦叔宝、程咬金便是瓦岗军中的大将，乃至单雄信、徐世勣、魏征等大人物都纵横其中。
而正是这样一支风光一时的起义军，在公元618年突然溃败。是什么原因导致瓦岗军突然失败?其中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瓦岗军首领李密，以及徐世勣、秦叔宝、程知节、魏征等人，都是隋末唐初大名鼎鼎的人物。瓦岗军转战四方，称雄河南，摧毁了隋朝官军主力，成为天下义军推戴的盟主。然而也正是这样一支风光一时的起义军，在势力达到顶峰后，突然之间风流云散、无迹可寻。是什么原因导致瓦岗军突然失败?其中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一、李密的战略失误
众所周知，瓦岗军的发展壮大与其首领李密、翟让是分不开的。而其中又以李密为首要人物。在李密的领导下，瓦岗军破金堤关，杀张须陀，据兴洛仓，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万余人发展到数十万人。终于在大业十三年二月，由翟让推举，李密称魏公，改元永平，正式建立起一个和隋王朝对抗的政权。
而瓦岗军的失利，可以说也与李密的领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密出身关陇贵族，家世将门，富有智计。杨玄感叛乱时，他曾加入杨玄感麾下，为其出谋划策。可惜杨玄感刚愎自用，不听李密之计，最后被隋军击杀。
李密逃亡后辗转来到瓦岗军中，在他建议和策划下，瓦岗军围杀张须陀这个死敌，还接连攻城略地，取得隋朝的回洛仓、黎阳仓等几大粮仓，势力迅速扩大到二十万人，成为北方义军的盟主。此时瓦岗军逐渐取得河南、山东一带的土地，实力最为强劲。然而就在此时，李密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强攻洛阳。
李密早年参加杨玄感叛乱时，建议杨玄感不要打坚固的洛阳，直接西进关中，占领长安，而后号令天下。长安是头颅，洛阳是腹心。两者相比，打长安显然是更优选择，占据长安后将直接颠覆隋朝的统治，各地隋军也会跟着土崩瓦解。但遗憾的是此计不售。此时李密自己也面临一样的处境，洛阳近在咫尺，王世充率精兵据守，到底打还是不打?
王世充
许多人都建议李密撇下洛阳不打，以主力疾进关中。其中尤以原巩县县令、后来投靠瓦岗军的柴孝和建议最力。但李密认为，现今瓦岗军诸将都是群盗出身，又都是山东人，让他们去打长安，积极性肯定不高。如果把他们留在河南，又恐怕将来割地自守，于是拒绝了柴孝和之议，坚持先打洛阳。这就铸成了瓦岗军最大的战略失误。
李密所虑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人心自然是要照顾的。但是只着眼于此，而弃大局于不顾，明显地反映出，李密已经不是当初一无所有的李密，部下的数十万雄兵、几十州的地盘，他不想白白放弃。弩马恋栈，李密的性格中的弱点暴露了出来。先打洛阳，对瓦岗军的影响是致命的。
其一，洛阳位于四战之地，瓦岗军占据的河南亦是四面受敌之地。瓦岗军虽然兵力雄强，但四面受敌，终归不利。北有窦建德，南有杜伏威，东有徐圆朗、孟海公等，河东还有李渊，瓦岗军的实力根本同时应对群雄，当务之急是摆脱这一不利局面。李密自我感觉良好，这无疑是个大错招。
其二，洛阳严重限制了瓦岗军的机动性。瓦岗军并没有成熟的政权基础，仍然处在流动作战的状态。李密坚持以精兵强攻洛阳，一旦交战便无法迅速脱离战事。何况洛阳城建设得极为坚固，内外两重城垣十分高大，强攻很难奏效。瓦岗军舍长就短，旷日持久地进行攻城作战，无疑丧失了继续发展壮大的时机。
二、瓦岗军与宇文化及交战糟糕后果
正当瓦岗军在洛阳陷入与王世充的苦战时，李密又遇到了一个关系命运的战略选择。618年，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后，率骁果军北上返回长安，由于洛阳是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两虎相遇，斗还是不斗?李密的选择是打宇文化及。这一决定令人难以理解。
宇文化及背负着弑君的恶名，而且又擅立秦王杨浩为帝，不论于隋朝官方还是于起义军，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份儿，放他入关，自然会有人收拾他。最现实的是，洛阳的王世充就不大可能与宇文化及和平相处。
瓦岗军完全可以让开道路，放宇文化及入长安，引诱其他力量与其相攻相杀，瓦岗军蹑其后，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好宇文化及问题，反倒可以抵消进攻洛阳的战略失误。
但遗憾的是李密又一次作出了错误选择。他自恃兵力强盛，率部在河南北部与宇文化及恶战一场，将隋朝最后一支主力骁果军打得溃不成军。宇文化及向北逃窜，李密无力追击，便又收兵回到洛阳，继续进攻王世充。
只是此时的瓦岗军已不复昔日之勇。骁果军是隋军精锐中的精锐，瓦岗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劲兵良马在战斗中极大消耗，从力量对比上看，对王世充已没有太大的优势了。就在这两大战略失误之后，李密和瓦岗军迎来了末日。
三、邙山之战
王世充和李密在洛阳一带已前后交战百余次，双方各有损伤，李密的重要谋士柴孝和在与王世充的战斗中溺死于洛河，王世充的部将杨威、王辩、霍举、刘长恭、梁德等也死于对瓦岗军的战斗中。在宇文化及事件之后，胜利的天平已悄悄倒向王世充。
李密虽知实力受损，却没有认真考虑怎么作出改变。瓦岗军没有建立像样的政权，没有固定的府库，也没有补给系统，所有粮秣均来自于隋朝粮仓。吃到后来，储粮浩大的回洛仓也逐渐告罄，李密只好压缩开支，减少对将士的赏赐。瓦岗军将士久战疲劳，又得不到奖赏，军心日渐离阻。
公元618年九月，王世充率五千兵来决战。在战前李密采纳了多数将领的正面迎敌主张，却殊不知此时的瓦岗军已经在数次大战后伤及元气，已不复当年之勇。结果与王世充一战既败;而在己部造成受重创后，李密又因初胜宇文化及，骄傲轻敌，不设壁垒，致使王世充部派一支200余人的奇兵突袭成功，瓦岗军又败。
李密打算回到洛口仓城休养生息，就在即将入仓城的前夕，李密的右长史邴元真信心动摇，把瓦岗军的动向告知了王世充。李密虽已侦知邴元真的情况，却假装不知，将计就计，企图等王世充军过洛河时半渡而击之。
然而瓦岗军屡败之余，已无复当初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的气象。李密派去侦察王世充进军的候骑，竟然粗心大意没有侦察到情况。王世充大众已然涉洛，李密才仓皇出军迎敌。结果力不能支，败走虎牢关。
正是李密一次次的骄傲轻敌，不断给王世充以喘息、补充的机会，使得原本各有胜算的情况下瓦岗军战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已再无翻身之可能。邙山之战失败后，李密不久便投降唐朝，之后又被杀。
邙山之战虽然是瓦岗军失败的终点站，却也是在之前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李密的战略失误、部队上下失和、常年征战部队元气亏损等等等等，都致使在中原大地上风头一时无两的瓦岗军，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失败，走向了灭亡。
为什么李密百万大军失败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这要从李密集团的构成说起。李密集团脱胎于翟让的瓦岗军，翟让本人是东郡法曹出身，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的大豪强，他所聚拢的团队，其实也是同郡的“土豪”，比如徐世勣父子、单雄信等人，这是瓦岗军的基础老底子。
在李密建蒲山公营围歼张须陀部之后，又吸收了裴仁基这种隋朝旧将，以及秦叔宝、程知节等讨捕盗贼的新募武夫。所以，在李密和翟让于大业十三年火拼之前，整个团队以李密为首，以翟让为次，形成了“双峰”的权力结构。
不过这种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虽然李密通过占据洛阳周边粮仓的战略，取得了瓦岗军势力的疯狂扩张，并得到了大批隋朝旧官的投效，势力煊赫一时，投效他的小势力甚至直达海边。
但是，由于隋炀帝仍在，并在自己远赴江都之后，安排最亲近的亲族镇守长安、洛阳、太原等战略要点作为核心支撑的北方防御布局，隋朝只是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依托众多自隋初即经营的国家级粮仓和行宫武库，完全可以实现自守。
换言之，李密在歼灭张须陀的“讨捕”野战部队之后，只是阻断了帝国的血液流动，众多反叛的郡县则只是帝国皮肉上的溃疡，哪怕是瓦岗军大业十三年春攻破兴洛仓之后定章建制，也不过是一个以兴洛仓周围四十里为驻扎地的坐寇组织，只不过是大一点的溃疡罢了。
隋帝国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坚不可摧，所以，在大业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纠缠在了兴洛仓、回洛仓这两个国家级粮仓的周围，败则退归兴洛仓，胜则推进至回洛仓，也就是洛阳外围。
这番拉锯，在很多人看来是浪费了“入关”夺去长安的时间，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间的讨论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中虽好，他的部下却是关东人，隋朝的长安防御并不薄弱，如果打不下来，跟随他的外围势力都会散去，各自称王称霸，连此时此刻的声势都不会有。
由此可见，李密对于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点洞若观火，那就是一群“溃疡”尚不足以与隋朝“总决战”，而是要在洛阳这个隋炀帝对关东统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通过军事胜利来制造政治影响，鼓动关东各地的“土豪”反叛。
这一点上，李密的团队和日后李渊的团队完全不同，因为哪怕直辖武力之中，仍旧掺杂着翟让的势力，更不要说那些不远千里表示归顺的地方势力了。
所以，随着瓦岗军在洛阳周边声势的壮大，大批的“土豪”和“义军”表示了归顺，这时才有百万大军的声势，而直辖的力量也达到了三十万之众，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第二大势力翟让集团就开始对权力有更大的诉求，无论是翟让部下王儒信鼓动翟让成为“大冢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护建立“霸府专权”，还是翟让哥哥建议翟让夺权称帝，都是这种背景下内部出现的杂音。
但是，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局势根本不一样，李密对于这时候的外部风险，更加了然于胸，所以他采取了最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就是“斩首行动”，直接在酒宴之上杀死了翟让，铲除了翟让亲族，并为了团结翟让的东郡旧部，独自进入翟让的军营，又把翟让的部队，分给单雄信、徐世勣和王伯当三人统带。
问题是，除了王伯当本就是李密的学生，属于亲信中的亲信之外，单雄信和徐世勣都是翟让的“铁杆儿”，其本部兵马，自然也就是东郡起兵时的旧人，相当于是很纯粹的“地方集团”。
虽然李密通过个人魅力和一番“神操作”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火拼和内耗，却并不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新人”和“旧人”的矛盾，尤其是在战争的对手和规模逐步提升为隋朝禁军主力的层面时，原本习惯于“寇掠”的瓦岗军难以再打“巧仗”，而只有啃骨头的“硬仗”。
按照《旧唐书·李密传》的记载就是：“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翻译过来，就是李密虽然占据了大粮仓，不缺吃的，却没有府库物资，甚至于“少衣”，而将士几次大战之后没有得到赏赐，偏偏李密有对新归附的军队待遇优厚，所以，内部逐步怨声四起。
说到底，李密杀死翟让与否对瓦岗军的战败影响并不大，他的整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完成“官僚化”，也可以称为“正规化”，以盟主角色统领的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这严重依赖于统帅本人的“胜利光环”加持。
所以，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之后，面对王世充的突袭和引诱，不得不接招，又处于一个难以持续动员和指挥各部的状态，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其内部的将领出现了问题，毋宁说是其基层官兵的普遍性厌战。
事实上，他部下核心将领的纷纷投降，都是在战败之后，而在战斗之中，偃师守将郑颋即遭部下士兵劫叛，而之前一直忙活着和王世充做买卖的邴元真也私下勾引了王世充，这些情况的发生，实质上都与瓦岗军的物资匮乏有直接关系，也就是“穷”。
“兵”出了问题，失败情绪和对统帅的质疑不断传染，也就导致了整个组织的“雪崩”，说得直白点，就是李密在什么都没有做错的情况下，输给了大隋朝的制度，因为正是隋文帝开始的聚集天下财赋于京师的疯狂摄取，造就了整个帝国过于集中的财富布局。
这种布局之下，李渊以3万人起兵，仅仅一个晋阳宫就能献铠甲17万领，等于是一个士兵可以分5副铠甲，而刘武周占领一个汾阳宫，就能从一郡的小势力，扩张为席卷整个河东的狂飙。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个洛阳坚城，不吃掉它，部下会散去，一直啃不下来，部下还是会疲惫、厌战，这几乎就成为了一种宿命。
究其原因，仍在于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即以关中、河东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范的先征服地，至于江南，干脆就是自己统治下的假想敌，在此条件下，各种资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经过隋炀帝的运河贯通，仍旧只是资源的摄取地。
所以，李密以这些隋朝的“敌人”为根基构建的反叛者团队，早就在隋帝国的意料之中，而李渊这个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却是计划外的意外，直接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
不过，李密的未能东山再起，却真的与人事上的败笔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在他战败后，即将到达徐世勣镇守的黎阳时，旁人的劝谏，见《旧唐书·李密传》：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这个“或谓”是谁说的，已经不可考，却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杀翟让的时候险些弄死徐世勣，真的投奔到他那里，能活命不?李密也拿不准，所以才与王伯当等人，一同投奔了关中的李唐，可他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旧部纵横河朔，东山再起呢?
真正的问题就是李密的核心团队，在对宇文化及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又在与王世充翻脸后大败，王世充这一战对于整个“瓦岗军系统”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对于李密作为权力基础的内马军、外马军的核心团队伤害却实在太大，以至于李密丧失了号令群雄的本钱，更直接的是，干脆丧失了对自己所剩余2万残部的绝对控制权。
事实上，在讨论去向的问题上，李密看似的从善如流，实则是屈从众意的必然结果，包括王伯当这个绝对亲信，都已经站在了“入关中”这一边，李密基本没有什么选择。
而造成以上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密完全没有亲族的力量，这一点，不要说李渊搞的亲子将将，族子将兵的一套，就连王世充也有一群弟弟、儿子、侄子分镇要津，各个比李密强，毕竟在乱世之中，亲族掌军的可信度，要比外系将领高得多，这可以说是“造反而成帝业者”的标配，而李密就完全没有，其霸业的土崩瓦解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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