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儒家最重要的經典是四書五經，同時科舉考試的考試主要內容也是四書五經。
那麼，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在複習科舉的時候，應該重點抓哪些書呢？或者說在科舉考試中，到底是四書重要，還是五經更重要一點呢？
四書遠大於五經
大部分人覺得四書和五經地位應該是相等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四書的地位遠遠高於五經。
科舉考試的出題範圍，其實在《明史》和《清史稿》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明朝科舉的主要內容是“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明史·選舉志》”
清朝科舉的主要內容則是“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清史稿》”
兩段都提到的四子書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四書，也就是說，明清兩朝的出題範圍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始終是在四書五經之中出題。
但實際上五經的地位遠遠低於四書。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對於這些應試經義的規定是，“士子各佔一經”應試計程車子只需要專精一經即可，這叫做“專經”，說是考四書五經，實際上考的僅僅是四書一經而已。
而且，就這一經，還有很多水分。乾隆五十七年，禮部尚書建議考校《春秋》時，改變以往使用胡安國的註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國的版本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胡安國這個版本能夠用來出題的僅僅數十處，考生不需要熟讀全本，只要記下這數十處出題之處即可。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也會遇到，這幾年藝考生尤其編導專業，凡是提及怎麼看待《紅高粱》，總是眾口一詞，負責考試的老師打斷考生熟練的背誦簡單提問，“你別背了，《紅高粱》的導演是哪位？屬於第幾代導演？”此時原本侃侃而談的考生登時啞口無言。其實這位考生並沒有看過《紅高粱》，只是熟背了有關《紅高粱》的相關問題而已。
即使胡安國的註解的《春秋》本需要研究的地方很少，但在具體的考試時，選擇考《春秋》和《禮記》的考生還是少之又少，以至於《春秋》和《禮記》被稱為“孤經”。畢竟相較於其他三本，這兩本的難度還是太高了。
總之，最終對於五經文的考察就漸漸變得無足輕重了起來，這種重四書輕五經的風氣漸漸流行起來，甚至由潛規則變成了明晃晃的政令，順治年間，御史趙祥星請欽定第一場的四書和五經的題目，禮部也同意了這個建議，但最終，順治帝卻頒佈詔令，“第一場四書題目，候朕頒佈”
從此之後成為定律，四書題由皇帝親自頒佈，而五經題則由主考官自行出題。
乾隆也曾經直言“從來科場取士，首重頭場四書文三篇，士子之通與不通，不出四書文之外”。
總之，自從考官和士子都揣摩上意，感受到了大清重四書輕五經之後，五經和四書的地位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原本對四書和五經的考教都在第一場考試，但等到乾隆年間，五經甚至跌出了首場考試，轉為第二場考試。這無疑又清清楚楚的展現了五經地位之底下。
為什麼四書重於五經呢？
晚清大儒陳澧曾經解釋過為什麼朝廷認為四書比五經更重要，“以尊朱子故也”
顯然，這事和朱熹有關。
要想弄清楚箇中關係，關鍵還得先弄清楚四書五經是怎麼來的。
五經的成書遠遠早於四書，在孔子游學的過程中，他老人家發現有六本書寫的非常好，於是在進行刪改整理之後拿來講課，這六本孔子親手編輯的書有一本不幸失傳，於是只剩下了五本，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經。這五本書雖然不是孔子親手所寫，但卻是孔子親手整理而成。
四書則是孔子之後產生的，其中，《大學》是曾子所做、《中庸》是子思所寫、《孟子》則是孟子和他的弟子所寫，還有一部記載孔子話語的《論語》。
漢代的儒生認為，五經是孔子親自整理，其中蘊含了孔子真意，是最純正的儒家經典，而四書相對而言並不正經。
於是，等到漢朝獨尊儒術的時候，就規定每個儒生都要學習五經，四書並不重要。
那麼四書是什麼時候打了翻身仗呢？
想一下前面陳澧的話。
沒錯，四書地位提高就是在唐宋之際。但要指出的是，四書地位的提高，並非是朱熹的一人之力。而是唐宋之際大批儒家學者發力的結果。
漢朝時儒家獨尊，這種局面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改變了，內生的道家，外化的佛學，都對儒家的地位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儒家早就被推下了獨尊的寶座。
這麼一來，儒家的學者自然要奮起反擊，唐代的韓愈不就以排佛斥道聞名嗎？
漢朝之時儒家為什麼能成為官方認定的唯一學派？
原因很簡單，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名教的理論，提倡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這些都能夠有效的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和統治秩序。因此，也就必然被選擇為地主階級的官方思想。
如今，儒學受到佛學和道學的衝擊，想要統治者再次選擇儒學作為官方思想，恢復儒學榮光，就要發展儒學本身，更加的和統治者的需求相適應。
唐宋之際的儒學大家很清楚這個問題，因此，在發展儒學的過程中，提高四書的地位從而指出一套儒學新的理論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朱熹對四書做了批註，在批註的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這本書叫做《四書章句集註》。
朱熹喊出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讓皇帝非常滿意，朱元璋的反應就非常直白，出題需從四書五經之中而來，但考生的答案必須從《四書章句集註》中來，其目的昭然若揭。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從朱熹丟擲“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之後，儒學的發展就走向了某種可悲的結局。不停的為了迎合統治而閹割自我曾經的學術成果，最終將道德人倫推向極致，反而成為了壓制人性，迎合封建統治的工具，其中對於女子的壓迫尤為慘烈。
小結
因此，科舉考試中，四書地位遠遠大於五經的原因就在於此，四書所代表的的是被朱熹等宋儒改良之後更加適應封建統治的宋儒學，而五經更多的代表被佛道兩家衝擊的漢儒學。
以皇帝為首的地主階級作為統治階級，更加垂青於宋儒學，因此，在皇帝的示意和推動之下，四書的地位從宋至清始終水漲船高。等到清朝甚至不屑與五經在同一場中進行考校。
無論從儒學還是從科舉的角度來說，四書五經地位沉浮的歷程，都值得我們為之思考。譬如說，學術活動中，政治的領導究竟應該處於一種怎麼的狀態？又要透過建設什麼樣的制度來達成這種狀態呢？
作者：未定君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四書升格運動與宋代四書學的興起_漢學向宋學轉型的經典詮釋歷程》 王曉華 束景南
【2】《朱子四書學的羽翼與修正--以元代《四書箋義》為中心》 許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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