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那崇禎後期，內有李闖，外有滿人，朝中黨爭不息，各地天災人禍，千瘡百孔，實在是難以收拾。擺在他面前其實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遷都以避鋒芒，二是同滿人割地議和，“攘外必先安內”，先集中精力收拾了那“闖逆”再以圖後計。當然，還有那被後世知道結果的第三條路，那就是既抗李闖又敵滿清。
其實，自萬曆年的李成梁始，這和談之線一直貫穿於雙方交際之中，雙方各種形式和不同目的的議和活動，就沒有停止過。其間戰爭的勝負是雙方力量較量的結果，而議和活動也反映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無論是當時慷慨誓師要滅大明的努爾哈赤，還是袁崇煥和崇禎，都是將和議列為可選擇的策略之一。
邊談邊打，邊打邊談。事實上，任何一個階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議和都有著不同的具體背景與目的，但是沒有一次、也沒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對於雙方來說，都把“議和”作為最後戰勝對方的一種靈活策略，一種必要手段。但是，自一個叫陳新甲的被殺後，和議之門被大明朝徹底地關閉了，其結果便是後來的大明慘遭亡國之痛。
陳新甲，四川長壽人，萬曆舉人，官定州知州。崇禎元年入為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後受楊嗣昌推薦，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協御清兵。既而進兵部尚書。崇禎帝密使他與清兵圖和議，旋因洩露訊息，輿論大譁。被殺。
從《明史》中對其近兩千言的介紹來看，這陳新甲也就是個文人，按說他科場並不得意，混了半天連個進士也木有混到，僅以一舉人入仕。然其後的仕途倒也還算順利，直做到了僉都御史，但怎麼說也是個負責“糾劾百官，辯明冤枉”，類似於當今紀委的角色。隨著兵部尚書楊嗣昌的推薦，這陳新甲以文行武，當上了監軍，繼而又任兵部尚書一職。
觀有明一朝，這不懂軍事之人監軍可謂傳統，似乎各次重要戰役都有這樣的事發生。當然，主要還是以宦官監軍為多，不過說是大明的傳統也不準確，想那大宋，這樣的事也有發生。應該說，皇帝在沒有親信之人時，只能任用身邊的宦官，在不信任武將時，也只好啟用文人監軍來制約武將。於是，這陳新甲以一文人之身，當上了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兵部尚書。
陳新甲實在是個不知兵之人，後人對其最大的詬病就是在松錦之戰中的失誤，說在開戰之時，洪承疇和崇禎皇帝的意見都認為應該持重緩進，而陳新甲則堅持要求分四道夾攻，於是洪承疇按陳新甲的授意主動進兵，從而遭致慘敗。
其實這種說法是很沒有道理的，以崇禎剛愎自用，疑神疑鬼的性格，如何能聽得進一區區兵部之見。如果硬要說是聽從，那隻能說是同其意見相一致，正中下懷罷了。而洪承疇身在第一線，最瞭解當時的敵我狀況，最有條件做出正確的決策，如果他不同意的話，誰都不可能讓大軍貿然去決戰。
只能說，是洪承疇在崇禎“速戰速決”的重壓下，作出了錯誤的選擇；而陳新甲不知兵，以一介書生之識，起了推波助瀾之作用。如果要將這松錦之敗推諉於陳新甲，那也太抬舉他了，他根本起不了那麼大作用的。
打輸了當然就要另尋他法，此戰雖然以明軍大敗終結，但“殺敵一萬，自損八千”，這皇太極的損傷也慘不忍睹。以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一時也奈何不得大明，而想入主中原，在當時的滿人看來，還屬異想天開之事。所以，他們對明朝的議和表現出很大誠意，也想值此勝機，同明人言和，休養生息以圖後進。
和談的過程曲折複雜，就不在此敘述了，反正最後的結果是雙方簽訂了“意向和約”或者叫“停戰協議”，和約規定，雙方息兵，明朝每年送給滿人黃金萬兩、白銀百萬兩，滿人每年送給明朝人參千斤，貂皮千張。
這一和約正是陳新甲在崇禎秘密授意下進行的，他為此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費盡了心思，然而當此事被外界所知後，陳新甲的厄運便到來了。
和約內容外洩一事，《明史》記載是因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為是塘報，“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然而我覺得不是太可能，一是作為最為機密之事，陳尚書何以能隨手放置於幾而不加任何防範；再者，一小小家僮怎麼可能有能力抄之於塘報而誤傳，要抄也是如師爺這樣的府內智囊所為之事，絕不可能是一灑掃庭院的家僮所為，此事萬不可信。
但洩密是肯定的，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想這“和議”之事乃是大動靜，涉及人員眾多，不可能掩飾得天衣無縫，想必是哪個隨從於無意間洩密，也未可知。
歷代黨爭不斷，而尤以明末為烈。時值明廷東林當道，其勢能直接左右皇權，所以，當時的崇禎也不是想所為就能為的，特別是在這東林黨人站在道德的高度，在他們眼中，議和就等於投降，是有辱國威的可恥行為，同叛國無異。所以，儘管崇禎是想早日簽署停戰協議，但也只能“悄悄地進莊，打槍地不要”。
在國人的印象中，這“議和”二字是萬萬說不出口的，想那南宋之趙構為偏安一事，遭致千古罵名。尤其是作為皇帝是根本不敢有此意向的，即使心中有，那也絕對是口中無。但觀當時明末朝廷之上的東林黨，皆為誇誇其談之輩，說到用兵打仗百無一能，但說到忠孝廉恥卻口舌如簧，慷慨激昂，看似忠誠，實則誤國。
當他們得知朝廷行將同滿人議和時，便大罵陳新甲賣國，抨擊他的無恥行徑。而崇禎皇帝為了面子，也不敢出來解釋，最終只好把陳新甲當了擋箭牌，並下令以賣國罪將陳新甲處斬於市。
就這樣，明朝與滿人議和之事情告吹了，遼東烽煙再起，明朝唯一能緩一口氣的機會也煙消雲散，在內憂外患之下，迅速走上了亡國之路。所以後來崇禎說“百官誤國，文臣個個可殺！”，甚至還懷念起了魏忠賢。崇禎所痛恨的誤國之人，指的就是這一群迂腐文人害了大明江山。
其實想想這崇禎也著實可憐，為了遼東戰事，弄得是身心交瘁，為籌軍餉，身上的龍袍補丁加補丁，連天仙似的陳圓圓都無暇享用。想要息邊患，專心對付內地民變，卻還要看這些“忠義”之臣的臉色，不敢越雷池一步，被逼急了，只好以陳新甲來抵擋，以消洶洶湧來之口實。當然，更可悲的便是這陳新甲了，他為崇禎頂雷，落了個不得不死的悲催下場。
我們現在不能說陳新甲能審時度勢，世人皆濁我獨清，勇於為皇上分憂解難。他只是忖度出了崇禎想和議之心思，努力為之，並取得了成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順利實施，其功不在當年“澶淵之盟”的寇準之下。
可惜，這崇禎是個性格有嚴重分裂傾向之人，所作決斷往往搖擺不定。當這被後世稱為“壬午議和”破產後，直到亡國的最後時刻，崇禎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也許這時他才想起，真是不該殺這陳新甲啊。
也許，這不能怪崇禎無能無情，這是因為歷代傳承之“天朝大國”的觀念，在一幫只尚清談計程車大夫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們對同關外那野蠻外邦議和之事，根本就感覺是“損威辱國”，凡主張議和之人，皆視為“賣國賊”，必欲除之而後快。至於亡國不亡國，那不是他們所慮之事。
當年袁崇煥以“謀款通敵”之罪被磔，楊嗣昌主和亦一直被群臣非議，閣臣錢龍錫也以“密謀主款”之罪長戍不赦。在這種“議和即誤國”的叫嚷聲中，出現了“一日不戰”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處於被動、受誤解、受譴責、遭圍攻的地位。所以，這陳新甲與清盟約，當然難逃被殺之厄運，儘管這是秘奉皇帝命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