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代表了人類情感的交流、文化的溝通理解；語言讓人擁有溫柔與脆弱的人性。正在上映的《波斯語課》以語言構建了烏托邦——既是德國軍官科赫在未曾泯滅殆盡的人性下，對詩和遠方的嚮往；也是猶太人吉爾斯面對苦難現實，不得不“見招拆招”的避難所。
《波斯語課》改編自德國編劇沃夫岡·柯爾海斯根據真實事件寫成的短篇小說。影片講述二戰期間，猶太人吉爾斯在被送往德國的一個集中營途中，生死關頭謊稱自己是波斯人，暫時躲避了被槍決。之後他被帶到想學波斯語的德國軍官科赫那裡，教後者波斯語，對波斯語一竅不通的吉爾斯只能憑空捏造出一門語言。影片在吉爾斯每日編造不存在的波斯語與德國軍官科赫醉心於虛妄的語言文字中推進。極強的戲劇性情節令人對主人公的命運揪心不已。
以人性角度反思二戰不乏優秀影片，而以語言文字為切入點的作品，《波斯語課》之外，還有《朗讀者》。後者中的集中營女看守漢娜目不識丁，但渴望文化知識。戰後審判上，她寧可認下不實罪名，也不願意暴露自己不識字的真相，因為那對她來說是更大的恥辱。而在這部《波斯語課》中，波斯語這門神秘、歷史悠久的語言，寄託了德國軍官科赫的烏托邦理想——與兄弟重逢在遙遠的國度，那裡沒有戰爭，但有一間德國小餐館，有愛有食物，可以幸福度日。
用語言作為一種象徵勾畫戰爭環境下人的精神烏托邦，是這部影片的著眼點。基於這樣的角度，我們就能理解，吉爾斯逃過槍決被帶到科赫辦公室，科赫要考察他，讓他說兩句波斯語聽聽。吉爾斯思忖片刻後說：“人們看見夕陽漸漸西下。當天色突然變暗的時候，還是會害怕。”這時，我們看到科赫有一個深長的微笑鏡頭，這在第一次見到吉爾斯，還不確定他的真假時，是不符合常理的，這也說明，其實科赫在第一時間就相信了眼前這個人，因為他早就準備好要接受、相信，因為這語言是他深陷戰爭罪惡中的救贖，是一線生的希望。同樣，剛剛死裡逃生的吉爾斯，按道理也不可能說出如此詩意的句子，這些都是導演人文角度的訴求。之後的片段裡，科赫問吉爾斯“我愛你”用波斯語怎麼說，以及用他學到的不存在的波斯語作優美的詩。波斯語是科赫隔絕殘酷現實的保護層，他睡覺的時候在床上背誦；白天對著窗外操場上被奴役的猶太人練習——他對暴行視而不見，他只想躲在這文字搭建的脆弱的堡壘中。這讓他在感覺到有可能被吉爾斯欺騙了之後，瞬間暴怒，在同僚面前失態地痛打吉爾斯；也讓他在以為錯怪了吉爾斯之後，不避嫌地挽救對方的生命，並在之後對吉爾斯（他代表的波斯語）發展為依賴甚至是臣服的感情，這時候我們看到畫面上是吉爾斯坐著，科赫站著，一改影片開始科赫居高臨下的姿態。吉爾斯說，“你已經學習了1500個單詞，讓我們來檢查一下”，這時的科赫是侷促的，吉爾斯變成了主導者，問科赫叫什麼名字、母親的名字是什麼，慢慢地，科赫對吉爾斯訴說了自己的家世，殘疾的父親、貧困的生活，因為加入了納粹，兄弟再也不理他，逃亡德黑蘭……
烏托邦註定是要幻滅的，更不用說建築它的語言瓦塊是用被殺害的一個個猶太人的名字的詞根組成。當吉爾斯在盟軍營地，慢慢背誦出2840個消失的鮮活生命的名字時，震撼了所有在場的人，也讓壓抑了兩個小時的觀影情緒一下有了宣洩的出口。當然，科赫也註定不可能抵達他的烏托邦國度，在海關因奇怪的語言被認定是德國逃犯被擒。幻想破滅的瞬間，科赫徹底崩潰。
文/考拉
來源/新民晚報
編輯/賀夢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