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留守井岡山，鄧萍負傷，2位參謀長接替，雙雙犧牲
彭德懷和他的十大戰時參謀長之二
在彭德懷的戎馬一生中，有十大參謀長輔佐其戰鬥，分別是鄧萍、陳毅安、劉之至、葉劍英、肖勁光、左權、滕代遠、張文舟、閻揆要、解方。前文介紹了鄧萍，本文介紹第二位陳毅安、第三位劉之至。
陳毅安任彭德懷參謀長的時間，是1929年2月至當年3月。
說起來，陳毅安與彭德懷還頗有淵源。彭德懷剛入伍在湘軍第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當兵的時候，旅長是陳嘉佑。陳嘉佑曾參加華興會，華興會以首領黃興諧音命名，主要成員是湖南人。
1905年，華興會、興中會和光復會三大革命團體合併為同盟會。所以陳嘉佑是蔣軍的元老，但他同時人品很正直，對蔣氏的行舉極為反感，是一位反蔣最激烈的湖南軍界名士。彭德懷當兵兩年後成為班長，陳嘉佑就離開了湘軍。算下來，陳嘉佑是彭德懷的老上級。陳嘉佑不一定認識初出茅廬的彭德懷，但彭德懷對這位老上級還是很敬佩的。而我們要介紹的陳毅安，正是陳嘉佑的四弟。
陳毅安出生於一個鄉村教師家庭。1920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24年6月入黨。1926年1月，他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0月軍校畢業後，他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教導師三團三營七連任黨代表。1927年9月，陳毅安隨部隊參加秋收起義。三灣改編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團一營副營長，並隨部隊到達井岡山。
1928年8月，已是紅四軍第三十一團副團長的陳毅安率一個營奉命駐守井岡山根據地，他親自操炮，以僅有的三發炮彈打退了蔣軍的重兵圍剿，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毛主席《西江月·井岡山》一詞中的“黃洋界上炮聲隆”的名句，就是讚揚驍將陳毅安的。同年12月，陳毅安在永新煙江與蔣軍作戰時，小腿中彈負傷。
1929年1月，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合後，根據柏露村會議決定，朱、毛率紅四軍主力突出井岡山，在外圍尋機作戰，彭德懷、滕代遠指揮剛到井岡山的紅五軍和紅四軍王佐部守衛井岡山。
為加強紅五軍守衛井岡山的力量，熟悉井岡山環境和有軍事指揮才能的陳毅安、劉之至等人被調至紅五軍，協助紅五軍守山。陳毅安任紅五軍副參謀長。在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時期，彭德懷任總指揮，陳毅安任前沿總指揮。在戰鬥準備階段，陳毅安陪同彭德懷等人勘察了井岡山的周圍地形、地貌，並對兵力、火器配備進行了就地佈置，構築了以在地上打入在火中烤過的竹籤作為陣地前沿障礙的“竹釘防線”。雖然守山的紅軍頑強地抗擊了蔣軍的多次進攻，但終因蔣軍利用一個反水的當地農民抄了井岡山守軍的後路，井岡山最終失守。
陳毅安隨紅五軍突圍，在突破蔣軍最後的大汾封鎖線期間，陳毅安帶領一個大隊撕開蔣軍的口子後，留下斷後，掩護部隊衝出了最後封鎖線，左腳又負傷，但仍隨軍行動。同年2月中旬，紅五軍參謀長鄧萍養傷離隊，陳毅安轉任紅五軍參謀長。這時候，紅五軍政委滕代遠也因傷與鄧萍一起離隊，陳毅安正是在彭德懷最需要有人分擔行軍、作戰重擔的時期出任參謀長一職的。3月下旬，陳毅安因腿傷嚴重，需要擔架抬著隨軍行動，實在無法適應頻繁的艱苦轉戰。彭德懷特批陳毅安回家休養，並囑咐他回家後好好養傷，待機再去找他歸隊。可見，陳毅安短暫地任職了紅五軍參謀長一職。
1930年7月初，鄧萍奉彭德懷指令找到陳毅安歸隊。陳毅安一諾千金，告別結婚僅七個月的妻子李志強，擔任了新成立的紅三軍團第八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此時，紅三軍團正準備攻打長沙。7月22日，紅三軍團向長沙出發的蔣軍進攻部隊發起攻擊，經陳毅安請戰，彭德懷親自給陳毅安寫了手令，命令陳毅安指揮紅一縱隊攻打蔣軍瀏陽河河防重要據點榔梨。7月27日，陳毅安率部經激戰攻佔榔梨，為紅三軍團進攻長沙掃清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障礙。
7月28日清晨，紅三軍團掃清了城內守敵，佔領長沙全城。此役消滅蔣軍八千餘人，俘虜團長以下官兵近三千人，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8月3日晚，湖南軍閥何鍵集結重兵，在串通好的十餘艘軍艦掩護下，以十五個團的兵力分兩路渡過湘江，合擊長沙。
8月5日拂曉，蔣軍開始進攻。長沙北門隨即被突破，西面湘軍也強渡湘江擁入市區。彭德懷遂令紅十六軍在榔梨設防，保護該處浮橋，維護退路安全。他親自指揮紅八軍等部邊阻擊，邊交替掩護，儘量爭取時間讓地方組織和農民撤離。陳毅安接令後，率部趕往烏梅嶺組織防禦。但在半路上遇見彭德懷帶著小股隊伍趕來，彭德懷告訴陳毅安：軍團政治部尚在城中，軍團總政委滕代遠、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都不見出來，得趕緊去接應他們。陳毅安毫無畏懼，即將所部一分為二，由彭德懷、陳毅安各率一支，乘勢攻入城內，救出了被圍困的紅三軍團政治部百餘人。接應軍團政治部成功後，彭德懷又指令陳毅安迅速率部前往紅三軍團撤離長沙的重要通道新河組織防禦。
新河是紅三軍團全線撤出長沙的通道。陳毅安指揮紅一縱隊在新河、經武門、瀏陽門等地域與蔣軍激戰，大部分紅軍得以安全撤離。8月7日拂曉，陳毅安在指揮部隊轉移時，不幸腰中四彈，血流如注，英勇犧牲，年僅25歲。
1939年秋，四處打聽陳毅安的下落的陳毅安妻子李志強，曾給毛主席寫信。因為陳毅安是彭德懷的部屬，毛主席將李志強的信件轉彭德懷回覆。李志強遂請求去延安工作，彭德懷回信表示歡迎，並寄去200元大洋的路費。1940年春，李志強帶著與陳毅安的遺腹子陳晃明啟程匆匆奔赴延安。然而，在去火車站的路上，母子雙雙被特務逮捕。出獄後，母子二人在長沙，頑強撐到全國解放。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李志強寫信給彭德懷，不久收到彭德懷從蘭州的來信，說：“你和晃明8月26日的信收到了，你們母子熬過10多年艱苦生活，始終嚮往革命，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關於你們目前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問題，我已電告湖南黃克誠同志，請予關照，如有困難，可和他們面談。”
1951年，彭德懷又協調按規定，將烈士遺屬李志強及陳晃明接來北京，並親自到李志強家，詳細講述陳毅安犧牲的經過，共同緬懷陳毅安。李志強被安排在北京電信局工作，陳晃明上學的費用，由彭德懷負擔。1955年，陳晃明從北京工業學院畢業，留校任教，並留學前蘇聯，後成為知名的工程光學專家。
1958年，已是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看完李志強呈遞的54封陳毅安烈士的親筆信時，十分感慨陳毅安在建黨初期和革命時期的獻身精神，於是安排秘書長黃克誠將這54封書信列印成冊，命名《陳毅安烈士書信集》，並欣然揮毫題字：“生為人民生的偉大，死於革命死得光榮！”
1959年後，彭德懷移居北京西郊掛甲屯，很少見人，但李志強和陳晃明夫婦及其兒子卻一直是他家的座上賓。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逝世。李志強、陳晃明帶領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醫院門前馬路上徘徊很久，最後，找到一處距他遺體最近的地方默哀。
陳晃明心潮起伏，想起彭伯伯和父親的戰友之情，以及他對自己一家無微不至的關懷，久久不能平靜。
彭德懷的第三位參謀長是劉之至，任職時間是1929年3月至1929年7月中旬。
劉之至，字映軒，別號士英，曾用名志治、智志，1901年2月26日出生於湖北黃梅縣東山五祖鎮劉嶽村一個農民家庭。
1925年初，劉之至奔赴廣州，報考黃埔軍官學校第三期，被編入步兵科學習。劉之至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入黨。1926年初，劉之至畢業，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1927年，劉之至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南昌起義部隊在廣東潮汕地區遭受重創後，劉之至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經過閩、贛、粵邊境，轉入湘南堅持鬥爭。1928年4月，劉之至隨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寧岡礱市，會師後編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1929年1月，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合後，根據柏露村會議決定，朱、毛率紅四軍主力突出井岡山，在外圍尋機作戰，彭德懷、滕代遠指揮剛到井岡山的紅五軍和紅四軍王佐部守衛井岡山。為加強紅五軍守衛井岡山的力量，熟悉井岡山環境和有軍事指揮才能的時任紅四軍第二十九團參謀長劉之至和陳毅安等人被調至紅五軍，職務不詳。
1929年1月底，井岡山失守後，劉之至協助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從荊竹山附近突圍，擊退蔣軍追擊、堵擊，突出重圍，經遂川入上猶、崇義、大餘、信豐、南康、贛縣等地追趕紅四軍，在異常艱苦情況下，沿途還打了不少勝仗。
1929年3月下旬，因紅五軍參謀長陳毅安回家養傷，劉之至接任紅五軍參謀長。隨後，劉之至協助彭德懷、滕代遠轉戰贛南，向紅四軍活動區域靠攏。3月底，紅五軍攻佔瑞金城。4月1日，朱、毛率領紅四軍也來到了瑞金，兩軍第二次會師。5月初，根據前委決定，紅五軍率部回到井岡山，與湘贛邊區特委領導邊區軍民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5月中旬，彭德懷、劉之至率紅五軍和紅四軍王佐部，挺進湘東南。酃縣、桂東不日即克，但所獲物資不多，遂向廣東境內的小商埠城口攻擊，亦獲成功。彭德懷、劉之至得知城口以東物茂資豐的南雄無正規軍守衛後，又率部攻佔南雄。此行所獲槍彈、資財頗多，尤以買得蘇區匱乏的大量西藥及鹽、布等令人欣喜。
7月初，紅五軍返回湘贛根據地，集結於蓮花、永新、寧岡三縣交界處休整。彭德懷和劉之至將紅五軍重新進行了整編，全軍編為兩個縱隊，每個縱隊轄四個大隊。縱隊長分別由李燦、賀國中擔任，軍直轄一個特務大隊。
紅軍整編沒幾日，湘贛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召開聯席會議，一心想擴大根據地的特委書記鄧乾元提出紅軍應向外發展，攻打安福的建議，遭到彭德懷的極力反對。彭德懷認為安福城城堅難破，地形不利，且其周圍的吉安、永新、蓮花城均駐有蔣軍主力，在其腹地作戰，勢必冒遭三面圍攻之險。劉之至非常擁護彭德懷的意見。但可惜與會人員絕大多數都贊成鄧乾元的意見，希望攻取安福後能迫使永新、蓮花兩縣的蔣軍不戰而退。彭德懷他們在會上顯居劣勢，孤掌難鳴，只得遵命執行。
7月中旬，紅五軍從永新出發，經過蓮花和安福交界的寅陂橋，計劃在寅陂橋宿營。不料蔣軍的工兵營和靖衛團一部也到了寅陂橋，雙方進行了遭遇戰。紅軍經3小時激戰，終於將蔣軍打垮，然後乘勝追擊逃向安福縣城的蔣軍殘部。
寅陂橋距離安福縣城有三十多里，紅五軍一直把蔣軍殘部追到安福縣城，但殘兵逃進城後，緊閉城門不出。當時，彭德懷、劉之至決心乘勝把安福縣城一舉攻下，無奈安福縣城城牆高大而又十分堅固，蔣軍死守不退，紅軍想盡辦法攻城，結果未能成功。這時，大雨傾盆，護城河頓時灌滿了水，對紅軍攻城極為不利，於是彭德懷和劉之至決定沿來路撤退，全部開往寧岡。可為時已晚——紅軍在沿路返回時陷入了蓮花、永新、安福三地蔣軍預先設定的埋伏之中。幸得他們及早發現，指揮部隊奮力殺出一條血路，才突出重圍。
安福戰鬥規模不大，但紅五軍損失慘重。軍參謀長劉之至、縱隊長賀國中和五個大隊長犧牲，另一個縱隊長李燦負重傷，其餘幾個大隊長也都負傷，傷亡300餘人。這對剛剛才有一點生氣的紅五軍來說不啻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是紅五軍成立以來指揮官損失最大的一次作戰。
劉之至犧牲時，年僅28歲。劉之至犧牲後，由彭德懷親自主祭，將烈士遺體安葬在楊溪壩。40多年後，彭德懷提起此事還惋惜不已。
在這裡，有必要對陳毅安、劉之至二位烈士留守井岡山時期的職務情況作一簡單的分析。很多文章提到，當時劉之至、陳毅安調任紅五軍參謀長，並有毛、朱與之談話等等，我個人對此說法不敢苟同。
一是鄧萍當時是紅五軍參謀長，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鄧萍被調離或被降職；二是鄧萍在任，紅五軍和紅四軍剛會合，如此調整，於情於理難以信服；三是紅五軍和紅四軍會合後，彭德懷自願將紅五軍暫編為紅四軍第三十團，彭德懷、滕代遠分別任紅四軍副軍長兼紅三十團團長、紅四軍副黨代表兼紅三十團黨代表。所以，留守井岡山這一時期不存在紅五軍，也就無所謂紅五軍參謀長的職位。
那麼，陳毅安、劉之至可能的情況是什麼呢？
首先，陳毅安、劉之至確實隨紅五軍留守井岡山，並由於他們在黃埔軍校接受了正規的軍事學習和訓練。在紅軍中的實戰經驗和在紅四軍的團級任職，以及對井岡山地形、地貌、敵情的瞭解，他們在留守井岡山期間，和彭德懷等人一起參與指揮了艱難的守衛井岡山及隨後的戰鬥，並充分體現出了他們堅定的信念、頑強的作風和指揮才能，因此，他們才得以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下脫穎而出，先後被任命為紅五軍參謀長。
陳毅安、劉之至隨紅五軍留守井岡山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都是當時設在茅坪的井岡山紅軍學校的兼職軍事教員。紅五軍和紅四軍會合後，紅軍學校和紅五軍的隨營學校組成了新的紅軍學校，原校長陳毅隨紅四軍主力突圍離開了井岡山，由彭德懷兼校長。因為該校未隨紅四軍主力行動，而是留下來和紅五軍一起守衛井岡山，並在與二十倍於己的蔣軍的戰鬥中，全體教員、學員都作為戰鬥員投入了戰鬥。
二是陳毅安、劉之至出任紅五軍參謀長的時間問題。根據前述觀點及有關資料，陳毅安調到紅五軍，應該是紅四軍準備突出井岡山的時候，職務是紅五軍副參謀長，這個基本無異議。劉之至大概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共同協助彭德懷、滕代遠、鄧萍等人進行了守衛井岡山的防禦準備和防守戰鬥，並隨紅五軍主力撤離井岡山。1929年3月，鄧萍、滕代遠等在小密離隊養傷後，由於頻繁的作戰，參謀長一職不可或缺，作為副參謀長的陳毅安升任參謀長，但陳毅安由於腳傷，無法隨軍行動，彭德懷檢視後，特批其回家養傷。這樣，陳毅安僅僅出任紅五軍參謀長一個月左右。1929年3月下旬最遲4月，劉之至接替陳毅安出任紅五軍參謀長。同年7月，劉之至在安福戰鬥中壯烈犧牲。
以上可以看出，陳毅安、劉之至先後出任過紅五軍參謀長是毫無疑義的。但由於紅軍初創時期及惡劣的戰爭環境，很少有可能找到任命書、通告、命令、報告等書面的直接證據。這一時期主要的證據大多是當事人的事後回憶，況且這種回憶大多帶有主觀、客觀的色彩，涉及陳毅安、劉之至先烈的這一時期任職的資料很少，因此有各種的說法不足為奇。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的紅軍指戰員有著非常崇高的革命信仰、強烈的革命精神和高漲的革命熱情，對職務的高低從不計較，完全看能力和革命事業的需要。紅軍參謀長既是指揮員，又是衝鋒在前的戰鬥員。拿某些人的價值觀來說，是個吃力不一定能討好的活。從今天來看，陳毅安、劉之至在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的至暗時刻，可以說是臨危受命出任紅五軍參謀長的，這不僅是他們才能的體現，更是革命軍人的責任和擔當！
以上，僅是我個人的粗略分析，也可能存在一些謬誤。期待有識之士指正。陳毅安、劉之至等先烈英年早逝，甚為可惜。斯人已逝，精神永不朽！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青春最厚重的底色是奮鬥，最可貴的精神是拼搏，別在最好的時光裡選擇安逸，人生越懶，越安逸，你就越可能錯過美好的風景。雖然苦過之後不一定有甜，努力過之後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的人生希望更加渺茫，就像一潭死水。不努力的人生，一眼看得到頭，蒼白到連新的風景都沒有，那才是真正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