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讓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的重農抑商政策，為何能盛行2000多年？

翻開中國經濟史就會明白，中國從戰國到清朝的2000多年時間裡，一直在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就算是經濟政策最開放的唐宋時期，重農抑商也並未被放棄，只是被放鬆。放眼全球，中國並非是唯一的重農國家，但是中國絕對是最典型的重農抑商國家。重農抑商對中國的長期穩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緩慢，最終造成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那麼，中國的歷朝歷代為什麼都堅持這個政策呢？

一，中國傳統經濟的封閉性、自足性，導致中國的物資基本依賴於本國農業生產

古代世界的文明主要分為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商業文明。遊牧文明的生產力最不穩定，他們需要周邊的文明提供物資，並且充當各大文明的交流的中轉站，因此遊牧文明十分依賴於商業。商業文明主要興起於地中海，這些地區糧食產量無法自足，需要生產大量的手工業品到海外貿易，以換取糧食，因此工商業成為了商業文明國家的立國基礎。而農耕文明由於能夠出產基本的生活物資，因此是最封閉、保守的文明。不過西亞北非地區由於氣候乾燥，這裡的經濟以綠洲農業為主，因此森林資源等嚴重匱乏，因此中東的國家都必須依賴對外貿易來補充本國的物資。

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情況都不太一樣。中國位於東亞大陸的東端，以季風性氣候和大陸性氣候為主，十分適合農業生產。從地理上看，中國東有煙波浩渺的太平洋，西有茫茫無際的沙漠，北有積雪千里的西伯利亞，南有瘴氣不開的熱帶雨林，整個中國成為了一個相對封閉、獨立的地理單元。而中國內部面積很大、地形複雜、氣候多樣，使得中國的資源十分豐富，對外的依賴程度很低，這也就使得中國的經濟的獨立性是亞歐大陸上各國中最強的。

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導致了中國的對外聯絡相對較少。中國古代雖然開通了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但是對外貿易的規模始終是有限的，難以達到地中海世界各國貿易的頻繁程度。這也就是使得中國古代很難透過對外貿易來補充國內最需要的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中國能夠在對外貿易中獲得得必需品就是馬匹，因此茶馬貿易一直都未被禁止，其他的貿易就是可有可無了。

因此，中國古代無法像希臘羅馬那樣在對外貿易中獲得大量的海外物資，只能依賴於本國的農業產生。而工商業只是起到調節的作用，也就是加速資源流通的作用。這就讓中國出現了一種思維，那就是農業為本，工商為末。《管子》一書提出“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也就是如果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減少了，那麼社會物資就必定會減少。而中國又是一個物資的消耗大國，頻繁的戰爭、大型土木工程的修建、官僚貴族的奢華享用都需要大量的物資來保證。因此，歷朝歷代都必須保證大多數百姓從事於農業生產，防止百姓流入工商業領域。

二，農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國家財政、徭役的來源

中國是一個農耕文明國家，中國的絕大部分百姓都是依賴農業為生。如果農業生產不穩定，農業生產遭到破壞，那麼整個的社會生產力也會遭到破壞，導致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導致王朝滅亡。另外，農民的經濟生活基本被束縛於土地上，活動範圍小，十分穩定，而商人的活動範圍大，流動性也大。治理農民的成本比管理商人的成本小了很多，因此國家寧願更多的人是農民，而不是商人。到了明朝時期，朱元璋甚至頒佈政策，不準農民離開土地50公里，不準改變戶籍，這也是為了限制人民的流動，以增加社會的穩定性。

由於中國的資源基本出產於農業，因此中國在戰國時代就出現了一些“重本抑末”的思想，也就是提出讓全社會分為兩大階級，以農民為主的階級負責生產，官僚等負責治國，而商人和手工業者呢，那就是可有可無。對於國家來說，保障農業能夠穩定發展，那麼就可以從得到源源不斷的糧食、賦稅和兵源，而靠著這些資源，又能夠養活大量的官僚隊伍，維持大量的軍隊，以維護整個國家的有效統治。孟子曾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

商鞅是中國第一個全面實踐重農抑商的改革家，他的變法顯得十分極端。他認為，整個國家的產業那就只有農業，民間的商業、手工業、文化、藝術等應該全面被禁止。商鞅鼓勵農民開墾土地，然後徵收賦稅和徭役。農民要麼就一輩子被束縛於土地上，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要麼就當兵打仗，取得軍功，轉化為地主，進入官僚系統。這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政策，他試圖讓整個國家變成一個戰爭機器和農業勞動所。如果我們再去看2000年後朱元璋的思想，就會發現商鞅的思想一直在明朝還是被繼續執行。

勸課農桑

以這種農耕文明和經濟思想為基礎，中國出現了兩種主流的社會思想，那就是法家和儒家。雖然兩大思想家在治國理念上存在衝突，但是兩家在本質上卻是一樣的，那就是維護上層貴族和君主的利益。因此，兩家在經濟上都主張重農抑商。法家的思想相對粗暴，主張以暴力手段將農民限制於土地上，而儒家相對溫和，提出“重義輕利”“學而優則仕”等經濟思想，將手工業視為“奇技淫巧”，將商業視為“左道旁門”，在思想上灌輸工商業卑賤的意識。西漢時期，儒法思想實現了合流，成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

三，透過重農抑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實現國富民弱

一般而言，古代王朝雖然打壓商業，但是不至於完全取代商業，因為商業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流動的作用。秦朝時期，對工商業的打壓十分嚴重，成為了加重社會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漢前期，吸取秦朝的教訓，放寬了對民間商業的控制，於是民間工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商業人群的勢力迅速增長了。

但是，商業群體勢力的增長又和國家統治者的利益發生了衝突。例如，商人在獲得大量的資金後，就將這些資本投資於土地，加速了土地兼併和社會的分化。商人的富裕的生活對農民產生了巨大的誘惑，使得許多農民也脫離戶籍，下海經商。這不利於整個社會的物資生產，也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商人群體勢力增長後，又和各級的官僚勢力相互勾結，對中央集權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因此，從維護統治的角度來說，國家抑制商人是必然的。

但是，國家如果一味的打壓商人，就會造成社會物資流動性減弱，不利於地區之間的經濟交流。為此，歷代政府都會建立專賣制度，以官商取代私商。漢武帝時期，為了解決國家財政短缺的問題，於是推行了“鹽鐵官營”。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鹽鐵官營有兩個好處，一是抑制了富商大賈的勢力，二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另外一個長期推行的政策就是“均輸平準”，主要內容是在全國建立了一個政府控制的運輸網路，把物品從充足的地方運到稀缺的地方，從價低的地方運至價高的地方出售，以平穩天下物價，消除商業貿易的價格差別，降低商業貿易的利潤。其結果就是“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

實際上，這是一個民富和國富的矛盾。從《商君書》來看，古代中國的經濟思想是要實現國富，而不重視民富，甚至提倡民弱。國富民弱，就能夠彰顯出上級貴族的社會地位，提高下層百姓迎合上級，服從上級，和向上級攀爬的動力。如果一旦百姓富裕了，那麼就會去挑戰國家的法律制度、治國理念和等級秩序。《商君書》中的《弱民》一篇寫到“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重農抑商中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確實是削弱百姓財富的一大手段，另外中國古代還可以隨時沒收商人的財產，使得商人經濟地位不穩定，被迫“求田問舍”，將自己轉化了地主。

結語

重農抑商政策在中國可謂是歷史悠久，到了明清時期，重農抑商政策又得到了強化，還出現了“海禁”“閉關鎖國”等延伸措施。在中國還在堅守重農抑商的時候，西方國家卻鼓勵工商業、支援對外貿易和殖民擴張，走上了“重商主義”的道路，推動西方進入了近代工業文明時代。

重農抑商的確是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是也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是極其不利的。首先，重農抑商造成中國社會過於穩定，一直處於王朝興衰的迴圈之中。其次，重農抑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導致手工業技術難以取得巨大的突破，也導致中國無法出現近代的股份制公司、證券交易所、現代銀行等資本主義的運營機構；重農抑商導致工商業領域無法積累充足的資本，工商業者最終都會將資本轉為土地，限制了工商業的擴大生產，也阻礙工商業階級的成長壯大。

因此，重農抑商成為中國向近代轉型的最大的阻礙之一，成為了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