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正月十六，夜，寒風一起，一片肅殺之氣。矗立在寒風中的紫禁城彷彿一頭洪荒巨獸，吞噬著周圍的虛無。
乾清宮中，重病在身的大明皇帝朱祁鈺身體稍微有些好轉。已經幾天沒有上朝的他早早地睡下了，打算第二天上朝時和群臣商議皇儲的事情。
而立之年的大明皇帝沒有子嗣，將會導致國本不穩。
景泰八年正月的文官們，嗅到了一絲帝國潛在的危機，皇帝沒有兒子，這是一件比天塌下來還要嚴重的事。
朱祁鈺病重，等他生兒子肯定是不行了。文官們需要在朱祁鈺的侄子輩中選一個繼承人，而沂王朱見濬（朱見深）是最佳人選。
是否復立沂王朱見濬為皇太子，就成了朱祁鈺和六部官員之間互相博弈的焦點。
“卯至是日，帝皆不視朝，人心益洶洶不安。禮部復集文武百官議請立皇太子，比脫疏成，未及上而出。”---《明英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三》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朱祁鈺再也沒有機會坐在奉天殿的龍椅上。
因為這一天，被囚禁在南宮長達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朱祁鎮，在一群野心家的擁護下發起了“奪門之變”，於正月十七日凌晨重新坐上了皇位，並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再次成為大明帝國的主人。
“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昧爽，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輗、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以兵迎帝於南宮，御奉天門，朝百官。”---《明史》
朱祁鎮再次御極，自然要大封奪門功臣，在這些冊封的奪門功臣之中，有個人特別顯眼，他就是景泰朝的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
奪門之變的功勞屬他最大。為什麼呢？因為政變的策劃都是由他一手操辦的。
無論是勾結內廷宦官，還是串聯外朝文官，石亨就是這場政變的定海神針，除了他是景泰朝的重臣這一因素外，他還是京師團營（于謙所創）的總兵官，控制著北京城的城防。
故而，朱祁鎮投桃報李，封他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
問題就在這裡，即石亨為什麼要參與奪門之變？事實上，景泰帝朱祁鈺對石亨的信任及重用，相比于謙，過猶不及。
景泰七年十二月至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因為生病的緣故，在太廟祭告祖宗的儀式都由石亨代勞。
“（景泰七年十二月乙丑）歲暮享，太廟，遣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代行禮。”①
“（景泰八年春正月）辛未，孟春享， 太廟，帝有疾不能行禮，命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代行禮。”②
“（景泰八年春正月戊寅）大祀天地於南郊，遣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代行禮。”③
即使在朱祁鈺病重不能下床，受重託的依然是石亨。
所以這就讓人產生的疑慮，拋卻權力的野心作祟，作為景泰朝的武將第一人，深受朱祁鈺寵信的石亨，為什麼會成為反朱祁鈺的急先鋒？
汪郎以為，石亨之所以要站在朱祁鈺的對立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對景泰朝壓制武將的行為作出反抗，以期恢復武將的榮光。
為何這麼說？
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一役，大明損兵折將。終其原因，是朱祁鎮對武功產生的熱愛，試圖效仿其父祖，以親征之名實現自己的武治夢想，但卻因對軍事不熟，又過分放縱王振，才造成了這場浩劫。
正因為如此，朱祁鈺在於謙、陳循、王直、胡濙等文官的支援下，不僅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還坐穩了皇位，這讓他意識到文官和武將之間的不同。
面對土木堡之變後的爛攤子，深受儒家治國理念影響的朱祁鈺，需要一個強大的文官內閣來協助他治理國家，以恢復由土木堡戰敗所帶來的國力損耗。
所以，景泰朝的七年間（景泰八年時間很短，只有十六天），文官勢力相比正統年間得到進一步加強，一改此前面對皇權時的唯唯諾諾，開始出現了鐵腕風格，如內閣首輔陳循，就是典型的例子。
文官勢力得以抬頭，相對的，武將集團就會受到打壓！
景泰朝的七年間，朱祁鈺在陳循內閣和兵部尚書于謙的輔佐下，大明帝國的國力逐漸得到了恢復，期間，雖然邊境和瓦剌的衝突不斷，西南諸苗的謀反不絕，但武將的權力卻被皇權牢牢的限制住，不見有絲毫的鬆動。
在這樣嚴守武將的情況下，不要說普通武將，即使是在土木堡之變後，一直到北京保衛戰中，那些立下大功並封爵的武將，如石亨、楊洪等，都被排除在大明的政治核心權力中心。
在朱祁鈺的眼中，國家的決策皆有自己和文官定奪，就連一直由武將掌管的京營都被文官拽進了手心中，並以此成為慣例。
“協理京營戎政一人，或尚書，或侍郎，或右都御史。掌京營操練之事。永樂初，設三大營，總於武將。景泰元年始設提督團營，命兵部尚書于謙兼領之，後罷。成化三年復設，率以本部尚書或都御史兼之。”---《明史·職官志一》
故而，身為景泰朝的太子太師，受爵武清侯的石亨，這位深受寵信的景泰朝武將第一人，想謀求外放邊鎮都做不到。
可想而知，石亨的心理有多崩潰。
“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言：[ 近者宣府等處屢報聲息，蒙遣楊洪往宣府備之，而大同、懷來、居庸等關亦俱系要害，乞令臣亨往大同，臣柳溥往懷來、居庸一帶調遣士馬，以剿殘胡。在京各營軍馬，乞別委將官統理，訓練，防護京城。如此，藩籬有備，京師無虞。] 帝曰：[ 頃者，以宣府地方密邇京師，累報聲息，用是暫命洪往備之。秋後事寧，即令回京。卿等統領軍馬，操守京師，如何俱欲分守邊鎮？不允。]”--- 《明英宗實錄.卷二百零四》
景泰一朝，不僅對在京的武將進行權力限制，對邊鎮的武將更是嚴加防範。
“昌平侯楊洪奏：口外官軍因賊驚散，及隨臣赴京者共三千人，先已二次遣回，宣府止存家小在京，逐月官支俸米一石，軍支米六鬥養贍。近日，兵部移文欲並催發，致使官軍在邊聞之常懷憂虞。臣今奉命復往宣府充總兵官，思得前項官軍其家小若不安撫，使其得所慮，恐人各內顧，何以殺賊？乞賜省令，人口數少自願隨去者聽，不願去者兵部不必追逐，戶部仍給月糧。俟臣到邊區畫，稍定別奏，處置從之。”--- 《明英宗實錄.卷二百零四》
由此可以看出，景泰朝時，朱祁鈺和他的文官臣僚們，對武將的抑制有多強烈。
大明朝以文為尊、以武為卑的情況，就是從景泰朝開始，落地、生根、發芽。
失落，是景泰朝的武將們的普遍心理；委屈，讓景泰朝的武將們對正統年間無限懷念。
他們需要一個宣洩口，抒發對朱祁鈺的不滿。
故而，實行奪門之變，扶持太上皇朱祁鎮重登皇位，就成了武將們最迫切的願望。
而石亨，景泰朝的武將領袖，為了自己的利益，第一個跳出來串聯內廷宦官和外朝文官，對朱祁鈺發起反擊，以搶奪朱祁鎮的從龍首功，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注：
①②③《明英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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