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留學生事業退出了救亡圖存的色彩而專注於合作交流。
文 | 要英
庚子五月，母校復旦大學迎來了她的115週年華誕；又恰逢陳望道先生從日文版全譯《共產黨宣言》100週年，上海市檔案館為此舉辦專題展覽。今年也是筆者在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從事對外留學生教育25週年；撫今追昔，深感留學生事業見證了一個民族從救亡圖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性變遷。
陳望道留學時代的中日關係
陳望道先生，出身於浙江義烏山村一個普通農家，畢業於金華中學。青年時代的陳望道先生，和那個時期的熱血後浪一樣在苦苦地尋求救國的真理。他認為歐美國力強盛值得古老的中國加以學習，但留學費用和長途旅費的昂貴，最終促使他和魯迅先生一樣選擇了近鄰的日本。他原本主張中國應該變法圖強，因此在早稻田大學等著名學府攻讀法科等專業；後來早稻田和復旦締結了友好學校關係。
陳望道
熟悉留學史的專家和學者都很清楚：一個國家或者王朝在其強盛之際，總有大批鄰國甚至遠方的國家派遣青年才俊前來求學，以拓展商貿和文化交流。如盛唐時代的都城長安，每年各國的遣唐使絡繹不絕；尤以日本和朝鮮為著稱。而清朝的康乾盛世時期，也有俄羅斯、義大利和瑞典的各方遠客在北京等求學。一些頭腦清醒、富有國際視野計程車大夫如徐光啟、林則徐等還組織力量翻譯海外圖籍。
換言之，留學是學習對方最先進的元素；通常，留學的目的是為了和平與交流。這種交流是以一個強盛的國家為基本面，以豐富的文化、商品及制度要素為媒介進行平等互利的交換，滿足彼此之需求。
但是到了近代、特別是1880年之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大幅度下降和科技力量的明顯落後，那些以往盛世時期和中國熱衷交往的國家（包括直接山水相連的朝鮮）都基本上不向華夏派遣留學生了。
唯有日本是例外，日本居然還從全國範圍內考試選拔貴族子弟，並派遣到北京、南京、廣州等傳統城市和上海、寧波、青島等新興開埠城市學習漢語和掌握當時的中國社會基本情況。於是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的相關談判桌上，清朝的外交官們根本就不是那些在華日本留學生的對手，完全是被動簽約。
中日之間這種不對稱的留學關係和外交談判被動的惡劣局面，一直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國初年，包括陳望道在內的熱血青年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必須到日本、哪怕這個近鄰是個掠奪性極強的國家去了解或掌握些圖強的道理。於是，在日本的四年，陳望道總是在孜孜不倦地學習各類人類文明的先進著作。他也考察了日本社會、工人運動和俄羅斯在遠東的戰略佈局，進而瞭解了十月革命的重大訊息和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見解；那時日本報刊言論還相對自由。
陳望道在1915年留學日本之前，是相信法理的。儘管這些簽署國際條約的基本概念完全是列強提出並實際制定，但他最初的報國理想還是成為一名精通國際法理的專業人才。但是當他在東京接觸到以硬實力為基礎簽署的日韓合併條約，以及十月革命後列寧主動廢除針對東方的不平等條約等事實後，思想上有了極大的觸動。最後促使他放棄成為法務談判人才夢想的事件就是巴黎和會，儘管中國北洋政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方，儘管當時也有更加精通法務談判的高階外交官顧維鈞，但中國在山東的正當權益仍然被強制性地從德國移交給了日本。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之後，五四運動爆發。回國參加五四洗禮和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陳望道，徹底放棄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所以，當《共產黨宣言》日文版一由革命者交給他手中，他即潛心義烏老家如飢似渴地投入翻譯事業並一氣呵成。
這一光輝著作全譯本，影響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推動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建黨思想的形成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所以，以前讀者們所熟悉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北大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大本營的說法，如今應該補充為日本和復旦也是源頭的認知元素。
復旦大學：留學生樂園
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先生，自然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要負責人，並積極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那時候的上海和東京一樣，尚未被法西斯勢力或極端反動派所控制政權，所以《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刊出，第一版八千冊半月多就被搶購而光。在上海，《共產黨宣言》多次刊印並透過郵政系統輻射到全國大中城市和海外華人社團，直至1931年被禁。
《共產黨宣言》被禁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按照其指引的方向探索著建立革命根據地、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驅除帝國主義和最終推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中國式道路。在《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滋養下，中國共產黨人還產生了自己的指路明燈——毛澤東思想；也被勞苦大眾讚譽為“山溝溝裡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奪取全國政權之後，毛澤東主席依然念念不忘陳望道先生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建黨初期的傑出貢獻；並且多方面熱情地惦記著復旦大學的事業。
1961年9月，毛澤東接見陳望道
如復旦大學的校名書法，原本來自毛澤東主席致周谷城先生問候函的信封落款。陳望道先生經深思熟慮後則致信中央辦公廳，懇請毛主席專門為復旦大學題寫校名，並很快得到了滿足，也就是如今的匾額。為了打造這個匾額，邯鄲路復旦大學（也是如今的總部）重新修築校門。但預算只有一萬元，陳望道先生毅然自己再出資一萬元（這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是筆鉅款），終於建成如今的總校門。
陳望道先生擔任復旦大學校長期間，還應周恩來總理的要求，在學校成立了世界經濟研究所，著重研究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生產力狀況和國際市場。復旦大學的此類成果，是當時北京編撰高階幹部閱讀參考訊息的重要來源之一。不過陳望道先生所希望的復旦學子能夠和世界各國青年廣為交流的願景，是在改革開放偉業啟動之後才得以實現的。
1987年即他逝世後十多年，復旦大學成立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並在全國率先接納西方國家派遣的青年才俊；更早些時候，復旦大學也承擔國家留學任務，選派自己的青年教師出國留學或是專業進修。也就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留學生事業退出了救亡圖存的色彩而專注於合作交流。
如今的復旦大學校園，已成為各國留學生的樂園。留學生們津津樂道於陳望道老校長的歷史功績、辦學理想、學術風範和各類典故，他的銅像、故居和當年在上海戰鬥過的史蹟，也是留學生們及其家長打卡之地。
如森泉美佳，就是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2017級漢語言專業文化方向本科生。她從小在福建生活，到小學二年級時回到日本，讀大學又來到上海。隨著她對上海近代史和陳望道老校長的瞭解，她更喜歡這座城市。美佳告訴我：“歷史如同活課本，當我看到魔都上海的路名標誌，時時刻刻都會令我想起上海的歷史”。而復興中路、思南公館、復興公園是美佳最喜歡的地方；這些地方也留下了當年老校長的不朽足跡！
森泉美佳，對陳望道先生敬仰有加。
復旦師生緬懷老校長陳望道
在迎接復旦大學115週年校慶和陳望道先生譯本出版100週年之際，我重讀了《共產黨宣言》。其間讓我想起了深受陳望道譯本影響的方誌敏先烈，他不朽的名著《可愛的中國》曾經在我的留學生課堂上多次演繹過。我和留學生們都認為，《可愛的中國》中所憧憬的理想場景，在復旦大學的校園裡早已經實現了。
森泉美佳就很真誠地告訴我：身為來華日本留學生，在復旦大學校園當中深切地感受到“好學力行”、“踐行有識”的陳望道老校長風範。
而作為復旦大學日本留學生會會長，組織了多彩校慶活動的森泉美佳說：“能夠成為復旦大學的一員我無比自豪，展望未來，我信心十足。”
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2017級漢語言專業商務方向本科生、瑞士姑娘蓮香，是個獨立、富有思想與激情的西方女孩，課餘時間喜歡走T臺、當模特。她跟我相當投緣，很真摯地告訴我：自己辭掉在香港收入還不錯的工作，就是為了能夠在上海求得面向未來的更多知識與能力。她完全融入了魔都！
本文作者和瑞士留學生蓮香（左）合影
毫無疑問：蓮香、森泉美佳等多國留學生，在復旦大學的生活和學習是愉快的；全然沒有當年魯迅、陳望道等中國青年在異鄉他國的孤獨感和悲憤感。復旦大學的留學生教育事業，正前進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