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周禮•秋宮•司刑》記載，夏朝作為中國的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已有刑罰出現，總稱“禹刑”，標誌著夏代法律制度的產生。自此開始，中國古代法律制度脈絡清晰，特點鮮明。歷史到了唐代，史稱“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審慎周詳”的貞觀法制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刑法典範，所以能夠達到如此高度，與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的法治思想是分不開的。
“寬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隋末暴政，律法徹底淪為維護君權的高壓工具，遂使百姓怨嗟，天下由此大潰。李淵父子親眼看到這場鉅變，深知隋末君臣嚴重破壞成文法、濫用刑罰對失去天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取得政權後，李淵當即下令廢除隋《大業律令》，以“務在寬簡，取便於時”的原則刊發新律令，即《武德律》。
李世民奪得了皇位後，就治國原則問題在弘文殿組織了一場精彩的辯論。以封德彝為代表的老臣建議採用“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式的治理方法，唐太宗沒有聽從，最終採用了魏徵以寬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張。魏徵認為，“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若國家選用了這樣一條治國道路，就應該“慎刑卹典”。
刑法之於國家的精神，在於明正一些基本的秩序規則使人遵守，成為一種基礎的契約。若刑法立法嚴峻，又執行失措，極易形成“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的局面，於是“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畔之”。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唐太宗任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本著“意在寬平”的原則釐改法律。他們以隋代《開皇律》為藍本進行損益，使問世的唐律較之前代簡約許多。以死刑條目為例，新律較之《開皇律》減斬刑為流刑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徙刑七十一條，並廢除鞭背酷刑與斷趾等肉刑，將二千餘條的《開皇律》刪減為七百條的新律。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新律詔頒全國，是為《貞觀律》。
《貞觀律》集眾律之大成，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可謂“審慎周詳”。唐太宗還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執法之官，緣此舞弄”，極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誡立法者，“宜令審細，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齊劃一；又修訂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種類型，與《貞觀律》相輔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規物程事”（見《唐六典•刑部尚書》）。長孫無忌等人在立法過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可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這是強調若法不穩定，律文多變，使人心多惑，無所適從，所以立法者要審慎而行，不可輕立，既立之後，“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立法的目的在於規定一些秩序，從而引導人們依序而行，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而益自身，更不允許刑罰氾濫。還以死刑為例，自北魏開始至隋朝，律令中皆有處決死囚三覆奏的條文，即全國死囚處決權歸皇帝批准，並需覆奏三次批准後方可執行。隋煬帝破壞了這條成文法，將殺人權下放到州縣，以期濫施鎮壓維持政權，但郡縣官人各專威福，不少無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反而促使了隋朝加速滅亡。唐太宗對死罪的處理尤為慎重，除了堅持三覆奏的程式外，還要求處決死囚時，要和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定。這樣，由於《唐律》中較之前代大幅度減少了死刑的條文，議決時又無比慎重，到貞觀四年，全國斷死刑者僅二十九人。儘管這樣，唐太宗還不滿足，到了貞觀五年頒佈詔令：“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貞觀律》還對死囚覆奏進行了具體的規定：“死罪囚，……若不待覆奏報下而輒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謂奏訖報下應行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對於不遵守覆奏程式規定的執行者，給予流刑和徒刑，體現了《貞觀律》的仁義精神。
剋制己欲自覺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國家的最高立法權和司法權都集於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見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時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認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覺地將自己的皇權歸入國法規範之中。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某縣令裴仁軌犯了輕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處以斬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晝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臺殿院從七品官員，卻敢於直言“法令者……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這份勇氣委實可嘉，善於納諫的唐太宗最終收回成命。
大理寺是唐朝最高司法機關，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為大理寺卿。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為了杜絕科考舞弊，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自首者罪至於死”的敕令，應選的柳雄隱瞞了偽造的資歷被發現，經大理寺判決，戴胄按照正在施行的《武德律》將其斷為流刑。唐太宗聞訊大怒，兩人有了一番激烈的爭論。
唐太宗聲色俱厲：“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戴胄坦然解釋：“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戴胄首先強調皇帝的敕令是即時而出，應當小於國家的法律。又轉而強調國家法律為大信，而敕令反為小忿，兩者並非對立，皇帝若能忍小忿，則是布大信於天下。唐太宗聞言轉而欣喜道：“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唐太宗非為聖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但他勇於納諫，手下又有一幫守正善諫的臣工，所以能夠剋制己欲，按照國家法律辦事，成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導下，貞觀初年良吏輩出且執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舊唐書•良吏傳序》讚道：“太宗皇帝削平亂跡，以是人知恥格，蘇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
歷朝歷代，許多皇帝蔑視國法，極力放大皇權，對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隋煬帝時，其近臣依皇帝的喜怒斷案，欲罪則羅織罪名；欲放則避重就輕，法司奉承煬帝廢法賣情，煬帝鼓勵法司承旨辦案。他們如此徇情枉法，國家雖有完善的立法，實際上已是廢法，很快就會激化階級矛盾。唐太宗認真地總結了前隋的教訓，他嚴於律己，也不放縱皇族親戚。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謀反案發，洋州刺史趙節參與其中，按律當死。趙節是唐太宗姐姐長廣公主的兒子，長廣公主含淚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夠赦免兒子的死罪。唐太宗搖頭不許，說道：“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並告誡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歡樂。”可見唐太宗的守法目的並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權長治久安，於是整個統治集團可以“長守富貴”。雖如是，立法寬仁、執法公平畢竟可以使“百姓安寧”，客觀上促使了社會和諧，百姓安居樂業，這也正是貞觀法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追求道德約束的境界
曾經有一個時期，人們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說法質疑：為什麼會有兩種標準治國呢？質疑的人們將這兩種說法對立起來。事實上，它們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融的，即“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昇華版。早在唐朝貞觀時期，貞觀君臣用他們的實踐詮釋著“以德治國”的內涵，這個“德”即是儒家思想的道德標準。
唐太宗透過弘文殿辯論，採用了魏徵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國”主張，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會進行實踐。為此尊儒崇經，刊定《五經正本》；偃武修文，營造安靜社會以利農事；大興禮樂，將儒學思想散入鄉約族訓，形成以禮制律、刑外禮內的局面等等。從法律的角度看，人們能夠自覺地用“近君子、遠小人”的儒家規範來約束自己，即是強制性地按律令條文被動執行的更高階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過程中，繼承與發展漢以來援禮入律的傳統，將儒家禮學作為制定與修改律令的指導思想，頒佈的《貞觀律》中的大多數篇章皆是按禮定律的。後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
具體執法過程中，唐太宗善於從儒家“教化”的角度來深耕，力求突破相對刻板的律令條文，以期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從而深化人們自覺地按儒家規範行事的觀念。
貞觀初年，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徇私收受他人數十匹絹。是時絹綢諸物可作貨幣流通，事後不久事洩，長孫順德的受賄行為被人告於唐太宗面前。長孫順德系唐朝開國功臣，他還有一個身份，系唐太宗恩愛之妻長孫皇后的堂叔。唐太宗聞訊後，嘆道：“順德果能有益於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他最終顧念長孫順德的軍功，沒有按律治罪，僅在某一日的朝會之上，當眾按長孫順德受賄之絹匹數再賜一回，並讓他當殿將絹抱回家中。
這個懲罰其實也很重，試想朝堂之上皆為體面之人，唐太宗這樣做就是當面羞辱長孫順德。
但大理少卿胡演還是不解，問道：“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
唐太宗的回答也很乾脆：“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他如此處置長孫順德，是想藉此激發人們心中的儒家道德之念，雖針對長孫順德，又“教化”他人。
《資治通鑑•唐紀十》中記載了一個故事：“貞觀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說的是唐太宗看到死囚名冊，有了憐憫之心，就讓死囚出獄回家團聚，到來年秋決時再自行回來就死。
這段故事早在《舊唐書•太宗紀》中是這樣記載的：“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餘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明確唐太宗放歸死囚二百九十人，且來年秋末時全部回來就死。歐陽修在修撰《新唐書》對此存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縱囚論》質疑唐太宗的行為，《新唐書》書成後僅用“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來表述，沒有相關細節。但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鑑》時採用了《舊唐書》的說法，相信治史嚴謹的司馬光在當時還有其他旁證，則唐太宗的此次縱囚行為是真實的。
歐陽修不否認這次縱囚事件，但認為此奇蹟是唐太宗與死囚相互揣摩對方心理的結果：唐太宗認為他們必感皇恩浩蕩按時迴歸，而囚犯則懷有迴歸可以被赦免的心理，並非德化的勝利。其實歐陽修在這個問題上失於狹隘了，他沒有研究唐太宗“教化天下”的決心。自弘文殿辯論決策，至今已滿六年，此時國內安定，百姓家富樂業，儒家道德漸入人心，唐太宗於是飽蘸人文關懷，給予這些死囚人生的慰藉，從而使天下人更知德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