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高福利制度問題,令歐洲各國都非常尷尬。
就像問特朗普是好人還是壞人一樣,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結論從來都是南轅北轍的,所以才有了“1000個讀者,就有1000個哈姆雷特”這樣的說法。
而具體到歐洲的高福利,情況就更是如此,在很多人看來,高福利制度當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但對於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而言,情況則完全是大相徑庭的。
在靜夜史看來,歐洲的高福利總體是好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高福利帶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今天的很多人,對歐洲的高福利制度趨之若鶩,除了表達自己難以抑制的羨慕之情,就是不斷攻擊我們的福利水平,並衍生了“歐洲的月亮就是圓”的結論。
事實上,今天的歐洲,包括法國在的很多國家都早已在高福利問題上不堪重負,高福利已經成為很多歐洲國家積重難返的制約因素,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尷尬的情況,和高福利制度的形成有密切關係。
現代福利制度最早起源於19世紀的德國,發起者則是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而當前歐覆蓋歐洲各國的福利制度,則是起源於二戰結束後。
二戰作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傷亡最慘重且破壞性最大的戰爭,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並影響到了其後幾十年的發展軌跡。
而作為二戰主戰場,歐洲在二戰的蹂躪中滿目瘡痍,百廢待興。
為促進經濟的復興,西歐各國除了加入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通過出賣經濟主權獲得美國經濟扶持,就是在50年代起建立普惠性的社會福利制度,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福利。
應該說,在歐洲需要人口增長,更需要經濟東山再起的社會大環境下,高福利制度自然有它的必然性。一來可以促使更多人口出生,二來可以免除勞動者的後顧之憂,激發其創造力,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添磚加瓦。
更重要的是,雖然二戰讓西歐各國一片狼藉,但技術和人才還在,它們依然是名副其實的發達國家,有推行高福利的經濟基礎。
在這樣的高福利環境下,歐洲迎來長達數十年的戰後繁榮期,可以說高福利制度功不可沒。
但隨著社會發展,高福利制度的問題也開始不斷顯現:
一是因為經濟危機的衝擊。
尤其是1973年因石油危機而導致的經濟危機的衝擊,直接終結了歐美各國戰後幾十年來的經濟繁榮,從此各國陸續開始進入滯漲階段,經濟發展越來越力不從心。
而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是高福利制度的根本支撐,沒有經濟的繁榮,高福利制度必然難以為繼;
二是因為技術壟斷的無力。
西方國家之所以能高收入低消費,除了他們幾百年來兢兢業業的掠奪,其逐步建立起來的技術壟斷也不可或缺。透過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剪刀差的剝削,他們能依靠技術壟斷賺得盆滿缽滿,而這也是歐洲各國高福利制度的重要支撐。
但隨著其他國家技術的不斷突破,西方國家能夠壟斷的空間越來越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能透過技術攫取暴利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這必然讓它們的高福利捉襟見肘。
三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
歐洲經濟在二戰後的繁榮,主力基本是二戰後人口出生高峰的那代人,他們享受著高福利的同時,也在不斷地付出並支援高福利的運轉。
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終歸會老去,而當他們輝煌不再。在高福利環境下新生代人口又不用擔心養老問題,生育率不斷走低,這就意味著歐洲的人口紅利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消失。而沒有了財富的創造,高福利如何保持下去?
而且更要命的是,由於高福利的存在,雖然,極大的激發了人們的創造力,卻培養了更多的懶漢。想想不工作比工作的人得到的更多,誰還有工作的覺悟?
四是因為外來移民的分羹。
因為勞動力不足,歐盟各國紛紛開始允許難民入境,但此舉卻給他們造成了更大的麻煩。
要知道難民創造的財富遠不能和得到的救濟相提並論,這意味著接受難民的國家福利方面的負擔更加沉重。而各國的政客為了能夠贏得選舉,對民眾的高福利承諾從來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民眾最喜歡的還是實實在在的福利。
而這樣的搞法必然導致高福利支出的節節攀升,即便是寅吃卯糧,其資金缺口也越來越大。比如福利制度相當完善的北歐國家芬蘭,其衛生福利部門在未來10年的資金缺口也高達100億歐元;而南歐的希臘政府更是宣佈破產,高福利越來越成為各國的沉重負擔。
所以,面對日益嚴重的問題,歐洲各國紛紛開始了高福利制度的改革,比如上世紀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改革,其結果就是撒切爾夫人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英國人咒罵;而法國馬克龍的改革效果就更明顯了,黃馬甲運動比抗擊外來侵略的勢頭都要猛烈。
可以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歐洲的高福利制度,在推動了歐洲經濟的強勢復興後,正在越來越不合時宜,可惜改革成功者寥寥,民眾的愛國心永遠比不上手裡的麵包。
對照歐洲的福利制度,很多人說我國是零福利,這毫無疑問是典型的扯淡。相比於歐洲各國的高福利,我們的確還差得很遠,這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因素,但相信隨著經濟的不斷髮展,我們的福利水平也會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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