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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卡拉貝爾在《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一書中揭露了很多精英大學錄取的“秘密”：
精英高校會有意地建立與維持與精英階層之間的聯絡，而生源的控制則是維持聯絡的直接手段。
只有在學生錄取的政策符合學校的自身利益時，一所大學才有可能維持這些政策不變。
新生名額的分配是一項稀缺資源分配的過程，其本身充滿政治性。
這些發現是不是挺震撼人心的？如果你來不及細讀這本書，可以不妨看看本文。
01
社會精英、大學與生源控制
1900年9月，富蘭克林·羅斯福趕著早到哈佛報到。他能被哈佛錄取看起來理所當然——畢業於上流寄宿制學校格羅頓。在當年，羅斯福的23位同學中有18位被哈佛錄取。
雖然老校長艾略特聲稱哈佛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平平，且也正是這種多元化的氛圍才使得”哈佛的學生“能夠擁有這段寶貴的人生經歷”，但無風不起浪，他所駁斥的恰是當時人們對哈佛的普遍質疑——學生“都口含金湯匙出生”。
例如，羅斯福本人就出身顯赫，且其家族中有好幾人都是哈佛畢業生。他的父親1851年畢業於哈佛法學院，他的堂兄——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則於1880年畢業於同一學院。
羅斯福的拉丁文老師在為他寫的推薦信中說羅斯福“能力出眾、品質高貴”。但不要以為這是他被哈佛錄取的全部理由，羅斯福的家族、哈佛的追求可能才是故事的另一半。
在《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一書中，社會學家卡拉貝爾曾指出，精英高校會有意地建立與維持與精英階層之間的聯絡，而生源的控制則是維持聯絡的直接手段。
在成立後的相當長時期內，以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為代表的精英大學都依賴考試分數錄取新生，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它們開始不再依賴單一的學術標準招收新生，轉而加入其他要求——需要推薦信、面試、強調課外活動，假如是運動員或者是校友子弟還能獲得加分，對一些非常主觀的品質諸如“品性”、“人格”以及“領導力”，更是尤為重視。
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在它們歷史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以學術標準為基礎錄取新生。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大量猶太裔學生湧入三巨頭。當權者們很清楚，假如只依靠學業表現來選拔新生，那麼校園中猶太裔學生的數量將會不斷增長。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們發明了一套全新的招生體系。新系統最為鮮明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完全摒棄了將學業能力作為錄取唯一標準的做法。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三巨頭的校長們意欲牢牢掌握錄取學生的權力，這樣他們就能不費周章地將大捐贈者的子女錄取進自己的學校，將那些雖有天才卻未經雕琢的移民子女拒之門外。
如若不然，那些擁有高貴血統的盎格魯- 撒克遜後裔——未來的領導者和捐贈者——則極有可能棄之而去，另擇良木。當然，他們明白，如欲將錄取學生的權力掌握在手，就不能採用單憑學業成就來錄取學生的選拔政策。
02
“錄取的鐵律”
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新錄取政策的核心要素是所謂的“品性”——一種被認為猶太人少有，而被上層階級清教徒廣泛擁有的品質。
結果，三巨頭的領導者們獲得了高度的錄取決定權——他們可以自由決定該錄取誰，又該拒絕誰，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完全主觀的判斷之上。
這套新的體系信奉一條“錄取的鐵律”：只有在學生錄取政策符合學校自身的利益時，一所大學才有可能維持這些政策不變。
20世紀20年代，在更廣的社會範圍內，人們已經開始重新定義何謂“能力”。三巨頭錄取標準的這種轉變——從客觀的學術標準向主觀的非學術標準的轉向——只能算是這場社會運動的一個部分。
儘管這種轉變的動機意在惠及某一特殊群體並排斥另一群體，它的展開卻被美化為普世價值實踐的一個部分——它是以機會平等為核心意識形態的社會必然的訴求，它是一個依據能力而非出身決定個人命運的國度應當的價值主張。
對於三巨頭的領導者們而言，轉變的核心在於錄取過程的設計。對於別人，也對於他們自己而言，錄取過程的設計應當使人覺得它是公正的。而“品性”一詞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將新體系合法化的重要依據。
在任何社會，“能力”一詞的定義從來表達的都是統治群體的理念和利益，不論是在當今美國，還是在遙遠的古希臘，都不外如是。
在勇士社會，“能力”一詞所指為戰場上所需的“勇氣”和“技能”；而在宗教社會，“能力”一詞所指則為對經文的掌握；在共產主義社會，“能力”一詞所指則為“又紅又專”。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 “能力”一詞的定義歷經數次轉變。
在20世紀初，“能力”一詞所指基本上與學術有關，它主要透過對傳統課程的掌握程度來衡量。
到了20世紀20年代，隨著美國加強對移民的限制，這一含義逐漸地讓位於所謂的“全人”——健康的體魄，以及優越的家庭背景。所謂理想的本科生就是指那些能夠花一點時間在俱樂部或者搞點活動的學生。那些花了大量時間端坐在課桌之前苦讀的學生，就要被稱為“書蟲”甚或“書呆子”了。
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冷戰和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刺激，美國人開始擔心所謂的“人才流失”問題。所謂的“全人”也開始讓位於智力上的天賦。
邁克爾·楊在自己的大作《賢能主義的興起》一書中引入了“賢能主義”一詞，這一詞彙隨之進入大眾語彙。楊以反諷的語氣描述了一種理想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個人的流動不依賴於他或她的社會出身，而完全依賴於個人的天份與成就。
楊對賢能主義的批判在20世紀60年代更為激進的社會環境中才覓得回應。這一時期激烈的政治和社會動盪最終再次重塑了“能力”一詞的含義。
在三巨頭大學的錄取政策中，有了驟然的文化轉向，所謂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價值觀逐漸獲得中心地位。正是在這種環境中，扶持有色人種的贊助性行動得以開始，女性入學的障礙也最終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裡。
03
精英大學並不是一塊淨土
精英大學錄取政策變化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圍繞“能力”一詞的定義不斷鬥爭的歷史。
不過，在這些不斷的變化和反覆爭奪的背後，有一條基本的規律：“能力”一詞的定義隨著社會以及社會各個群體間不斷變化的權力關係而發生變化。“能力”一詞的定義是動態的，它傾向於反映那些有權力將自身的文化理念強加給整個社會的那些人的價值觀和利益。
不過，我們說能力一詞的定義大體上反映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群體的價值觀和利益，並不等於說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是如此。
正因為能力一詞的定義是如此重要，它經常被人們爭論，其定義權亦被不斷地爭奪、改寫。在政治和社會出現動盪的時期，那些在邊緣的群體完全有可能對大學入學政策施加有力的影響，迫使其改弦易轍、反映自身的世界觀和利益。
這種情況在20世紀60年代就發生過，在這一動盪時期，“能力”和“多元化”被聯絡到一起，贊助性行動也得以開始實施。
精英高校錄取政策變化的歷史，不僅僅是一部關於精英統治的歷史，更是一部關於那些被統治的群體如何反抗的歷史。並且，由於機會的平等這種意識形態之於美國社會秩序合法性的頭等意義，大學更是處在歷次運動的中心。這些運動要求更為包容的社會政策，要求將關於平等的最高理想付諸實踐。
精英大學錄取新生的決定是由教育者所做，但這並不能掩蓋其政治性。
正如格倫·洛瑞敏銳地觀察到的，精英大學並不是“一塊淨土，在這裡，權力的獲得及其影響力並不遵循理性的原則”。
正如三巨頭歷史上一些最善投機的招生主管在一些場合所坦言的那樣：新生名額的分配是一項稀缺資源分配的過程，其本身充滿政治性，必須調和各利益群體以及外部團體的需要——他們都想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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