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上，北魏遷都洛陽之後，意味著其在對南朝的軍事上，擁有了更多主動權。元恪之所以被稱為“宣武帝”，是因為他在任期間，不停的發動戰爭。雖然，北魏的疆域在不斷的擴大，但是，整個帝國卻是沉浸於日復一日的戰爭之中。
沒有遷都前，其南部邊境有廣闊的中原地區做為緩衝帶，南北朝相對來說，彼此不會有太多的衝突。即使北魏要南伐，所制定的目標也不會太遠，一般都不會越過淮河，否則，即使自己拿下了此地，也無法鞏固其在當地的政權。
與此同時，南朝如果要北伐，就會在北部邊防佈置足夠的兵力，所以，他們的動機，是容易被發現和制約的。但是，遷都之後，北魏很快就拿下了淮河以南的很多重鎮，並且，建立了自己穩固的統治權。可以說，這種“勝利”是南朝無法忍受的。
如果，此時的南朝還視而不見，那麼，就會讓自己的北部防線退縮到長江一線，若真這樣，南朝就會非常被動，二者的關係也會變得越來越緊張。所以，嚐到一系列的勝利後，北朝繼續向南挺進，南朝則會想盡一切辦法收回自己丟失的土地。
於是，在北魏遷都後，雙方大規模的戰爭，幾乎就沒有消停過。從某種層面上說，這也是消耗北魏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就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另外，遷都後，朝廷對北部邊疆地區的掌控，漸漸弱化了，這也導致了當地的政治局面越來越惡化，叛亂此起彼伏。
舉例來說：如果不遷都，北部邊疆出現任何突發情況時，如自然災害等，朝廷政府會第一時間察覺，並能給出積極的解決措施。如果，出現更加嚴重的情況，朝廷政府更會“嚴防死守”。但是，遷都後，受到當時交通和通訊的限制，很多問題不可能得到第一時間的“關注”，時間一長，自然就容易掉以輕心，待情況惡化後再來解決，此時已經是“回天乏術”了。
還有就是，遷都對北魏的影響，在於洛陽的地理位置，使其在關鍵時刻，沒法做出大的戰略調整。只要北方發生戰爭，洛陽就會成為“雞肋”，歷史上的很多案例都證明了這一點，到了最後，都會放棄它。如：劉聰、劉曜、石勒、苻健、高歡、宇文泰這些實力派人物，他們都不會在此“安營紮寨”。
所以說，如果不遷都，南部邊疆即使出了問題，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南朝佔領了中原，北魏退守黃河以北而已。就算整個中原地區都丟了，北魏國家還在，也不能說明南朝就能掌控了中原，兩者的實力還是相當的。因為，在二者的對恃過程中，中原一直就起著緩衝作用，他可以選擇好好守著北方，全力經營。
但是，遷都後，都城在黃河以南，這時的國家則必須嚴防死守黃河以南地區，所以，無法將精力放在經營北方上。這個時候，如果，黃河以北出現狀況，北魏就面臨著解體的危機。這時的北魏已經無法憑藉“地利”，來控制北方了。於是，北方的叛亂不斷消耗國力，南方又面對南朝的不斷滲透，兩者的並存狀態發展一定階段後，必然就“掏空”的這個帝國。
在北魏政權由胡太后把持之後，“河陰之變”中，爾朱榮集中屠殺洛陽朝廷的官員之時，整個帝國居然集體“失聲”。據記載，死難朝臣人數極多，據《北史》、《魏書》記載有一千三百多人，《資治通鑑》記載有兩千多，反正是上至丞相高陽王元雍、司空元欽、義陽王元略，下至正居喪在家的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包括孝莊帝的兄弟，不分良奸，全部殺個精光。
可以說，這個時候的北魏已經只有一個軀殼了。
所以說，遷都，對北魏自身而言，弊端不少。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此舉卻是有著積極的影響。它促進了南北民族之間的融和，也促進了中國疆域的統一。此次事件，讓胡、漢民族的界限變得“模糊化”，之後的南北戰爭期間的“民族因素”也就“淡化”了。最終，等楊堅父子率軍南下之時，已很難再看出漢民族被“征服”時的痛苦了。
總體來說，遷都洛陽，對於北魏有兩大好處：
首先，其對南朝的軍事優勢得到加強，便於其南伐。改變了過去對中原遙控的形勢，有利於整個國家的控制和政策的繼續進行，也擺脫了一百多年來鮮卑貴族保守勢力在平城形成的羈絆和干擾。當然，無休止的戰爭，也讓這個帝國嚐到苦果，最終解體。
其二，遷都本身雖不屬於制度的改革，但卻是孝文帝改革總體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遷都成功，北魏的皇族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但是，歷史也證明，皇族勢力強大並不代表帝國政權穩定。兩晉南北時朝，北魏和東晉，皇族勢力相對較弱，而帝國的壽命卻是相對較長的。
這正如呂思勉先生說的：“南遷之計，於虜為損乎？為益乎？”其南遷，其用意也是想“稱霸”中原，但是，最終北魏的軍事力量被牽制在南方一線，常年的戰爭讓帝國疲憊不堪，北方一旦“叛亂分離”，自身就無暇顧及了，最終，陷入進退兩難之間，結果自然也就註定了。
參考資料：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原因補論》、《論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軍事意義及影響》、《略論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個人因》、《論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