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直諫“殿上虎”氣節凜然“真鐵漢”

劉安世像。簡仁山 作

明代崇禎年間，當地人民在梅州古城北門城樓上建“鐵漢樓”以示尊敬，圖為《梅縣大觀》中的鐵漢樓舊照。肖文評 攝

●郭珊 黃楚旋

封建王朝中，有句這樣的話：“伴君如伴虎”，意即在皇帝身邊任職非同尋常，一不小心便可能惹禍上身。特別是肩負規諫皇帝、糾彈百官重任的諫官，如何在權力中樞永葆凜凜氣節和磊落胸懷，堅持忠言直諫、不辱使命呢？

或許，人們可以從北宋著名諫官劉安世（1048–1125）的身上找到答案。《宋史·劉安世傳》有載，他當面向皇帝彙報奏議、爭論政事時，遇到天子盛怒也絲毫不懼，而是手執書簡，靜立一旁，等其怒氣稍減，再行復奏。因此，劉安世被尊稱為“殿上虎”，眾人無不敬畏。

劉安世登上歷史舞臺時，已是北宋後期。宋神宗時期“熙寧變法”所引發的新舊黨爭，逐漸偏離了掃除積弊、謀求中興的初衷，淪為不同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慘烈內鬥。而劉安世一生恪守一個“誠”字，為人誠實忠信，廉正剛毅，不為利益輸送所籠絡，不為強權威逼而屈服，因觸怒權臣而不斷遭到貶謫。北宋官場人人避之不及的“八州惡地”，劉安世就因貶官去過其中七處。在梅州（今廣東梅州），他甚至一度遭到暗殺的威脅，卻仍舊淡看生死，巋然不動，贏得了蘇東坡口中“真鐵漢”之讚譽。

以“誠”立身 言行一致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出生於大名府元城（今河北大名）一個仕宦家庭，父親劉航與司馬光是同年進士，曾任虞城、犀浦知縣，寬猛並用，頗有治績。劉航曾受朝廷派遣前往西夏冊封西夏國主李秉常，凡是按例贈給使者的寶帶、名馬，一概推辭不受。回朝後，他在《御戎書》中解釋稱，自己恐為對方的豐厚饋贈所誤導，故而“不可不戒。”

受父輩影響，劉安世年少時即“持論已有識”，他時常發表對政事的看法，頗有見地。歷任四朝高官、出將入相的北宋重臣文彥博常召劉安世問事，劉安世均從容應答，例如談及“熙寧變法”時，他建議去其所害、興其所利，深得文彥博賞識。

熙寧六年（1073），劉安世登進士第，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選擇了辭官不就，跟隨當朝宿儒司馬光潛心修學，數年後才出仕為官。求學期間，劉安世曾向老師請教立身行事的要訣，司馬光以一個“誠”字作答，並教導他從“不妄語”（不說假話）開始。（參見《宋史》本傳）

不說假話，聽起來似乎並非難事，但初涉仕途的劉安世卻發現，日常所行與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元豐年間，劉安世調任洺州（屬河北西路，今河北永年一帶）司法參軍。當地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貪官，轉運使吳守禮有意稽查此人，向劉安世詢問意見。起初，他謊稱不知情，隨後又內疚不安，深感自己沒有誠實以對、愧對司馬光的教誨。此後，劉安世愈發謹言慎行，七年後才真正悟通“誠”的含義，達到了“言行一致，表裡相應”，從此“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宋·韓瓘《劉先生談錄》）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司馬光所倡導、劉安世所篤行的“誠”，可被理解為一個人內心坦蕩、滌除私念，方能秉公執事、堅守正道。值得一提的是，劉安世對自己的恩師同樣報之以“誠”。元祐初年（1086），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入相後，前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而此前逢年過節常來問候的劉安世卻音訊全無，更不因為自己是新任宰相曾經的得意門生而刻意親近、有所企圖。

正因如此，司馬光以劉安世“才而自晦，願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謙遜內斂，恭謹堅定，德才兼備，安分守己）為由，推薦其充任館閣之選（宋·司馬光《傳家集》）。元祐三年（1088），劉安世又在呂公著的推薦下，出任右正言一職，自此躋身諫官之列。

公正廉明 盡職盡言

《晉書》有云：“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諫官職責特殊，一旦觸忤權貴，禍殃立至，甚至累及家人，那麼何以兼顧“國”與“家”、“忠”與“孝”呢？

劉安世在接到諫官任命之初，就曾為此憂心，一度打算以照料母親的名義請辭。這時，劉母告訴兒子，諫官為“天下諍臣”，得到這個職位的人，不惜性命也要報效國家，倘若以後獲罪流放，無論遠近，她都願意跟隨左右。母親的深明大義對於劉安世欣然領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也成為他日後敢於“面折廷爭”（當面指出他人過失，在朝廷上據理力爭）的勇氣之源。（參見《宋史》本傳）

“法之所行，自貴者始。”劉安世存世的奏疏中，許多都與抨擊達官顯貴有關。北宋中後期，朝中高官舉薦子弟親友“走捷徑”把持要職的現象蔚然成風，劉安世多次上奏表示反對。他聲稱，如果朝廷繼續不加分辨地擢任官員們推薦的人選，不僅會敗壞吏治，使得官場風氣更加浮躁，還會助長以權謀私的覬覦之心，最終損害國家利益。因此，即便是對文彥博等“耆德魁舊”（有道德學問的年長舊臣）授予親戚官職之事，他也一律據實上奏，彈劾不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