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材大幅增加文言文 談中國語文教育的百年曆史
日前，教育部出臺新規，要求 2017 年全國六年制小學一年級、三年制初中一年級的語文教材，必須統一使用最新出爐的統編教材（簡稱“部編本”）。通知一經下達，不僅在教師、學生、家長中間，而且在整個社會上都引起了很大反響。
圍繞新教材主要有兩點爭議：一方面，按照總主編溫儒敏教授的說法，現有“一綱多本”編寫水平參差不齊，推行新版的目的是“在多種教材並存的情況下，起到示範作用，促進教材編寫質量的提升”。但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表示，到 2019 年，“部編本”就會實現全覆蓋。這是否意味著經過了 1980 年代以來鼓勵教材多樣化的一系列“審定製”嘗試，中國又回到了教材“國定製”？嶽麓版、蘇教版、北師大版……的確有些地區教育部門在教材選用上“因財選材”，但這些教材本身是否就應該全盤否定？
更核心的爭議來自於新教材的文言文（詩）比例：在課文總數量減少的情況下，文言文篇目大大增加，小學篇目佔 30%，初中則高達 51.7%（由於教材尚未全部面世，資料來自溫儒敏教授）。質疑者或認為文言文已無實用性，佔用學生過大精力會耽誤現代漢語的掌握，或擔心在“伏羲班”、“女德班”遍地開花的當下，這一改動會加劇社會上“把糟粕當精華”的文化復古傾向；而擁護者多稱讚新教材弘揚傳統文化，培養了民族精神，發揮了語文教育應有的價值。
這種讚揚的觀點在討論中佔據主流。但有趣的是，聽起來古老的“文言文”、“傳統文化”甚至“語文學科”，都完全是現代的產物，在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中，它們無一能夠自外於政治對壘和文化爭鋒。歷史告訴我們，“傳統”總是選擇的結果，而教育則是博弈的最前線。
五四運動為何將文言視為“封建糟粕”？
我們通常理解的“文言文”雖然古而有之，這個概念卻產自晚清，作為“白話文”的對立面。晚清黃遵憲、梁啟超、裘廷梁等人促進白話文，主要是因為書面漢語言文脫節、使用困難，不利於文化普及，又加之知識分子受到了日本明治維新改革文字以普及教育的影響。
對早期倡導者來說，文言還是白話，是“用”的問題，而非“體”的問題；是方法論問題，而非世界觀問題。裘廷梁所言“白話八益”中，既有“省日力”（節省時間）、“免枉讀”（避免誤讀）、“便平民”，也有“保聖教”。康有為亦贊同用白話傳孔“教”，可以抵擋“洋教”的文化入侵。而為了獲得讀者，進步的報刊如支援革命的《京華日報》、保守的報刊如宣揚女德的《北京女報》、不關心政治的如《啟蒙通俗報》等，都使用白話。當時文言文仍舊是主要書面文字，但白話作為輔助、翻譯，工具地位越發重要。朱自清評論說晚清的白話是“慈善文體”，推行它主要是為了“將就”文言水平低的人進行文化傳播，可以說是很中肯的評價。
伴隨著清政權覆滅，晚清推廣白話文的努力夭折了。民國初年，“文白之爭”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含義。袁世凱奪權後，一方面希望穩固政權、拉攏遺老遺少和地方軍閥（段祺瑞、孫傳芳等人都主張尊孔讀經）；一方面要為自己稱帝做輿論準備，故而積極成立“孔教會”、頒佈“尊孔令”、“祭孔令”，學校不但要以文言文教學，還要讀經：“使兒童薰陶於聖賢之正理，兼以振發人民愛國之精神”。
眼看民國的立國之本從共和日漸替換為尊孔擁帝，胡適、陳獨秀、劉半農、魯迅等接受了現代教育的人決心釜底抽薪，以文化革命帶動政治革命，以語言革命帶動文化革命，發起了我們熟知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五四“白話文運動”繼承了晚清運動的“用”，但更激進地上升為了“體”。雖然，新近引進的現代語言學讓學者能把文言文理解為一種語言，可以剝離內容理解形式；但考慮到清代以降，科舉八股已經將文言文和保守思想牢牢擰在一起，形成了龐大的文化包袱；保守派又以語言作旗幟和盾牌，革新派也只得如此，要求形式為內容埋單，將文言文斥為厚古薄今、因循保守、腐化墮落的社會思想的代名詞。對文言文的這種認識，在新中國成立後仍延續了很長時間。
從實用主義到反蔣：民國語文課本的進步議程
相比“文言”，“語文”的歷史還要更短，1902 年現代分科小學教育發端的時候，沒有語文，只有“讀經”。民國時受西方 Language（語言）和 Literature（文學）分法影響，將重白話口語交際的“國語”和重文言文閱讀的“國文”分立。直到 1949 年，葉聖陶主持新中國的華北教科書編審時，才將兩者歸併為“語文”，規定課程內容為“聽說讀寫”。文言文之為語文課的一部分，大概相當於西方教育中“拉丁語”、“古希臘語”和“經典”（Classics）的合集，實際上，關於古代語言和文字在基礎教育中的比重，在世界各國都是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
而在中國現當代語境中，爭論未曾言明的核心實際上是：語文課是幹什麼的——鑑於少兒的能力、精力有限，語文課的首要功能是什麼？
民國前期，現代教育制度初立，“文學”、“語言學”、“文化”、“應用文”這些概念或誕生不久，或剛剛舶來，互相還糾纏不休；文白之爭也正如火如荼，但儘管如此，當時的國語和國文教育卻明確地選取了實用主義路線：重口語、輕書面；重應用文、輕文學，為未來就業培養少兒的聽說讀寫能力。
在當時，一方面是內憂外患之下政府和教育界希望儘快增強國力；另一方面，以美國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教育學在新派人士中廣為流行——杜威本人曾在中國巡迴演講達兩年半之久。實用主義認為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社會進步，這一啟蒙主義觀點影響深遠，前面說到知識分子因實用性考量而反對強調文言文，就是這一思想的延續。當然，近年反覆再版的各種民國教科書中，我們能看到大量文言文，但這種安排首先也是出於實用主義考慮，而不像懷有“民國想象”的人們認為的那樣是因為從容典雅的風度。
由於早期現代漢語表意功能尚有不足，政治上的白話文擁躉（如劉半農）也同意，教文言文可以幫助白話文“吸收文言所具之優點，至文言之優點盡為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於淘汰”。此外，當時公文、報紙、信札仍時常使用文言，如不學習，則不便於日常生活。並且，民初雖以白話為官方語言，但白話文書籍很少，如果不識文言，就不僅僅是不瞭解傳統文化，而是不能讀書，對中國歷史、地理、文藝、科技一無所知了。
1920 年代後，實用主義主流下“兒童本位思想”興起，教學大綱對文言文要求降低，突出了“涵養性情、啟發想象力”的兒童文學，魯迅、周作人、葉聖陶等人都積極參與創作。至 1930 年代，社會上開始出現忽略文言文教學導致學生寫作能力低下的議論。恰逢蔣介石急於鞏固政權，於九·一八事變之際“攘外必先安內”，清洗國內反蔣力量，於是其結合“黨化教育”發動了第二次“尊孔讀經”，試圖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精神和“傳統文化”融合，以後者的民間基礎為前者合法性背書；以後者的保守性消解前者中的進步思想。
故而，1931 年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明確規定：“應以三民主義重要的觀念，為編定全部課程之中心，應注意倫理知識及實踐，以助長兒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德性”、“瞭解固有文化”、“培養民族意識”。國民黨大佬陳立夫、何鍵、宋哲元、陳濟棠等紛紛在各自地盤提倡“讀經”、“弘揚國粹”——雖然當時的小學教員大部分自己並沒受過“讀經”教育，實施起來荒腔走板，亂七八糟。這一時期，各版本教材增加了大量以儒家文獻為主的文言文。配合著讀經，國民黨在《現代文學評論》上發起了“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以“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來壓制反映國內革命鬥爭的作品。
當時日本加急入侵，民族主義的呼號當然十分必要，但是蔣介石把“民族主義”、“君君臣臣”、“攘外安內”攪在一起，孰表孰裡，誰為誰服務，就非常明顯了。對此復古潮流，新文化運動舊將奮起回擊，葉聖陶與豐子愷一道編寫了 1932 年版開明書店《開明國語課本》，在“審定製”下力求以其兒童本位原則和讀經抗衡。他們也選擇了一些諸如《愚公移山》、《晏子使楚》、《苛政猛於虎》等有教育意義的文言文，翻譯成白話使用——今天坊間最走俏的“民國老課本”，就是這一套。葉聖陶、陳望道、魯迅等人還在上海報界發動了“大眾語運動”，以更激進、徹底的態度宣揚白話文，和南京政府報刊上整版整版的“興文言、廢白話”唱對臺戲。
從美學欣賞到文化熱：新中國之後的文言教育
1930 年代直到民國末年，文白之爭的政治色彩始終濃厚，語文課本自然是主戰場，但因為戰局動盪，雖然日益成熟的白話文漸得人心，但誰也沒壓服過對方。
新中國成立後，葉聖陶組織編寫第一版《初高中語文》，將“國語”、“國文”合併為“語文”，在明確其文言合一立場的同時，也抹除了文言文在“國文”中的重要地位。建國之初的教育總體要務，一為社會主義思想宣傳，二為大力發展科學技術。語文迴歸了民國初年的實用主義本位，時文和說明文佔據很大比重，文言文雖然少量存在，但只作為古漢語語言學習的材料，弱化內容探討。
1950 年代中期，中蘇正值蜜月，中國學習蘇聯重視文學教育的經驗，將文學單獨設科，民國教科書上那些常見的文言文一度得以古典文學的面貌重見天日——課本引導學生們體會詩文的人文情懷、藝術價值。這基本是頭一次，文言文以其審美價值而非教化功能成為存在於教材的原因。可惜隨著反右鬥爭擴大化和文革開展，這項嘗試中道夭折。文革結束後的 1978 年，教育部頒發了新課綱，雖然當時社會上普遍崇拜文學，但和民國初、建國初一樣，迫切希望以教育實現民族復興的教育界，再次對語文采用實用主義工具論觀點，在培養“聽說讀寫”能力外，語文還要身兼思想教育和科學普及兩職。文言文教育仍然是古漢語教學為主，審美欣賞為輔。
情況在 1990 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其實 1980 年代引進西學的“文化熱”中，諸多學術團體以《文化：中國與世界》和《中國文化書院叢書》為代表，已經含有中西比較、引進海外港臺漢學、新儒家的種子。杜維明等新儒家身在海外，其學說有很強的身份意識，生於 1950、60年代、對儒家文化不甚熟悉的內地知識群體受到感染，開始在全球文化視域內整體地視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國思想）為國粹。1980 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也明確表現出民間那種龍捲風過後四野茫茫，無處安放的身份焦慮。
1990 年代初，對冷戰的反思使主導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遭到祛魅——尤其是對於冷戰中被壓抑、利用的弱小民族國家而言；加之全球商品化浪潮的推進，世界範圍內的價值真空中開始孕育遍地開花的保守主義思潮：在歐美，福音派保守主義盛行；原有文化基本破壞殆盡的拉美興起了基督教熱潮；而在沒有徹底淪為殖民地的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國等地，“傳統宗教/文化”成為了價值填充的首要選擇。步入 1990 年代的中國，則仍然面臨價值危機，海外港臺的種子很快在本土結出了“儒學熱”、“國學熱”、“傳統文化熱”幾顆果子——和“文學”一樣，被稱為傳統文化的東西雖然一直存在，但此時它們以傳統文化之名被召喚，是一個文化現象而非文化事實。
在這一背景下，1996 年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語文教學大綱出現“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的觀點。在語文教學和文化教育之間建立聯絡關係，看似天經地義，實際上不過是這 20 年的事。2000 年，“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培育學生熱愛祖國語言文字和中華優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已經成為大綱上的首要目的，排在聽說讀寫前面。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文言文一躍成為教學重頭戲，課時大大增加，不僅要求充分發掘其審美鑑賞的價值，部分地區和中小學甚至已經走得更遠——進一步照單全收其思想觀念，將《弟子規》、《三字經》等作為地方、校本教材。
傳統文化越來越熱的結果，是“文言文即等於傳統文化”，進而有人認為“凡是傳統文化都是優秀傳統文化”——再沒有“精華”、“糟粕”之分：祖國的花朵坐在課堂裡接受著義務教育，參考讀物裡卻有“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可能性令人悚然。
今日新教材重視文言文，客觀上也是“傳統文化熱”的一部分。如今教材尚未全部面世，批判或是讚美都還為時尚早。所幸，文言文兩千多年曆史，其中有歷史的汙濁，更有閃光的金子。當年葉聖陶、豐子愷融文化傳承、啟迪智趣、樹立人格於薄薄一本《開明國語課本》，今天的教授、作家、教育家亦可以披沙揀金，透過挑選合適的篇目，既培養學生對於祖國文化的熱愛，又培育其獨立人格、反思精神、奮發意志，讓今天的中小學生從中終身受益，讓 50 年、100 年後的讀者看到，也能發自內心地讚歎。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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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9月份開始，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將統一採用全新的“部編本”（由教育部直接編寫）。此次教材改版，將換掉了約40%的課文，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較之以前的人教版，小學6個年級，古詩/文總數增幅高達80%。初中3個年級，古詩/文總篇數也會相應提升，佔到了全部課文的51.7%。
承載無數同學、家長回憶的人教版、蘇教版教材將陸續退出語文教學的舞臺，由教育部直接組織編寫的“部編版”教材，將成為全國中小學語文指定教材！
這次部編版教材的改革，是40年前恢復高考以來，最大的一次教材改革。
改版後的變化
1、打破傳統的學拼音再學漢字
以語文科目為例，一年級上冊語文教材共安排了2個識字單元、2個漢語拼音單元和4個課文單元。
與以往一年級新生入學後先學拼音再學漢字不同的是，此次統編語文教材打破傳統，讓孩子們在學習了"天地人"、"口耳目"、"金木水火土"等一些常用字之後，再進行13個課時的漢語拼音系統學習。
2、傳統篇目增多
語文教材不僅書本大了一圈，由原來的16開本變為A4大小，傳統文化的篇目也也大大增加。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古詩文，整個小學6個年級12冊共選優秀古詩文124篇，佔所有選篇的30%，比原有人教版增加55篇，增幅達80%。平均每個年級20篇左右。
初中古詩文選篇也是124篇，佔所有選篇的51.7%，比原來的人教版也有提高，平均每個年級40篇左右。
3、倡導親子閱讀
新教材對家長提出最大的“要求”莫過於“和大人一起讀”欄目，把親子閱讀編入教材，讓家長參與到教學教育中來。這種編排不僅有利於能很好地推動全民閱讀，還非常利於為孩子培養良好的學習、成長環境。
4、側重閱讀
綜合和口頭表達能力的提高，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提出：“口語交際應在具體的口語交際情境中，培養學生傾聽、表達的能力，使學生具有文明和諧地進行人際交流的素養。”
未來，對於語文的學習，老師們或會注重課程方面的整合和改變，將會引導孩子們進行跨學科學習和專案式學習，更符合對孩子全面能力的培養目標。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經常會有家長問我：孩子每天上課認真聽講，回到家還學習到深夜，成績卻總是上不去？
其實許多學科知識點之間是有規律可循的，如果你掌握了這套規律體系，學習的效率會大大提高。一分鐘背完一首古詩，一小時記住一篇文言文，一天記住300個單詞都不再是困難的事情...
點選：如何掌握高效的學習方法快速提升成績，關注老師，一起學習吧！
(2017-08-10)
＃部編本小學語文教材快遞#【小學二年級上冊語文搶先學-10】
暑假後，部編本義務教育語文學科教材將在全國範圍內投入使用。即在中小學起始年級中起用部編本義務教育語文新教材。
部分地區去年已經先行使用，這部分學生二年級新學期的語文課本屬於首次出版，假期預習功課接不到老教材，全國各大新華書店預計到八月中旬上架面見讀者。請家長朋友耐心等待。
本帳號是從二年級上冊的目錄開啟往後連載的，現在更新新教材第79-88頁，請大家下載學習。後面的內容將陸續釋出。心急的朋友，私信小編，全部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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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6)
從2017年9月新學年開學起，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將採用新版本！作為教育改革的標誌性學科，中小學語文教材“一綱多本”的時代正式終結。從起始年級開始，全國小學和初中將統一使用“部編版”語文教材。
相信對於“部編版”教材，大家還不是很熟悉接下來由小編來為你解惑。
什麼是“部編版”教材？
“部編版”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組織編寫的教材。這一版教材以語文學科為例，課文選篇強調經典性、文質兼美、適宜教學，適當兼顧時代性。
“部編版”教材是怎麼編寫出來的?
新教材中的語文教材編寫從2012年3月8日正式啟動。以往教材編制都由出版社來實施，最多也就一兩年。“部編版”教材編寫經過複雜的程式，包括確定大綱和體例框架、擬定樣張、選文、進入具體編寫等。起始年級初稿出來後，先後經過14輪評審，還請100名基層的特級教師提意見，最後才交給教育部。
“部編版”教材有哪些變化
傳統篇目增多
語文教材不僅書本大了一圈，由原來的16開本變為A4大小，傳統文化的篇目也也大大增加。小學6個年級的古詩文總數比原有人教版增加了50餘篇，增幅達80%。古詩文的文體也更趨多樣化，從《詩經》到清代詩文，從諸子散文到歷史散文，從唐宋古文到明清小品均有收錄。
增加親子閱讀欄目
新教材對家長提出最大的“要求”莫過於“和大人一起讀”欄目，把親子閱讀編入教材，讓家長參與到教學教育中來。這種編排不僅有利於能很好地推動全民閱讀，還非常利於為孩子培養良好的學習、成長環境。但這一欄目的效果還要看家長的配合度。
側重閱讀、綜合和口頭表達能力的提高
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提出：“口語交際應在具體的口語交際情境中，培養學生傾聽、表達的能力，使學生具有文明和諧地進行人際交流的素養。”未來，對於語文的學習，老師們或會注重課程方面的整合和改變，將會引導孩子們進行跨學科學習和專案式學習，更符合對孩子全面能力的培養目標。
對於這次語文“大換血”，家長和孩子應該做些什麼準備
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是重點，新教材在一年級上學期的教材中就新增了“語文園地”、“快樂書吧”的內容。所以家長應在孩子入學前就要養成陪伴孩子進行親子閱讀的習慣。小學是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和專注傾聽習慣的關鍵時期，面對新教材的變化，家長如果想提前引領孩子學習，應側重於培養孩子對閱讀的興趣和習慣，結合一些圖文並茂的繪本進行親子互動，認識生活中的一些常見字，同時藉此鍛鍊孩子的生活技能。這樣的做法與新教材語文學習的思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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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小升初交流群：545568496
(2017-07-27)
本報訊（記者譙玲玲 劉嘉 通訊員梁煒）今年秋季開學，湖北省義務教育段新生將改用教育部組織新編的語文教材（簡稱統編語文教材），不再使用鄂教版。這次更換教材為全國統一，意味著現行各種版本的語文教材將逐步被停用。
目前，全國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共有十多個版本，比如人教版、蘇教版、北師大版、北京版等。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省使用的是鄂教版。本世紀初，教育部推行新課程改革，把教材的選用權下放到地方，於是出現“一綱多本”。
除了語文，此次統一更換的教材還包括道德與法治、歷史。省教育廳發通知稱，根據中央要求，教育部組織編寫了義務教育段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教材，義務教育段一年級、二年級品德與生活和七年級、八年級思想品德教材名稱統一更改為道德與法治。今年秋季開學起，我省道德與法治一年級、七年級和八年級（下）（法治教育專冊）統一使用統編教材，語文一年級、七年級統一使用統編教材，歷史七年級統一使用統編教材。其他年級冊次繼續使用原選用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同時，今年教育部發布了新修訂的《義務教育小學科學課程標準》，明確將小學科學課程起始年級調整為一年級。現行小學科學教材進行了修訂，並增編一年級、二年級教材。今年小學一年級開始使用增編教材，三年級至六年級使用現行教材。
省教育廳要求，各地各義務教育學校相應年級必須使用教育部公佈的教材。所有教材一律不得出現提供額外教學輔助資料的各類連結網址、二維碼等資訊。
[7版]
(2017-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