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親密的“祖孫” 日本姑娘與“慰安婦”老人的十年

　　在電影《二十二》中出鏡的米田麻衣

　　一個日本姑娘與“慰安婦”老人的十年

　　8月12日，90歲的黃有良去世了。

　　她曾經是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還她們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

　　黃有良作為原告代表，兩次赴日本出庭作證。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們都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8月14日，黃有良葬禮這天，海南炙熱。在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黎族人、漢族人、志願者、記者、官員，各種身份的人都來了。

　　中午時分，靈柩早已封死，鋪上一層黑色的布，再鋪一層藍色布。這是黎族的習俗。

　　一名女子走到靈柩前。繚繞的煙霧裡，她跪下來，哭著對著棺材說話。

　　如果你看過電影《二十二》，你應該見過她的眼淚――

　　她叫米田麻衣，來自日本。

　　2008年，24歲的她接觸到對日訴訟的海南“慰安婦”，從此加入關愛“慰安婦”的組織、到海南留學、在日本普及史實、推動官方道歉與賠償……

　　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著這樁看起來不可能實現的志業。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婦”們當是歷史的一份證物，但是她們是否快樂，是否孤獨，是否受到傷害，這個日本姑娘在乎。

　　8月18日，海口，曾在電影《二十二》出鏡的日本姑娘米田麻衣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最難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見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遞過來一張薄薄的宣傳單。

　　和電影裡比起來，她瘦了許多。短髮，臉孔瘦白，戴圓眼鏡，一笑有兩顆虎牙。穿著布衫布褲，揹著兩個深色的布袋子。33歲了，還是一副大學生的樣子。

　　那宣傳單，有中文和日文兩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們的笑容。下附兩個二維碼，掃進去，是兩個一直在更新的網站，主題都與海南的“慰安婦”相關。

　　從2008年接觸“慰安婦”至今的十年裡，她三年多時間在中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與“慰安婦”相關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兩次。

　　她在微信裡說，這一趟，先後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內去世，是內心最難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參加葬禮，去新墳掃墓，從海口坐大巴，到各個鎮上再換三輪車，往昔記憶，歷歷在目，大哭了幾場。

　　這一次，她出發前，黃有良還沒去世。她給黃有良的孫子發了簡訊，給老人帶了東京藥店的藥膏。這些實用的小禮物，老年人都喜歡。

　　8月13日，飛機剛落地，老人去世的訊息蹦出來，她整個人都蒙了，繃住自己，給朋友們發了資訊，才敢哭。

　　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桌子人，她看起來最樸素。拿著一個已經停產的諾基亞手機，漆已經全磕掉了，小小的螢幕都是劃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說：“沒事，我喜歡它。”

　　我們好奇她現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說，在日本，“打著零工，做著翻譯，沒幾個錢。”她幾乎不購物，衣服都是別人送的。

　　一點點收入，她就存起來。每年最重要的開支，就是飛到海南，來看老人們兩次。

　　她身上已經有了很深的中國烙印。吃飯吃到辣椒，會下意識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讓大家猜她最喜歡唱什麼中文歌，結果答案讓人大跌眼鏡――《套馬杆》。這是海南長途大巴車上常播放的歌曲，從海口到老人們家裡，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張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8月18日，海口，米田麻衣見到王玉開阿婆的孫女，兩人開心地聊天。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

　　我們觀察一個人如何做選擇，有時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歲時，米田麻衣已經被媽媽帶著，在東京街頭遊行了。

　　1984年，她出生於一個開放的家庭，媽媽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甚至她讀的幼兒園，都是一個積極響應社會運動的幼兒園。

　　她像野草一樣，在自由的空氣里長大，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不想讀大學，準備高中畢業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歷史課，她把課本立起來，躲在後面吃便當。老師開始放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場面殘忍，她再沒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當，開始聽課。

　　老師說，日本軍人在中國殺了很多的平民，她心裡疑惑，“咦？日本在戰爭的時候不是受害者嗎？”

　　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中，講的是廣島、長崎被投放原子彈，但關於在中國、朝鮮和其他國家做了什麼，學生們不知道。

　　初中的歷史課本里，有關於“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兩頁紙，老師講課時跳過了。麻衣問老師，這個內容你不講嗎？老師說，這個內容在考試試題中沒出現，不用學。

　　正是因為未知，她開始對戰爭感興趣了。她想搞清楚，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圖書館沒有給她答案。老師告訴她，如果你有這些困惑，你應該上大學。

　　她於是改變想法，考入大學，學習國際關係。在大學裡，她遇到了許多亞洲留學生。課上，大家熱烈討論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她一頭霧水，覺得慚愧，“身為日本人，卻不知道日本社會的這些歷史問題。”

　　她深深感受到，歷史被極度邊緣化，戰爭的苦痛與傷害，已經被人們的記憶流放。

　　那時正是20多歲，用她的話說，是一個“熱情討論社會問題又沒有找到目標”的年紀。

　　2008年，朋友帶她去旁聽了一場審判。

　　那是在東京審判庭，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陳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倖存者起訴日本政府的二審開庭。81歲、又矮又瘦的黃有良，在上百旁聽者面前顫顫巍巍地站起來，講述了自己在戰時成為“慰安婦”的經歷，以及戰後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說，到日本打官司，是為了現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樣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當場，“打擊很大，因為她的體驗太殘忍了。”

　　這場庭審，撒下了一顆死不掉的種子，讓這個從小特立獨行的女孩，決定做點什麼。

　　米田麻衣用電腦記錄自己在海南的行程。　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個叫做“海南net”的組織。

　　在日本民間，有個律師團一直在幫助海南的“慰安婦”打官司。

　　這群年輕人後來組建了“海南net”，運轉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終審宣判下來了――黃有良等人敗訴。和前面幾次一樣，毫無懸念的結局。

　　之後，米田麻衣跟著日本律師團的三位律師到了海南。他們要找到每一個“慰安婦”，為她們宣讀審判的結果。

　　他們從海口出發，到那些偏僻的村莊，在光線昏暗的屋子裡，念長長的判決書。判決的核心結論是：東京高等法院認定了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但還是以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以及超過訴訟時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婦”敗訴。

　　楊小群(化名)是當時海南省政府為律師團指派的翻譯，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識。

　　她記得，宣讀判決結果時，屋子裡的氛圍，再沉重不過，老人們落了淚，去的人也跟著哭。

　　黃有良是最執著的一個，她當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還是想強姦過她的日本軍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沒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學畢業。朋友們或讀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著要為“慰安婦”多做點什麼，乾脆跑到海南師大去唸中文。

　　那時，整個海南師大隻有三個日本留學生。另外兩個都是退休的老頭兒，“退休後在家裡沒位置，不想待在家裡和老婆過，才來海南。”

　　在海南師大讀大二的張瑩瑩(化名)，當時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麻衣。因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開始陪麻衣一起去鄉下見老人。

　　張瑩瑩說，麻衣當時總拿著一張海南島的地圖，幫助記憶老人們的家庭住址。地圖很快被翻爛，摺頁處起了白線。

　　讓張瑩瑩驚訝的是，從海口到鄉下，曲曲折折的路，換大巴、坐三輪，日本姑娘比她這個當地人還熟。她知道鎮上的市場怎麼走，在哪裡買什麼東西。市場裡的人都認識她，見了面還要感嘆一句，“哎呀，那個日本女孩子，又來買東西了。”

　　她倆拎著水果、禮物走在路上，開著拖拉機的村民停下來，會和麻衣打招呼。“然後我就嚇到了”，張瑩瑩問，“怎麼連路人都認識你？！”

　　這一年，海南島上活著的“慰安婦”還有很多。米田麻衣每個月都會去看她們，進屋就拿掃帚掃地，扇著扇子和她們聊天兒。寒暑假，就乾脆住在山裡。

　　比起村裡人，她和這些老人更親近。瞭解她們的善良、孤獨和敏感。在電影《二十二》裡她說，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最親密的“祖孫”

　　米田麻衣說，當時健在的七個阿婆，和她關係最好的叫王玉開。

　　米田麻衣有個微博，頭像就是她和王玉開的合影。在臨高縣皇桐鎮皇桐村人的家裡，她摟著老人，露出標準的八顆牙，老人戴著一頂紅帽子，嘴角彎著，眼裡都是笑意。

　　因為“慰安婦”的經歷，王玉開已無法再生育，領養了一個女兒，還有個關係比較好的鄰居，也喊兒子。但她仍獨居山中，家中一間平房，一床薄被，門前一兩棵石榴樹。

　　張瑩瑩回憶，麻衣在老人家，順手拿起一塊木頭做的硬枕頭，就能呼呼大睡。老少兩人，做飯、洗衣，一個人用臨高方言，一個人用日語，都能聊得嘻嘻哈哈，是真快樂。

　　呆得久了，麻衣乾脆拿了DV，一年從頭拍到尾。片子剪出來，把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和日語，命名為《阿婆的四季》。片子裡都是生活的細節。

　　電飯煲的蓋子已經髒得不行了，煮飯時咕嘟咕嘟冒泡。屋裡黑，老人要拿著電筒照著，用筷子夾幾粒米，嘗一嘗，嗯，熟了。

　　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過年，一起做祭祀的儀式。點起鞭炮，紅紙噼裡啪啦炸開。

　　夜裡，麻衣就躺在屋裡，一隻昏暗的燈，枕著手臂，與老人聊天。

　　有時候麻衣住了幾天，準備走，老人就難過得要哭。她倆的合照，麻衣洗出來給老人，老人放進了相簿，後來相簿壞了，她怕丟，一針一線把照片緊緊縫在了相簿內頁。

　　也有些事情，讓麻衣很沮喪。因為麻衣和朋友們常來看老人，總帶著禮物，偶爾其他熱心人也上門，旁人都知道。一次半夜，大雨，有人跑到老人家裡搶東西。還有些村民，因為麻衣的日本人身份，總愛說閒話。

　　但老人在同村認的兒子兒媳，早就接納了她。家裡孩子結婚，也邀請她參加。她去給老人掃墓，兒媳會早早殺了一隻雞，做好了，在家裡等著。

　　8月18日晚，在海口，麻衣和老人的孫女符子英吃飯。兩人如往常般，回憶起奶奶生前的細節。

　　符子英說，“我奶奶愛吃肉，大塊的肉煮了蘸醬油。”

　　麻衣有同樣的記憶，“是啊，她戴著假牙，吃東西好大聲好大聲。”

　　她倆學起老人嚼東西的樣子，牙齒磕碰，發出很大的聲響。

　　日本女孩的眼神突然黯淡下來，嘆了一口氣，“好懷念哦……”

　　米田麻衣和王玉開阿婆(已經去世)會面時的情景。受訪者供圖

　　一點點地爭取著年輕人

　　這幾年，在海口定居的張瑩瑩，總是收到麻衣發自中國臺灣、韓國、日本等地的訊息。她又在哪裡展映了《阿婆的四季》、辦了影展，或是又在哪個大學做了講座。她一年年還是精力充沛地張羅著這些事兒。

　　在大學課堂上，她講關於慰安婦的一切事情，關於亞洲的戰爭性暴力受害者、關於“慰安婦”們十多年的訴訟。有女孩子聽得哭，覺得日本政府應該道歉。也有人站起來反對――“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國家也這麼做過”。

　　在日本的社交網路上，麻衣看過不少這樣的言論，比如說“慰安婦”是妓女、她們打官司就是為了要錢，還有的，甚至不承認歷史上“慰安婦”的存在。

　　一次在東京的酒吧裡，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婦”的事情，旁邊一個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個時候戰爭啊，沒辦法。”

　　聽到這話，她氣壞了，轉臉就反問，“那時候美軍在沖繩強姦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殺，你接受嗎？也是戰爭沒辦法？”

　　那人無言，悻悻結束了對話。

　　8月，她還在東京的咖啡館裡做電影放映。這次在海南買了大包小包的特產，發給去看電影的人。一點點地，爭取著年輕人。

　　她這樣對大家解釋做這些的原因――因為我們的生活是跟歷史有關聯的，如果不去學習、不去反省，那人類還會重複同樣的錯誤。

　　但麻衣心裡明白，當今日本社會對“慰安婦”的態度，比起十年前並未好轉。初中的歷史課本里，“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詞彙已被刪去了。老人們日漸凋零，得到日本政府的賠禮道歉已幾乎無望。

　　民族主義、歷史真相與身份認同，在她身上交纏。張瑩瑩和楊小群都告訴我們，麻衣與她的朋友們確實常常受到來自不同政見者的壓力。

　　但她唯一擔心的是，她日本人的身份，會給老人們帶來痛苦。

　　“有時候阿婆和我們一起吃飯，隨時會想起日軍做的事。有人說起遭遇性暴力的體驗，晚上會做噩夢。所以我現在還是會想，我這個日本人究竟應不應該去看她們？我的來訪對她們來說，真的好嗎？”

　　我們不會忘記她們的存在

　　在海南，活著的“慰安婦”只有4個了。

　　這次麻衣和朋友們去看了91歲的李美金和92歲的王志鳳。她們都住在澄邁縣中興鎮土龍村。

　　李美金是個樂觀開朗的老太太。兩年前姑娘們去，她還開心地親了她們的臉頰。今年再去，她的目光已明顯黯淡下去，拖著步子走路，人不再有精神。

　　同村的王志鳳，耳朵在戰爭時被日軍打壞了，如今已接近失明，再無法接受外部世界的訊息。

　　海南村中，莽密的山林，寂靜的日腳，活著的老人們就這樣一呼一吸，守著落日西沉。

　　戰爭時扛過槍的林愛蘭，在養老院裡過世了。按照黎族的風俗，人死在外面是需要招魂的。要用一根白線，把她的靈魂從養老院牽到家裡。但養女沒有錢做招魂儀式，黎族人的意識裡，她的靈魂還在外遊蕩。

　　當年組成“海南net”的日本學生，最多時有300多人，這些年也風流雲散。如今團隊的核心成員，已經不超過十人。

　　米田麻衣從不主動說自己的窘境。這次，符子英還問，你來這邊的機票，是什麼電視臺給你報銷嗎？她說不是啊，自己出。符子英一時驚訝，憐惜地抱了抱她。

　　她在中國的朋友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說米田麻衣帶給人的，不是那種會掉眼淚的感動，而是會讓人呆坐著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東京、香港、臺灣辦活動時，都有人問她，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嗎？

　　她努力地組織語言：因為我們已經認識了阿婆，阿婆們還在，所以我們就想為阿婆做一些可以做的東西。因為阿婆還活著，這個不是過去的歷史，而是現在還存在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算是結束呢？我們問。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賠償，這個事就結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遠都不賠禮道歉呢？我們再問。這是很有可能的結局。

　　“那我就繼續去海南，給她們一點陪伴。至少要告訴她們，我們不會忘記她們的存在。”

　　新京報記者 羅婷 實習生 張藝 海口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