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下跪求活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大爺大媽，求求您們別再擋了，就讓我們幹吧，整天守著工地沒活幹，家裡老少還等我們掙錢吃飯呢，我們給您跪下了……昨日，因為所在工地持續遭人為阻擋，長時間守著工地無法幹活的50餘位四川、甘肅、河南和陝西籍農民工，在華南城五金機電E2區工地施工現場，齊刷刷跪倒在阻擋者面前，哭求讓他們幹活養家餬口。
“記者同志，快來幫幫我們吧，我們守在工地上7個多月了，有人一直阻擋我們幹不了活。沒活幹就沒有工錢，我們300多號人現在吃飯都困難……”昨日上午，在華南城五金機電E2區專案工地幹活的農民工，給本報打來求助電話。
當日上午10時許，記者趕到華南城五金機電E2區專案施工工地，發現50餘位男女農民工，雖然個個手裡都拿著幹活的傢什，卻被兩位老人和三位中年人租擋著幹不了活。期間，記者注意到，不管這些工人走到哪裡幹活，他們都會跟過去極力阻擋。轉眼間20多分鐘過去了，遭遇阻擋的工人，手裡幾乎沒幹一把活，大家乾著急沒辦法。
“大爺大媽，我給您跪下了，求求您們了，就讓我們幹吧!”就在記者準備找工地負責人瞭解情況時，一男一女兩位農民突然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抓著其中一位老人的手哭著求情。“我們大夥都給您們跪下了，我們都是下苦人不容易……”看到有人跪地求情，其他農民工也齊刷刷跪倒在阻擋者中的兩位老人面前，哭求開恩讓他們幹活養家餬口。突如其來的變故，讓阻擋施工的5個人頓時慌了手腳。據瞭解，現場阻擋施工的幾人是一家人。
關注港媒眼下的農民工
最近，港媒稱，現在的中國內地城市的流動人口仍然生活在城市邊緣，來看看港媒眼下的農民工。
據香港《南華早報》11月21日報道，戚樹民(音)在首都生活已經有10多年了，但他仍得不到多少城市的公共服務。
報道稱，作為中國戶籍制度中的一個農民，戚樹民在北京北郊靠賣早點謀生，而他也是為中國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但仍被排除在中國經濟大潮之外的2.7億農民工中的一員。
他的家人住在一個有兩個房間的臨時住所，位於北五環外郊區的一個啤酒廠後面。冬天，因為沒有市政供暖系統，他們必須燒煤取暖，還要與鄰居共用公共廁所，喝的水也必須買。
戚樹民的表姐說：“井水被汙染了，我們只能用井水洗碗、洗衣。”她正在一個不到兩米寬的小巷裡洗衣服。
他們每月要支付1600元的租金，沒有洗衣機或電視機，一來是因為他們想省錢，二來也是因為他們的住所隨時可能被拆。
農民工居住情況
(一)外出農民工仍是以僱主或單位提供住宿為主
以受僱形式從業的農民工，在單位宿舍中居住的佔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佔10.4%，在生產經營場所居住的佔6.1%，與他人合租住房的佔19.7%，獨立租賃住房的佔13.5%，有13.8%的外出農民工在鄉鎮以外從業但每天回家居住，僅有0.6%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從近幾年外出農民工居住情況的變化看，呈現出與他人合租住房比重上升、獨立租賃住房比重下降的趨勢，另一明顯變化態勢是務工地自購房比重下降、鄉外從業回家居住比重上升。
(二)四成外出農民工僱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也沒有住房補貼
從外出受僱農民工的居住負擔看，49.5%的農民工由僱主或單位提供免費住宿;9.2%的農民工僱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補貼;41.3%的農民工僱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也沒有住房補貼。與上年相比，由僱主或單位提供免費住宿的比重下降了0.4個百分點;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補貼的比重提高了0.4個百分點。
農民工社會問題
農民工問題是指中國大陸由於農民進入城市參與經濟活動後涉及的一系列權益保障的總稱。
針對農民工問題，在政策研究界、學術界有幾種觀點：一是部分學者的觀點，讓農民工在城市住下來，“三農”問題將不存在。二是國研中心研究報告的觀點，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農民工問題在建國後三四十年前表現得尚不明顯，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市場經濟的今天，城市與鄉村的矛盾就日漸突出。當致富成為人們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標時，城市人佔有各種政策的抉擇領導地位、佔有意識領先的統治地位、佔有生產資料轉化成貨幣的掌控權等等，當處在兩眼墨黑最封閉的鄉村的農民進城務工時，自然會對他們製造出許多政策的限制，強加給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賦予一些帶有歧視性的概念、名詞。
再說農民工在就業方面，城市制定外來勞動力分類目錄，把髒亂差工作留給民工。農民工從事行業的基本特點是：體力要求較高的房地建築工、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種、綠化養護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鐘點工或保姆、廚師、服務員等髒、累、險、差工種。出現這些限制和歧視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問題。因為意識的誤區，導致制定政策的錯位。
其一，在決策者眼裡，因為存在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的利益之爭，即農民工進城就業，加劇城市居民的就業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趨向與城市居民的利益趨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從而試圖將農民圈在農村。
其三，中國各大城市存在“隱性超城市化”，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進一步加劇，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勞動力失業給城市政府帶來的成本十分巨大，而農村勞動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種田，政府反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入。
其五，城裡人對農民工的歧視一方面源自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等由於出身形成的尊卑貴賤觀念;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城裡人認為農民工搶他們的飯碗而產生的反感和仇視。
這些原因雖是城市限制農民工進入數量、工種限制等歧視性政策的直接理由，當然農民工就業歧視也有一些其他深層的政治、經濟等綜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