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婦追兇17年 自己經歷的苦難只有自己知道

  農婦追兇17年自己經歷的苦難只有自己知道!河南一農婦17年來尋遍十餘個省份,追蹤殺害丈夫嫌疑人,5名在逃人員4人已歸案

  “我就知道,他在北京。”

  這句話,李桂英叨叨了一夜。

  大兒子週週說,媽媽太興奮了,一夜沒睡。

農婦追兇17年 自己經歷的苦難只有自己知道

  這天是2015年11月13日,李桂英得到訊息,齊海營在北京大興落網。

  李桂英事後還是有些遺憾,“這麼多年,我為啥沒親手抓住他呢,讓他從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這麼多年,北京,李桂英去了四次。好幾次她都認為自己已經站在了齊海營的跟前,伸手就能抓住他的衣領。

  李桂英近六十歲了,身材微胖,她的娃娃臉又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很多。最明顯的,兩條橫眉中間有一深深的皺紋。熟悉她的人說,那是多年焦慮皺眉留下的痕跡。

  時間推到17年前,1998年元月,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被同村五個人傷害致死,五個人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李桂英就此踏上了追兇路,尋遍十餘個省份。

  17年,5個嫌疑人已經抓到了4個。“還有最後一個沒抓到,我就得一直追下去。”

  兇案

  打鬥中,齊元德被齊金山用刀刺中,又被齊海營用鐵鍬朝脖頸猛擊了兩下。李桂英腿上、腹部中了三刀。

  十七年前,一九九八年元月30日,農曆大年初三,黃昏。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齊坡村還沉浸在新春的氣氛中,稀稀拉拉從村子不同角落傳來爆竹聲。

  李桂英從姐姐家走親戚回來,看到門口有鄰居聊得正歡,就過去搭話茬。

  李桂英是村裡的婦女主任,丈夫齊元德是一名民辦教師,家裡還開著一個機床做鉚釘。村民們記得,在村裡,李桂英家是最早蓋樓房的,最早買拖拉機的。

  現在,近六十歲的李桂英提起丈夫,語氣依然柔和,“我們沒結婚之前,他追我,我家裡老人生病,他到我家裡幫我照顧老人,堅持了好幾個月。”

  在齊坡村的村民看來,李桂英也很“爭氣”,為齊元德生了五個孩子,其中三個都是男孩。齊元德家三代單傳,在農村人看來,人丁是最寶貴的財富,李桂英改變了齊家的局面。

  “那時候,齊元德家在齊坡村是數一數二的。”齊坡一位村民說。

  令鄉親們豔羨的生活在那天黃昏戛然而止。警方查明,當時路過的齊學山懷疑李桂英正和別人說自己的壞話,就拿磚頭砸李桂英,隨後,齊學山的哥哥齊金山、弟弟齊保山與齊海營、齊闊軍一起提著匕首、殺豬刀圍打李桂英,李桂英的丈夫齊元德聽到妻子被打,就隨手拿了一把鐮刀出來救妻子。

  打鬥中,齊元德被齊金山刺中,又被齊海營用鐵鍬朝脖頸猛擊了兩下。李桂英腿上、腹部中了三刀。

  根據後來被抓獲的齊學山供述,因為幾人都超生,他們懷疑齊元德、李桂英夫妻舉報他們超生問題而起意報復二人。

  當年南頓鎮主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副鎮長張天禮提供的一份證明顯示,“齊元德、李桂英夫婦並沒有舉報過齊坡任何人的計劃生育工作問題。”

  根據後來被抓獲的齊保山、齊學山的供述,幾人堅持認為齊元德夫婦舉報了他們,並在事發前進行了商議,決定對齊元德夫婦進行報復。

  正因為之前的“商議”,被周口市人民法院認定為“預謀”,是故意殺人。

  據齊坡村一個村民說,“矛盾不僅僅是因為計劃生育,齊元德家和他們五個人在一片宅基地上也有糾紛,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時間久了,就結成仇家了。”

  項城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張亞飛告訴新京報記者:“接到齊坡村村民報案後,項城市公安局即立案偵查,但當晚沒有抓到人。”

  “你去找線索”

  “當時,我不懂,我以為抓殺人犯像電視上一樣,殺人犯一跑,警察開著警車嗚嗚嗚就去追了,原來自己要找線索啊。”

  李桂英回憶,她當時躺在醫院半個月都虛弱得無法說話。當意識稍微清醒的時候,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當時,李桂英住在三樓,親戚告訴她,齊元德住五樓,康復得很快,已經脫離了危險。

  一個月後,李桂英出院。出來迎接李桂英的是她的婆婆。婆婆沒忍住,看到李桂英就嚎啕大哭。李桂英說,看到婆婆哭,就知道怎麼回事了,“一千隻蜜蜂在腦子裡飛,腳底踩了棉花一樣。”

  實情是,1998年元月30號事發當晚,齊元德因為失血過多,送往醫院途中就去世了。

  親戚們和李桂英商量,把五個孩子分給幾個姐妹撫養,讓她趁著年輕改嫁。

  李桂英說,看著高高低低這五個孩子,就想起了丈夫,她當時跟親戚們說:“好好一個人,像被老鷹叼走了一樣,這五個孩子,不能再到別人家裡,我要為他報仇,抓到五個仇人;還要為他報恩,把五個孩子養大。”

  回家安頓好,李桂英獨自一人到項城市公安局,詢問對五個嫌疑人的抓捕情況。得到的答覆是,“我們很重視,已經對這5人立案追逃。但人跑了,如大海撈針,你有線索嗎,你有線索我們就去抓。”

  “當時,我不懂,我以為抓殺人犯像電視上一樣,殺人犯一跑,警察開著警車嗚嗚嗚就去追了,原來自己要找線索啊。”

  回到家裡,李桂英帶著五個孩子挨個拜訪親友,站在親戚朋友的門檻上,她大聲說:“我家男人死了,但我還在,我的幾個孩子還在,你們幫我找線索,抓到那五個人,以後我五個孩子有出息了,挨個回來給你們謝恩。”

  最初,李桂英打聽到,逃跑的五個嫌疑人可能在新疆,她讓和自己關係最親密的兩個姐姐、姐夫專門去新疆打工,幫著尋找線索。李桂英又在村裡打聽有哪些村民在外打工,也“發展”成自己的線人。

  李桂英就這樣布起一張網路,四處打工的親戚、村民,成為她的眼線,南到海南,北到北京、西到新疆伊犁,東到山東青島。

  十七年,十餘個省份

  十幾年間,她先後去了新疆、雲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個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1998年3月和1998年9月,齊學山、齊保山分別被警方抓獲,而兩人的落網,都是李桂英提供的線索。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承認,在抓捕中,李桂英的線索確實起到了作用。

  直到齊學山、齊保山的案子審理結束,李桂英再也沒有接到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三人的有效線索。

  一晃就是兩年多。李桂英說,2000年秋,她終於聽到自己認為的可靠訊息,齊坡村有一個村民告訴她,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在新疆開車幫別人運貨。

  但該村民只說在新疆大城市,並不清楚具體在哪個城市。李桂英坐不住了,她找來地圖,查到兩個新疆的大城市,一個烏魯木齊、一個伊犁。她請求自己的姐夫去伊犁,自己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去了烏魯木齊。

  到了烏魯木齊,李桂英買了一副墨鏡,一頂帽子。李桂英說,第一次出門,很害怕,“就算我遇到這幾個兇手,他們把我害了也沒人知道。”所以自己得先裝扮一下。

  出發前,有親戚勸她,可以帶個男人一起壯膽。李桂英拒絕了,“我這個人很講究,帶一個男人出去,不是招來閒言碎語嗎?”

  烏魯木齊比她想象的大,李桂英花了一個月時間也沒有走完所有的地方,兇手的資訊更是杳如黃鶴。最後幾天,李桂英帶的錢快花光了,沒錢住賓館,就在一所大學的操場上睡了幾天。腳上的鞋子鞋底也快走掉了,啪啪拍打著腳底。她遇到一個好心人,送給她一雙鞋,穿著這雙鞋子回到了河南項城。而在伊犁的姐夫也沒有得到任何線索。

  回到家裡,已經是冬初,李桂英五個孩子,兩個讀初中,三個讀小學。李桂英離開家之前,把其中三個小的孩子寄養到了親戚家。

  孩子要養,仇也要報。

  在齊坡村村民眼裡,李桂英過得很苦,拉扯這幾個孩子就不容易了,還要照顧地裡的活兒,還要出門去找嫌疑人。

  “我媽後來請了親戚幫我們管機床,她自己出去找嫌疑人,回家就日夜不停忙地裡的活兒,到處跑著賣釘子。”李桂英的大兒子週週提起李桂英當年的經歷說,“我覺得在全中國沒有她這樣的女人。”

  週週保留著一張李桂英十幾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李桂英臉頰結著傷疤,“那年冬天,釘子價錢高,她騎腳踏車到處推銷釘子,送貨,想趁著行情好多掙點錢,臉凍壞了。”

  李桂英說,十幾年來,她無數次去項城市公安局,得到的回覆是“我們沒閒著,一直在關注你這個案子,但是你要提供有效線索,我們不能撲空。”

  在接受河南當地一家媒體採訪時,李桂英說,17年來,公檢法的大門我都快踏破了,我的辛酸,十馬車也拉不完。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認可李桂英的說法,但他表示“不能說李桂英說一個線索,我們就去抓人,我們的經費和警力都不夠。”

  李桂英說,她理解公安局的難處,就自己出發去核實線索。十幾年間,她先後去了新疆、雲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個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但線索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給我線索,也有人給仇家報信。”李桂英說,就這樣的,她多次撲空。

  轉機出現在2011年,李桂英無意中得到了一個新疆的手機號碼。

  “因為以前聽說過他們在新疆,對新疆的號碼就很在意。”

  “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新疆電話是齊金山的。”她把齊金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門的追捕資訊交給了新疆警方。

  2011年3月的一天,新疆警方傳給李桂英一個影片,影片中,一個男子正在悠閒地蹺著二郎腿吃飯。李桂英一眼認出了是自己追尋十三年的齊金山。

  2011年3月,齊金山歸案。

  同樣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齊海營的電話,將線索提供給了警方,2015年11月中旬,齊海營歸案。

  嫌犯改名後辦了新身份證

  齊海營的新名叫齊好記,戶口本上有齊好記的照片,齊好記身穿灰色的西服,打著藍色領帶,頭髮梳得像個知識分子。

  齊金山和齊海營被抓獲的時候,姓名已經變成韓保成、齊好記。

  李桂英說,她明白為什麼這幾個人這麼多年沒有追到了,他們擁有了新的身份。而她在追捕兇手的十幾年中,卻一直按照以前的資訊打聽,“到一個地方,拿著十幾年前的照片,問著十幾年前的名字。”

  直到今年九月,李桂英才知道,齊海營在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頓鎮派出所辦過二代身份證。

  李桂英查到了齊海營的戶口資訊,齊海營的新名叫齊好記,戶口本上有齊好記的照片,齊好記身穿灰色的西服,打著藍色領帶,頭髮梳得像個知識分子。

  新京報記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戶口記錄上看到,齊海營身份證辦理時間是上午十一點,距離派出所下班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推測齊海營是在2000年周口地區人口普查的時候更換了身份資訊。”而當地派出所的戶籍辦理人員,“因為工作量大,沒有注意到齊海營為在逃嫌疑犯。”

  這位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警方要對齊海營身份資訊修改一事進行徹查,誰修改的,嚴厲追查誰的責任。

  但李桂英對“工作量大”這個說法並不滿意。她質疑項城公安在為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1998年2月24日,你們公安局局長都對這五個人簽發了逮捕申請書,齊海營是逃犯,應該是重點監控物件,怎麼可能會因為工作量大而沒有注意到,是不是齊海營在派出所有關係?”

  在河南一家電視臺播放的採訪鏡頭中,項城市公安局信訪室工作人員回應李桂英說:戶口登出和抓人是兩碼事啊。你自己查查誰給提供的(身份資訊修改)條件,這我查不了。

  2011年,齊金山落網的時候,他已經化名韓保成,而齊金山還用一個叫吾買爾江的身份辦理過一個手機號碼,這個號碼從2006年一直用到2011年。

  關於齊金山吾買爾江的身份,新京報記者向新疆辦案警方求證,沒有得到回覆。

  而唯一在逃的嫌疑人齊闊軍,在網上追逃系統中查不到他的身份資訊,其身份處於真空狀態。項城市公安局回覆新京報記者稱,“這可能是因為基層工作人員的疏忽造成的。”

  為什麼幾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透過李桂英來提供線索,有的還是嫌疑人藏匿地警方配合才能抓捕歸案,項城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張亞飛說:“我們承認,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原因是那麼多年的案子,一些負責辦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辦案技術不行,才拖這麼久。”

  自己經歷的苦難,自己知道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頓鎮,現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們被報復。在南頓的家裡,養了一條大狗,門口還裝了攝像頭。

  2000年,齊保山、齊學山,被項城人民法院分別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2015年,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齊金山死刑,後經河南省高階人民法院裁定,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2015年7月,判處齊金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限制減刑。剛剛歸案的齊海營已被批捕,現在只剩下齊闊軍依然在逃。

  17年,5個嫌疑人抓回了4個。李桂英認為,還是太慢了,對不起丈夫齊元德。“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但現在已經是十七年,還有最後一個沒抓到。”

  除了抓齊闊軍,“下一步我會梳理這麼多年來誰為五個嫌犯提供了逃跑便利。”李桂英說,“逃走的時候誰送的,藏誰家裡了,身份證到底是誰修改的,還有公安局的人,為什麼不主動抓人,不作為,凡是涉及的責任人,一個也不能跑!”

  不出門追兇的時候,李桂英在家幫著大兒子看孫子,洗洗涮涮。李桂英說,自己的五個孩子也爭氣,四個考上了大學,其中三個學法律。大兒子週週說,母親囑咐過,“我為了給你爸爸報仇,踏破了公檢法的門檻,多麼不容易,你們要學法律,以後要替像我一樣的人辦點事兒。”

  齊坡村村民齊學武(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李桂英不容易,一個女人孤苦伶仃,替丈夫抓兇手,還要帶五個孩子,替死去的丈夫照料父母,在十里八村找不到這樣的能人。現在日子過好了,抖了!”(河南話“抖了”就是牛了)。

  李桂英的公公齊心堂80多歲了,他提起兒媳李桂英說,“沒有她,我們這一家就完了。”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可李桂英。

  齊坡村有不少村民,提起李桂英,都說“不認識”,臉上露出厭惡的神色。說完不認識以後,一個六十多歲的婦女加了一句,“十幾年過去了,齊保山、齊學山、齊金山也抓了,人家一家也挺慘的,還告個啥,搞的雞犬不寧的。”

  村民齊和平(化名)則認為,“那個婦女一直告狀,告這個找那個,現在村裡的人也不敢和她接觸了,萬一哪句話說的不對,兩頭得罪。”

  李桂英說,她也知道自己在村裡的情況,“肯定是讚我的恨我的都有。村裡有五個嫌疑人的親戚朋友,加上那些包庇嫌疑人的人,太多了。”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頓鎮,現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們被報復。在南頓的家裡,養了一條大狗,門口還裝了攝像頭。

  項城不少政府官員們也知道李桂英的事,對李桂英的看法不一。

  項城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提到李桂英說,“你沒發現嗎?她都有點不正常了。”

  李桂英的孩子也受到了壓力。有一次,在機關工作的女兒回家告訴李桂英,“領導找我談話了,說不要讓你到處跑了,注意影響。”

  李桂英火了,對女兒說:“告訴你們領導,他們管不了我。”

  李桂英說,她並不在意外界對她的這些態度,自己經歷的苦難,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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