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優先”外交攪亂世界

2020年，退群、制裁、撤軍依然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標籤，“美國優先”和特朗普個人的交易外交還在繼續，大選年更是讓選舉政治成為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原本緊張的中美關係在今年受到疫情、選情的疊加影響呈現出兩國建交以來罕見的嚴峻局面。

分析人士普遍批評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認為其過去四年嚴重破壞了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拜登政府就任後會試圖使美國外交政策重回傳統軌道。

外交政策突出選舉考量

特朗普政府過去一年在外交政策上延續了其“美國優先”單邊主義理念以及利益交易的偏好，加上今年是選舉年，選舉政治成為特朗普在外交決策中的突出考量。

秉持“美國優先”。為轉嫁國內對其抗疫不力的指責，特朗普政府5月宣佈以世衛組織“拒絕執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為由終止與世衛組織的關係，並於7月正式通知聯合國將退出世衛組織。繼去年退出《中導條約》後，特朗普政府今年再次表現出對軍控體系的排斥，11月正式退出《開放天空條約》，並消極對待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延長問題。

特朗普政府今年繼續在軍費分攤問題上向盟友施壓。今年6月，特朗普以德國“拖欠軍費”為由，在未與德國溝通的情況下宣佈將從德國大幅撤軍，此舉在美國國內和北約盟國引發爭議。

延續交易偏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屢屢將交易原則帶到外交決策中，今年在促成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時將“交易外交”運用到極致。為促成阿聯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美方允諾向阿聯酋出售50架F-35戰機，遭到國會民主黨人竭力反對；為了促成摩洛哥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則是單方面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的主權，破壞了聯合國主持解決西撒哈拉問題的努力。

突出選舉考量。特朗普政府今年出臺一系列支援以色列的政策，其年初公佈了明顯偏袒以方的“中東和平新計劃”，下半年則力促多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等。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基督教福音派選民，以及塑造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遺產。

特朗普政府今年還加快實施從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馬利亞撤軍，試圖兌現其結束“無盡戰爭”的選舉承諾，但因操之過急遭到軍方和五角大樓高官的反對和質疑。

對華強硬成為兩黨共識

特朗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等綱領性檔案中將中國明確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係在今年更是在結構性因素以外受到疫情、香港問題以及美國選舉的疊加影響，呈現出兩國建交以來罕見的嚴峻局面。

在政治上，特朗普本人在公開場合頻繁使用“中國病毒”等種族主義言論，並放任手下鷹派高官多次發表極端反華演講，大肆渲染中國對美國和所謂“自由世界”的威脅；外交上，中美高層互動銳減，蓬佩奧等人在國際場合發表反華言論呈現常態化趨勢，兩國更是自建交以來首次互相關閉對方總領館；安全上，美軍今年在南海已開展9次所謂“航行自由行動”，並頻繁穿越臺灣海峽和實施抵近偵察；在臺灣問題上，美臺高層互動密切，衛生部長阿扎和副國務卿克拉赫相繼訪臺，美國對臺軍售的數量和質量也有顯著提升；在人權問題上，特朗普政府以人權問題為由制裁數十名中方官員，並多次集結“五眼聯盟”和七國集團成員國就香港問題發聲；在科技問題上，美國打造所謂“清潔網路”試圖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在人文領域，特朗普政府發起“媒體戰”，渲染留學人員和孔子學院對美國科研和學術的威脅並採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今年在對華政策上發揮重要作用。分析與中國有關的立法資料發現，本屆國會比以往任何一屆都更關注中國問題，至少提出了366項與中國相關的議案，其中還不包括另外75項與中國有關的無約束力決議。雖然絕大多數議案不了了之，但透過成法的12個涉華法案頗具影響力。這體現了兩黨在諸多問題上存在黨派鴻溝時，對華政策共識反而得以凸顯，未來國會對中國的關注度，以及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影響力都將繼續提升。

破壞美國領導力和聲譽

美國主流媒體、學者和前高官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破壞了幾十年來美國倡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且其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表現破壞了美國領導力和聲譽。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和威廉與瑪麗學院數月前公佈了一項針對近千名在美國高校從事國際關係教學和研究的學者的民調，超過85%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對疫情的表現使外國公眾不再視其為履行國際承諾的國家。皮尤研究中心在9月釋出的一份民調印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美國在包括英、法、德、日、韓在內的13個主要盟國的形象和聲譽急劇下滑，各國受訪者普遍對特朗普處理國際事務持極高的不信任度，該資料在13國的中位數高達83%。

或許正是源於對特朗普的失望，專家學者對拜登的外交政策寄予厚望。布魯金斯學會高階研究員托馬斯·懷特說，拜登就任總統或許是建制派證明自由國際主義優於民粹民族主義的最後機會。即將上任的拜登團隊在外交政策上躊躇滿志，已經提出如合作應對疫情和氣候變化、重塑同盟體系和價值觀等諸多目標和計劃。

來源：參考訊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