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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渣渣刀&鍬鍬刀
2017年，一部名為《佛羅里達樂園》的電影因未獲得奧斯卡年度最佳影片的提名而遭到一眾影評人的批評, 一位影評人寫道：“奧斯卡是永遠不會提名一部指責政府過錯的電影作為年度最佳影片的。”
《佛羅里達樂園》講述了失業的年輕單親媽媽海莉和六歲女兒莫妮，住在迪士尼樂園附近一家旅店的一個廉價單間裡過著艱難卻有趣的生活。
儘管電影意在表達童年的快樂，但是觀眾不難從故事背景中體會到貧窮帶給她們的絕望以及政府福利政策的缺失。
導演肖恩·貝克在接受採訪時說道，“我的電影描寫的都是那些被所謂 ‘美國夢’ 落下而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
（電影《佛羅里達樂園》）
美國夢，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在1931年將其定義為，“無論每個人的社會階層或出生環境如何，生活都應該變得更好，更豐富，更豐裕，每個人都有機會根據能力或成就而定”。
通俗一點來說，無論你出生於何處或於哪個階級，都可以透過自身努力在社會中獲得成功。然而，對於普通美國民眾來說，真的是這樣嗎？
01
美國夢是有的，但某些政策是“半身不遂”的
從國內選舉到國際交往過程中，美國似乎一直是全球新聞媒體的焦點，然而其福利政策 (Welfare Policy）卻極少被提及。
尷尬的是，物質財富和科學研究都處於世界第一的美國，卻是西方世界中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也是兒童貧困率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
因貧困率統計方式有所不同資料也有所不同， 但是根據福布斯網站、《經濟學人》雜誌以及聯合國的報告引用的美國貧困分類標準，年收入低於2.57萬美元的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2萬美元的三口之家，低於16247美元的兩口之家和個人年收入低於12784美元的人口，被劃分為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
按此標準，在美國，有約4000萬公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其中500萬人處於在第三世界生活水平。兒童貧困率高達1200萬人，約佔美國兒童總數的六分之一。
經濟蕭條和戰後重建使美國的貧困率一直處於上升階段，然而因為每位總統對扶貧的關注點都有所不同，出臺的政策以及其有效性也忽高忽低。
貧困人群最熟悉的福利政策莫過於目前仍在使用中的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金（TANF）和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
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延續了約翰遜總統1964年頒佈的《食品券法案》（The Food Stamp Act of 1964），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糧票換取食物。
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金（TANF）於1997年出臺，延續了其前身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的做法，根據各個貧困家庭的收入情況和人口提供現金援助。
然而，不少學者研究發現，這些福利政策的效率卻下降明顯，由於多年來政府對貧困問題的忽視，福利策略缺少審查和革新，逐漸變得 “半身不遂”。
根據美國預算及政策優先事項中心(CBPP)的統計，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金（TANF）及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的貧困家庭註冊率從1979年的82%下降到到2009年的 27%。
與政策剛出臺時相比，TANF的註冊率下降了近60%。在2016年，有4120萬美國人生活在沒有穩定食物來源的家庭中，只有 59％的家庭參與了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剩下41%的家庭則被迫依靠社會慈善組織的援助。
（美國預算及政策優先事項中心(CBPP)的統計圖）
02
“半身不遂”的政策，被特朗普整得快要“全身癱瘓”。
自2016年當選總統後，特朗普便開始投身於為國家“省錢”的事業，在他看來“費錢”的政策應該被重新考量。於是各項本來就已經“半身不遂”的包括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金（TANF）和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在內的福利政策，以及在奧巴馬在任期間頒佈的新醫保都遭到了一記重創。
特朗普聲稱，因為他 “治國有方”，在2019年已經有700萬美國人脫貧並停止接受SNAP的食物救助。
然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雖然這些不再接受福利補助的人有一部分是因為經濟好轉而脫貧，但是絕大多數是因政策變化而被踢出了政策補助範圍。用哥倫比亞大學扎卡里·帕羅林教授（Zachary Parolin）的話來說，“接受福利救助的人減少並非因為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政府在申請途中設定了障礙。”
比如，特朗普為減少政府在福利政策上的開銷，增加了一系列申請的附加條件，最令人費解的就是受益者必須拿出 “在職證明” (Work Requirement)。他在《美國總統經濟報告》裡寫道：“對改革的承諾是我簽署這項法令的原因，它將指導相關部門透過刺激就業的方式減少人們對社會福利計劃的依賴。”
（《美國總統經濟報告》檔案截圖）
要知道，這些福利政策出臺的意義在於幫助低收入和沒有收入的家庭，也就是說大部分依靠福利政策的家庭都沒有工作。包括美國雜誌《經濟學人》和自媒體 “We, The People” 在內的不少主流媒體都曾拍攝過記錄美國貧困人群現狀的紀錄片，被拍攝者們表示很多人因為教育水平低並且有犯罪前科找工作十分艱難。
特朗普或許並沒有 “微服私訪”貧困人群，也沒有看過該類紀錄片，因此對於國家現狀完全沒有了解，一廂情願地相信 “工作就是脫貧的答案”。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白宮顧問安德魯·佈雷姆伯格透露，特朗普的新法令意於模仿1996年克林頓總統對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金（TANF）的變革：規定加入 “在職證明”並且一次性向各州撥款，並允許各州根據自己的意願分配資金。
然而近幾十年來，社會學家們認為TANF已經不再有效，因為各州已經不再將撥款用於福利政策的實施了，所以接受救助金的家庭越來越少。
“然而這並不是州政府的過錯”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伊芙林·布羅德金（Evelyn Brodkin）在講座中說道，“因為各州受制於憲法財政約束，它們沒有逆週期性財政能力。他們獲得的資金越來越少，但是需求卻在上升，於是許多州選擇削減福利政策開銷。”
布羅德金教授還提到，扶貧是聯邦政府的責任，不應該推卸給州政府負責，歷史上脫貧人數高的時期都是因為聯邦政府採取了有效行動。
（約翰遜總統1963年探望貧困人民）
同樣遭受重創的還有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僅僅在2018年一年就有300萬美國人失去SNAP的補助，這些失去政府補助的人們只能透過依靠社會福利組織的援助度日，然而社會福利組織因資金有限只能提供一些便宜但保質期長的罐頭食品，長期食用新增防腐劑的食品對肝、腎均有極大的傷害。
特朗普政府也在醫保申請上增加了提供“在職／在校證明”的附加條件，於是這些已經承受了極大健康風險的無收入人群也同樣失去了醫保。
2019年特朗普公開詆譭奧巴馬醫保（Obama Care）並出臺“協會健康計劃（AHP）”，AHP是短期的計劃，承包公司可以根據病史有條件的收取更高的醫保費用或拒絕承保，而這些條件都被奧巴馬醫保視為非法。2019年新出臺的政策甚至威脅合法移民，如果在他們有資格申請的包括醫療補助，食品券和住房券等在內的福利政策中進行註冊就取消其公民身份。
03
社會學家：美國貧困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
布羅德金教授在接受《經濟學人》雜誌的採訪時說道：“（解決貧困問題）是完全有可能的，作為一個擁有豐富資源和優秀經濟形式的富裕國家，（是否去做）是一個政治問題。”
選民會把票投給那些能夠滿足他們利益最大化的候選人，而候選人們也會提出滿足大多數選民的政策主張，以便上任。
一位來自科羅拉多州的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就曾以扶貧作為其競選活動的核心，參議員邁克爾·本內特提議向每個貧困美國孩子每月提供300美元現金補助。人們可能從未聽說過他，這也側面印證了政界似乎對扶貧沒有什麼興趣。
對於窮人而言，他們並沒有時間參加政治集會或是詳細的去了解每位候選人的提案，打工照顧孩子就已經足夠每天忙得團團轉。因此窮人投票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他們面對的問題便很少能得到政界的重視。
（本內特參議員的選舉集會）
於是，透過政治方式解決貧困問題似乎陷入了一個死迴圈：民主黨人擁護中產階級，共和黨人提倡為大企業減稅和增加福利，即使貧富差距在突飛猛進地擴大，生活在美國的窮人們在過去40年間都未曾在政府出臺的公共福利政策中聽到自己的名字。
在這個 “優生學”曾一度盛行的國家，在文化裡與精英主義同樣根深蒂固的還有對窮人的鄙夷。“在我們改變對貧困的看法之前，兩個黨派的政客們都將繼續把貧窮視為窮人自己的過錯”，《衛報》在一篇名為 《經濟對於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並沒有用，窮人也需要發言權》的文章裡寫道。
04
富有的大慈善家救不了美國人民
“慈善是一件冷漠的事情。如果有錢人想要幫助窮人，他應該很樂意繳稅。”
—— 英國作家弗朗西斯·貝克特（Francis Beckett）
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為美國教育業捐贈1億美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創始人邁克爾·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曾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捐款18億美元。在美國，每年30%的慈善捐款是由前0.5%富有的財閥捐助的。人們可能會想，這些富有的大慈善家在幫助讓世界變得更好，這是件值得讚揚的好事。
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富有的大慈善家真的能 ‘拯救’ 美國人民嗎？
在美國，0.1%的富人比另外80%的人擁有更多的財富；1%的富人將每年49%的國民收入放進了自己的腰包中；排名前400的美國富人所擁有的財富是底層1.5億人的資產總和（要知道，美國一共約3.3億人）。
然而自1980年起，政府對於富人的稅收就呈大幅下降趨勢。根據聯合國特派人權專家菲利普·阿爾斯頓（Philip Alston）釋出的報告，自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政府為大企業和財閥大規模地減稅，同時收緊了對福利政策的資金投入。這政策似乎是為在最大程度上擴大貧富差距而量身定製的，它使數以百萬計的低收入和無收入美國人民陷入困境。
特朗普在2017年簽署稅改法案，把對大企業的稅收由35%減到了21%並使個人和一些家庭的稅收起徵點獲得大提升，也就是說富有的大企業和富人需要繳的稅被大幅度降低了。
政府的稅收減少了，但是開支並沒有減少怎麼辦？這似乎並沒有難倒特朗普，在更改稅收後美國政府馬上開始削減 “燒錢”的專案，也就導致了上文所描述的 “全身癱瘓”的福利政策。
（特朗普簽署2017年稅改法案）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指責美國財閥們 “假慈善真避稅”，美國作家阿南德·吉里達拉拉達斯 (Anand Giridharadas)在他的暢銷書《贏家通吃》裡寫道：“富有的財閥們有一整套完整的體系，以透過使他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做慈善。”
書中寫道，財閥們只要在捐款者顧問基金會（Donor Advised Funds）存一定的慈善基金，便可以獲得資產全部公平市場價值的所得稅減免的資格，最高可達調整後總收入的30％。
然而有趣的是，捐款何時被實際用於慈善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也就是說，不論這些捐款在基金會里存多久，也許1個月也許10年，捐款者都可以馬上獲得稅收減免。
（阿南德·吉里達拉拉達斯 (Anand Giridharadas)《贏家通吃》）
令人費解的是，為何美國政府仍熱衷於為富人減稅？
政客和財閥們之間的秘密交易已經進行了幾十年之久，想要連任的總統，自然也要做出一些表示。同普通選民一樣，財閥們會選擇那位能使他利益最大化的候選人，然而與普通選民不同的是，財閥們擁有的不止是一張選票。他們用強大的資金贊助支援的候選人，以便其日後上任時出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
再低頭看看自己手裡的選票，普通美國人民似乎已經從民主選舉的參與者變成了旁觀財閥鬥爭的吃瓜群眾。用吉里達拉拉達斯的話來說，位於社會頂層的人把底層的人當作墊腳石，而窮人之所以爬不上來正是因為他們被富人踩在腳下。真正的改變意味著一方權力的喪失，於是這些看似慷慨的大慈善家們便撒撒錢讓底層的人們暫時忘記自己正所處的困境。
有趣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好萊塢熒幕上對每一個生命都錙銖必較的“美國隊長”卻讓自己的確診人數達到了200多萬，對於一個黑人的生命也視同草芥。最近的一些美國政客很“驕傲”，不斷強調美國的“不一樣”，強調美國還是那麼地偉大，但是又是為什麼，讓憤怒的人，連他們的“國父”都不放過呢？
所以，美國政府的“扶貧”與我們平時所想象還真不大一樣。每屆政府都致力於“脫貧”，結果是富者更富、貧者更窮；每個參加總統競選的候選人也都會給選民以“致富”承諾，到後來則是給了大財團以“希望”，送了普通百姓以“失望”，最終呈現人們眼前只能是富人照富、窮人愈窮。政策制度上的缺陷、價值體系上的詬病（認為窮人本應該受窮）、底層人民沒有發言權……當扶貧只是政治鬥爭和富人減稅洗白名字的工具時，誰還在乎窮人在做什麼夢呢。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我國人民用實踐證明的正確道理。然而，這些連本國針對少數族裔的種族歧視都搞不清楚，卻動不動驕傲地宣佈自己做了了不起的工作的美國政客還在向全世界的人民證明一句話：真相恆久遠，嘴炮永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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