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美國真相？CGTN新媒體依託百位美國拍客，首次以美國普通人的視角，從槍支暴力、種族歧視、醫保困境、毒品氾濫等多角度記錄了美國社會的沉痾痼疾。
今天推出《美國真相》第一季第三集《美國非裔：我期盼的平等並不存在》。
亞當·索爾維格（Adam Solveig）是一名生活在紐約的非裔美國人。一天，他與好友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聽到身後有撥動槍栓的聲音，他下意識地認為自己遭遇了武裝搶劫。然而，等他轉過頭去，卻看見幾名警察悄無聲息地站在他身後，舉槍向他瞄準。
“所以，（當我再聽到槍上膛的聲音時，）我該怎麼做呢？拔腿就跑嗎？”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像索爾維格這樣的非裔美國人，也折射出美國社會長久以來備受爭議的警察槍擊問題。
就在今年4月4日，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26歲難民帕特里克·萊奧亞（Patrick Lyoya），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某紅綠燈交通路口被一名白人警察開槍擊中後腦身亡。儘管該警官聲稱自己開槍屬於自衛，他仍將面臨二級謀殺罪的指控。
“（當時要是跑了，）我可能就已經死了。這就是美國警察所謂的正常執法。”回憶起當時的經歷，索爾維格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類似事件層出不窮。華盛頓郵報資料統計顯示，美國黑人被警察槍殺的數量是白人的兩倍有餘。
但是，美國警察針對非裔的執法行為還包括不成比例地大量逮捕、搜身盤查和囚禁非裔，映射出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不平等問題。根據美國司法部統計，非裔美國人被捕後入獄的機率是其他種族的三倍。
“我覺得美國的種族問題長期存在，諸如警察的暴力執法、經濟不平等和貧富差距。現在美國的種族問題就像一個大熔爐，各種問題摻雜其中，”索爾維格說道。
2020年，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在全美掀起軒然大波，由此引發的大規模抗議示威迅速蔓延全球。該事件，如同撕開了一道“從未癒合的傷疤”，使長久以來黑人與白人社會地位極其不平等這一看似無法根除的問題暴露無遺。
巨大的差異
在美國，黑人的成長往往困難重重，缺乏接受良好教育、平等就業、同工同酬的機會，同時家庭的負債更使得他們陷入惡性迴圈，無法擺脫貧困。這也直接導致了黑人與白人之間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知名民權組織“全國城市聯盟”（The National Urban League）於今年4月釋出的報告顯示，中等黑人家庭的年收入接近4.4萬美元，比白人家庭低37%。
“在當下公認的‘無種族歧視’體系中，種族不平等依然存在。和白人相比，黑人的房產市場估價更低，從事同樣的工作收入也更低。凡妮莎·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是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方面的高階研究員。她在該機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公共投資與刑事司法制度上的偏見導致黑人社群被過度監管，卻得不到應有的社會服務。而這些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也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問題”。
威廉姆森還指出，幾十年來，政府官員一直將種族差異歸咎於個人選擇，這是不公平的。相反，無論是在個人還是在社會層面上，這些種族貧富差距都應該被視為“種族歧視的產物”。而歧視，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未停止過。
系統性種族歧視最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把黑人看作“財產”，這是一種從奴隸制度演變而來的根深蒂固的習慣。伴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制度化種族歧視及其影響，有的變得微妙，有的卻顯而易見，但是這些問題從未消失過。有一個例子充分說明了過去的種族主義政策是如何影響當下非裔美國人的生活，那就是剝奪黑人社群獲得聯邦抵押貸款機會的“紅線政策（紅線標記區）”，這種做法直接區別對待非裔與其他種族。
所謂“紅線政策（紅線標記區）”，指的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為應對經濟大蕭條而制定的房屋貸款政策。當時，政府成立新的信貸機構，對全國200多個城市的不動產市場前景進行調查評估，根據評估結果，用紅線在城市地圖上進行區域劃分，並拒絕為紅線標記區內的居民提供相應的貸款、保險等服務。
不出所料，黑人社群被無情地劃分在紅線標記區內。專家學者認為，此舉直接加劇了美國種族間的區別對待。儘管政府在1968年明令禁止在房屋方面實行歧視性政策，但這種做法仍延續至今。研究表明，房地產中介從未停止過引導購房者遠離某些特定社群，而銀行拒絕借貸給非裔美國人的比例也仍遠高於白人。
馬薩諸塞大學麥考馬克政策與全球研究學院公共政策學的教授克里斯蒂安·E·韋勒（Christian E. Weller）和美國進步中心經濟政策方面的主任莉莉·羅伯茨（Lily Roberts）在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道: “從奴隸時期對非洲人殘忍的剝削，到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系統性的壓迫，再到今天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國家的政策在非裔群體實現“美國夢”的道路上製造了重重障礙，使得他們很難創造、維持和傳承財富。”
未來將會怎樣？
巨大的貧富差距在美國已然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是民主黨的政客們卻越來越認識到處理這個問題對選舉的重要性。拜登政府就曾憑藉選舉時發生的人權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獲得大選勝利，並承諾一定採取具體措施，縮小長期積累的貧富差距。
拜登採取的一項關鍵措施，就是下達行政命令，“要求透過聯邦政府促進種族平等，為缺乏社會服務的社群提供幫助”。專家認為，這一行政命令將有助於使聯邦政府為黑人提供更多公共領域就業機會。
該政策和其它相關聯邦政策為治理種族不平等獲得進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政府官員承認，只有採取更廣泛、更長期的行動與承諾，才能解決持續幾個世紀之久的系統性問題。
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導致解決美國黑人根深蒂固的社會困境的前景變得更加渺茫。韋勒和羅伯茨還指出，黑人有更大可能接觸到新冠病毒，更難獲得食物，並且更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影響，“這場疫情如同颶風一般，席捲全美，使得美國黑人家庭與白人家庭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持續惡化與擴大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加劇了美國黑人的失望和不滿。作為一名攝影師，索爾維格熱愛用鏡頭記錄發生在紐約的點點滴滴；而作為一名黑人，他敦促人們密切關注引發此類社會陣痛的深層次原因。
索爾維格對美國種族歧視現狀作出了這樣的總結，“當人們在情感上受到深深傷害，卻沒有其他辦法讓他人知曉時，他們只能透過遊行示威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