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春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2020年以來，美國先後推出了多個“中國工作組”，如2020年5月成立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2020年7月成立的國土安全部“中國工作組”，以及今年2月成立的國防部“中國工作組”。然而，美國成立這些工作組並不是為了促進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也不是為了增進美國府會及民眾對中國的瞭解，而是為了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壓，這成為美國重啟冷戰思維的又一例證。
一方面，這些“中國工作組”的出現反映了美國府會及兩黨對中國發展壯大的不正常恐懼和焦慮。
這些工作組雖屬不同部門，由不同人員構成，側重點亦不同，但均打著“應對中國威脅”的幌子出現在世人面前。以眾議院“中國工作組”為例，該“中國工作組”由眾議員邁克爾·麥考爾任主席，成立初衷旨在“應對現存的和新興的、跨領域的中國威脅”。
顯然，邁克爾·麥考爾等人錯誤地認為中國已經對美國構成了“全方位的威脅”，因此才推出了這樣的工作組;依照美國國土安全部網站所發訊息，該部成立“中國工作組”的目的則是“全面地闡明、優先考慮和協調該部應對中國對美國本土構成的不斷演變的威脅”;美國國防部所成立的“中國工作組”，則側重美國在軍事安全領域以及地緣戰略方面所面臨的“中國威脅”。
拜登在宣佈該“中國工作組”成立時稱，“由奧斯汀部長成立的這個中國工作組將審視我們的戰略、作戰概念、科技、軍力態勢等等。”由此可知，對中國發展壯大的不正常恐懼和焦慮，是推動美國成立這些工作組的主要驅動力。
另一方面，這些“中國工作組”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明顯有凝聚國內共識、動員全政府乃至全社會之力對中國進行全方位遏制和打壓之意。
歷史上，美國為了維護國內的團結，往往樂於為自己尋找和塑造一個敵人，二戰前的德國、冷戰期間的蘇聯、“9·11”後的國際恐怖勢力，均是美國不同時期的敵人。以二戰後的美蘇關係為例，美國在二戰結束後不久就開始了對蘇聯敵人形象的宣傳和塑造，包括利用各種媒介和渠道將蘇聯描述為獨裁、黑暗、殘酷、封閉的形象，給蘇聯貼上“邪惡帝國”的標籤。經過長年累月的刻意塑造，蘇聯成為美國民眾心中“最邪惡也最具威脅的敵人”，這種敵人形象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美國民眾對俄羅斯的觀感。
蘇聯的解體讓美國失去了對手。在此背景下，美國又開始了尋找敵人的過程，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也為這種思維推波助瀾。
上述“中國工作組”成立後，渲染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可謂不遺餘力。如美國眾議院“中國工作組”2020年9月所發報告，就如何應對“中國威脅”提出了多達400多項政策建議，其中178項為立法措施。同年10月，該工作組又推出了所謂“中國工作組法案”，包含多達137項分法案及建議條款，妄圖透過立法手段對中國進行全方位遏制和打壓。
同時，上述報告和法案的捏造過程，也是眾議院“中國工作組”凝聚反華共識、實現社會動員的過程。工作組主席麥考爾同年9月稱，該工作組成員過去五個月時間與至少130位各方面政策專家、企業界領袖、其他國會成員以及多位現任和前任兩黨政府官員進行會晤，就中國所構成的“威脅”開展系列討論。
然而，所謂“中國威脅”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畢竟新中國在成立70多年裡一直高舉和平發展旗幟，既無稱王稱霸擴張之心，又無對外侵略威脅之實。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有著這個東方民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邏輯，也為人類擺脫貧窮落後實現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程序中，中國成為新的動力源和重要合作伙伴。中國的發展壯大是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肆意對中國進行遏制和打壓也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美關係正常化40多年來，中國在中美關係中長期處於不利態勢，不時面臨美國的挑釁和打壓，最突出的便是經貿、人權、臺灣等議題，但中國始終沒有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今天，置中美間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對於世界的共同責任於不顧，企圖透過各種“中國工作組”對中國進行強力遏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顯然是不現實的，也註定是徒勞的。
對於中美這樣的世界大國而言，雙方存在競爭甚至是衝突毫不奇怪，也不足為懼，關鍵是怎麼看待和應對。如果抱著冷戰思維和零和心態不放，認為中國的強大就意味著美國的衰落，認為中國強大後必然會像西方列強一樣國強必霸，顯然是對中國的誤讀，也是對世界發展趨勢的誤判。
相反，如果能夠跳出冷戰思維的窠臼，控制住樹立假想敵的衝動，正確看待並管控中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並在符合雙方利益的領域進行坦誠合作，不僅能夠讓中美關係重回正軌，讓兩國實現共贏，也能造福包括兩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