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 遠
全球化的新冠肺炎既是一場大災難，也是一面大鏡子，它不僅給全球造成了深重苦難，也折射出世界各國應對疫情的心態、制度和模式的成功與否。抗疫成功的國家有其共同性和必然性，而失敗的國家儘管原因很多，也都有其必然性。
瑞典“群體免疫法”的始作俑者
瑞典這個國家，年初疫情爆發以來一直堅持所謂的“群體免疫法”，其倡導者和頑固推動者是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瑞典在公共衛生和防疫方面與他國體制有所不同，因此抗疫的決策和模式也不同。
特格內爾不僅從2013年以來一直是瑞典的國家流行病學頂級專家，而且在瑞典公共衛生局擔任要職，按照瑞典有關法規，他才是瑞典公共衛生安全的最高權威，首相在這方面也必須聽從和服從於他，這使瑞典政府在疫情應對方面一直處於被動局面。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前將瑞典列為歐洲抗擊新冠疫情最糟糕的國家。該組織對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疫情進行了全面分析，比較了各國抗疫的方式，瑞典在幾個要害問題上同時受到了批評。如該國人口流動在大流行期間沒有減少，瑞典的病例比率高於歐洲國家，更高於北歐鄰國。
瑞典首相勒文11月22日罕見地發表了週日晚間講話，警告國民瑞典的抗疫形勢面臨日益嚴峻的威脅。瑞典輿論也對疫情表示出極大的擔憂，很多人抱怨該國迄今為止的疫情應對措施過於消極被動，可能不足以抗擊日益惡化的疫情。但特格內爾則不以為然，甚至指責OECD的分析報告和結論斷章取義。
瑞典的疫情爆發時間與芬蘭、挪威、丹麥和冰島四個北歐鄰國基本相同。北歐五國的歷史背景緊密相連，生活方式、宗教、社會和政治制度也相近。瑞典位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人口1000餘萬，GDP 5500餘億美元，經濟、科技、社會、醫療高度發達，屬於北歐五國的“大哥大”，在諸多方面發揮著“領頭羊”作用，但此次抗議中瑞典卻成了反面典型和北歐國家的拖累。
瑞典疫情愈演愈烈
疫情來襲時，瑞典依靠自己先進的公共衛生和醫療設施，有效抗擊了疫情，顯示了實力和優勢。但病毒並不分強國、弱國和小國，只要有空子就會鑽。當歐洲大陸國家面對疫情大多如臨大敵，紛紛採取部分或全面封閉隔離時，北歐國家也緊急行動起來，芬蘭、挪威和丹麥等也早早採取比較嚴格的防疫措施，因此有效抵禦了病毒的入侵。
但瑞典自以為是，一直堅持所謂的“群體免疫”抗疫模式，結果疫情不斷惡化。瑞典按照人口比例，不僅很快成為北歐國家的疫情之最，而且變成了歐洲的疫情重災區，後來的疫情更一發不可收拾。
截至北京時間11月29日中午，瑞典新冠病例已激增到243,129例，每10萬人的染疫比例為2,388例；死亡病例6,681例，每10萬人為66例。目前瑞典在全球病例排名中位居第36位。而西部鄰國挪威的病例僅35,546例，每10萬人為669例；死亡病例僅328例，每10萬人中僅6例。東部鄰國芬蘭的病例僅24,307例，每10萬人中僅440例；死亡病例僅393例，每10萬人中僅7例。丹麥的疫情稍微嚴重些，但迄今累計病例也不過78,354例，每10萬人的病例為1,352例；死亡病例累計823例，每10萬例中僅14例。
最近特格內爾不得不承認，瑞典的“死亡人數太多了”，但他仍堅稱其“群體免疫法”是正確的、明智的、有效的，並辯稱瑞典的死亡人數多主要是因為老年人的染疫和死亡病例過高，是老年人特別是養老院的醫護和防疫工作沒有跟上造成的，與他堅持“群體免疫法”沒有直接的關係。
特格內爾固執己見
11月13日，特格內爾在瑞典本國和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接受路透社記者電話採訪時仍堅稱，瑞典的“群體免疫”戰略將“不會改變，我們將繼續走這條路，對這一規則有巨大的堅持”。
特格內爾堅持的所謂“群體免疫法”就是與許多其他國家應對疫情的方式不同，瑞典在整個流感大流行期間一直開放學校、餐館和其他企業，僅側重於鼓勵社會接觸疏遠和保持良好衛生等自願措施，如要求人們儘可能呆在家中工作，避免公共交通和到擁擠的室內參與活動等。
瑞典還是歐洲少數幾個不推薦或強制要求醫院和護理設施之外的人們必須戴口罩的國家之一。特格內爾說，儘管歐洲疾病控制中心和許多其他衛生機構推薦了戴口罩，但他還沒有看到任何有利於戴口罩的良好研究。他稱，目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很少，如果你看看那些對戴口罩有嚴格規定的國家，就很難看出它們的表現有什麼特別良好之處”。
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德國等歐洲國家在疫情爆發後，採取封鎖隔離、再次開放和疫情再次爆發、再度封閉、又逐步開放的疫情應對模式，給了特格內爾辯解其“群體免疫法”有效的更多理由和說辭。特格內爾認為，這些歐洲大陸國家的抗疫模式與瑞典的“群體抗疫”方式實際差別不大，從成效來說也是喜憂參半。這些國家既想硬性抗疫，又擔心經濟社會承受不住，封封放放，缺少定力，結果既沒有消除疫情，也未能挽救經濟，不能說是成功的抗疫方式和模。而瑞典至少保持了經濟社會免受大的衝擊。
“群體免疫法”引發巨大爭議
特格內爾的偏執抗疫法在瑞典上下引起了很大爭議。但奇怪的是，他“既招致了嚴厲批評，也引起了不少讚揚”。特格內爾在頻繁的記者招待會上，竟然不斷“吸引了大批電視觀眾”。有一些紋身者穿著上面印有“有特格內爾在，我們信任”的字樣，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招搖過市。一些評論指出，不少特格內爾的狂熱擁躉是激進分子，思維極端，他們把極端主義帶到了國家公共衛生危機的應對之中，可以將此視為“極端疫情民粹主義”。
然而，很多瑞典人並不贊同“群體免疫法”。據路透社報道，特格內爾甚至收到了不少指責他推行魯莽政策的人對他發出的“死亡威脅”。不少瑞典人對瑞典死亡人比鄰國挪威高出10倍以上、比丹麥高出近5倍表示了極大擔憂和憤怒。11月13日的瑞典《阿夫頓布萊特日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27名瑞典科學家和醫生在信中警告稱，瑞典可能很快就會接近春季重症監護醫院的人數，並呼籲政黨領導人推翻衛生部門堅持的“群體免疫法”，實施更為嚴格的疫情防控限制。
國際上對特格內爾堅持“群體免疫法”也有反對之聲。美國一些流行病專家批評稱，瑞典遠遠沒有實現群體免疫。面對一場危險的病毒大流行，政府和社會大眾都需要齊心協力，堅決將病毒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傳播堅決控制住，而不能讓其放任自流。
美國前衛生部長助理霍華德博士強調，提倡和要求人們戴口罩是必須的，事實證明戴口罩、檢測Covid-19並追蹤患者的接觸者是有很大幫助的。瑞典建立和試圖堅持“群體免疫”模式，但該模式已“嚴重失敗，絕對不是我們（美國）應該試圖複製的策略”。如果美國推行“群體免疫”方式，“將徹底顛覆美國數月來控制病毒的工作成效”。霍華德博士這番話，被認為是針對特朗普政府在大選之前提出的類似瑞典“群體免疫法”的抗疫策略所指出的。
世衛組織批“群體免疫法”不道德
世界衛生組織對瑞典的“群體免疫”模式表示了明確質疑和反對態度。世衛負責冠狀病毒應對的技術主管瑪麗亞·範·克霍夫今年8月在日內瓦的一次新聞釋出會上指出，“群體免疫”通常是在接種疫苗的背景下討論的，而不是作為對病毒大流行的一種反應策略。“通常是當我們談論免疫屏障，我們談論多少人口需要接種疫苗，抗擊病毒原體，防止病毒傳播時才會提出群體免疫的問題”，“如果我們從自然的意義上考慮群體免疫，就像讓病毒橫行一樣，這是非常危險的。這意味著許多人會被感染，許多人需要住院治療，許多人將會死亡”。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直截了當地批評了所謂的“群體免疫論”。譚德塞8月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指出，“讓一種我們還不完全瞭解的危險病毒自由執行是不道德的，這不是一個選擇”。“群體免疫”是“用於疫苗接種的概念”，而不是對疫情大流行的有效控制。“在公共衛生的歷史上，群體免疫從未被用作應對疫情爆發的一種策略，更不用說針對流行病了。這在科學和倫理上都是有問題的”。這隻會“讓病毒不受控制地傳播，意味著讓人們不必要地受到感染、痛苦和死亡”。
瑞典衛生當局會聽從忠告和警告嗎？目前看很難。
一是瑞典這個國家個性非常強，從來都極其自信，在很多方面喜歡標新立異，對別國的做法不以為然甚至批評指責，政治上如此，經濟貿易、科技創新和企業產品設計上也是如此。瑞典因此有其成功和獨特的一面，也有其故步自封和不成功不入流的一面，但瑞典就是瑞典，不大會改變；二是特格內爾是瑞典固執己見執風格的典型人物。瑞典和歐洲輿論早已指出，特格內爾認準了的事是不大會改變的。雖然瑞典的疫情日益加劇，特格內爾也面臨日益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但他有自己的思維習慣和專業認識，始終認為自己才是正確的，而且是一貫正確的。
特格內爾1956年4月17日出生在瑞典第四大城烏普薩拉。1985年，他在隆德大學學習醫學，隨後在厄斯特松德的縣醫院實習，而後到林雪平大學醫院專門研究傳染病。
客觀說，特格內爾在醫學上特別是在傳染病學方面是相當鑽研刻苦的，也是有造詣的，他早在1990年就用瑞典的病毒性出血熱，成功治療了據信是埃博拉病毒或馬爾堡病毒病的後遺症患者。1990年到1993年，特格內爾曾任職於世衛組織在寮國建立的疫苗接種計劃專案，併到非洲國家實地考察研究病毒疫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他不僅在瑞典享有很高聲譽，而且在歐洲的流行病學領域也有不小的知名度。
但輿論擔心，特格內爾堅持偏執的“群體免疫法”也許對其學術研究不無參考幫助，但這樣做的風險極大，實際上他是在以瑞典民眾的生命健康為代價，對國際抗疫已逐漸形成的基本共識與成功模式進行對抗挑戰。
（作者周遠為東方智庫、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