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文明城市｜楊一帆：比建立行動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內生動力

成都正在進行一場重要的“應考”。

去年，中央文明辦決定，先行開展全國文明典範城市建立試點工作，成都正是試點城市之一。連續五屆蟬聯“全國文明城市”的榮譽稱號之後，成都的文明城市建立走向“典範”階段。

就在今天，全市建立全國文明典範城市片區拉練會舉行，這一次，聚焦的是農貿市場及周邊環境。

作為全國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建立難度最大的一個，“全國文明城市”被視為國內城市綜合類評比中的最高榮譽，“全國文明典範城市”更是皇冠上的明珠。不過，從各地建立的實踐來看，相較於地方黨委政府的積極行動、廣泛發動，普通市民對此的知曉度、參與度並不熱烈。

在知乎、微博、論壇等網站上，這一話題只是偶有討論，也有一些聲音對“創城”不太“感冒”：城市贏一個稱號跟市民有何關係？“一陣風”的建立之後能給城市留下啥？

如何把文明城市的建立行動落到城市發展的優勢和市民的體驗上去？怎麼把建立轉化為穩定、長期的社會規範和效果？以“典範”為目標的成都，不得不思考和探路。日前，紅星新聞記者對話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際老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第一批第二批市民觀察員楊一帆，重新認識文明典範城市建立中的“創城”與“育人”邏輯。

楊一帆

解決一個問題：

如何從“錦標賽”轉化為城市有機體內生動力？

紅星新聞：成都已經連續五屆蟬聯“全國文明城市”，您認為建立“全國文明典範城市”在過去的基礎上，還需要實現哪些突破？

楊一帆：建立全國文明城市本身是一場“錦標賽”，你可以把它視作一次答題比賽，中央文明辦公佈了“考綱、教材、教參”，各地抱著一定的目標，在一定考試期間內答題應考。錦標賽帶有約束性，在短時間內集中關注某些問題，黨委政府全力推動、迅速解決，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對於城市的發展和治理而言，文明城市建設是久久為功的能力問題，沒有考試結束的時候，也沒有喘口氣、歇歇腳的時候。透過週期性、滾動式地建立，把錦標賽內化為城市有機體的內生動力是更大文章。

在我看來，“全國文明典範城市”和“全國文明城市”就是領軍者和優秀者的區別。比如在某個行業中，那些有示範性、處於領軍地位的企業本身一定是優秀的，同時其價值觀更是具有包容性、多樣性、韌性、彈性的。對於城市也是如此，典範突出品牌和價值，是長久的學習力和深遠的影響力，而不只是“答題”能力。

建立文明典範城市必須緊緊抓住“人”這一核心要素，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實施惠及人民的發展舉措、堅持依靠人民的發展路徑。

最近我調研了一些市民高頻使用場景和遊客高頻使用場景，比如交通擁堵、亂丟垃圾、隨地露營、沿街燒烤等等，我感覺市民的主動性調動得還不夠充分。現在的管理模式是你丟垃圾我就撿，我給你加垃圾桶，但我們有沒有計算過一個公共場所需要設多少垃圾桶，安排多少人去維護才能保持整潔？全城如果有大量開放式的公園，又該怎麼管？誰來管？這不是我們透過建立行動去臨時增加人手就能長期維護的，必須要讓市民主動“文明”。

市民在環城公園綠道錦城湖段騎行

釐清一個謬誤：

不文明現象是市民素質問題嗎？

紅星新聞：日常生活中我們時不時會看到不文明現象，並通常歸因於市民的素質問題。您如何看待市民素養和城市文明的關係？市民素養等精神文明的問題可以透過行政手段來提升嗎？

楊一帆：這種簡單的歸因法直接“架空”到個體或者群體的意識和素質上，對於問題的解決作用有限。文明典範城市的建立不要上來就扣帽子，不要單純苛責市民的素質，政府要換位思考。城市管理者的同理心和共情性，很多時候有助於促進市民的主動文明。

我們回到一個個不文明現象中去找原因，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的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人性化做得不夠。比如個別道路每天上下班早晚高峰時電瓶車、腳踏車、公交車和行人擠在一鍋粥。如果成千上萬人同時通勤又缺乏規則，那必然會有搶道、闖紅燈的不文明現象，再遇上暴曬和雨天，大家的怨氣和不文明行為就更加突出。作為管理者，是不是可以透過道路拓寬、動線設計、有效引流、智慧輔助等方式來解決問題，引導市民有序透過，獲得更好的體驗和感受？

當然，客觀上講，成都的城市管理必然是很難的。現在成都人口超過2100萬，人口數量排在前面的都是直轄市，與成都同為副省級城市的一些城市很多都才剛剛過千萬人口。我們的治理工具也比較有限，比方說地方立法許可權調整後，成都僅有“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三項地方性立法許可權。

那我們更多地就要從黨委政府的體制機制創新來做。我們的治理工具是連續的“光譜”，懲罰、規制、勸導、自律，最有效的工具不是懲罰也不是規制，而是要想辦法讓市民自律。

理解自律也就是理解市民參與度和積極性的問題。怎麼讓人參與？我認為要建立人民城市和家庭/人的連線性，讓“繡花針”在城市和人民之間穿梭、編織。統籌推進城市的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是二元對立地推進，而是要讓物質文明成為涵養精神文明的土壤。

成都東站西廣場進站口

一個非常簡單的案例，大家在客運站、高鐵站的候車廳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大人都安安靜靜地刷手機候車，小孩在一排排的座位旁追逐打鬧，撞到人或者吵到人了，家長要出來道歉。其實這是因為候車廳沒有兒童友好的環境，沒有遊戲空間，兒童不會表達也沒有學會壓抑天性，就闖入了專為成人設定的空間，導致衝突。如果候車廳專門開闢一小片區域設定成一個沙坑、一個迷你遊樂場，讓兒童玩耍，那家長、兒童和其他旅客都會相對舒適。

這方面，我們也有做得好的經驗值得總結，舉一反三。比如，公共廁所如果沒有設定母嬰廁所、家庭廁所，那帶著孩子出門的父母，遇到緊急情況就只能讓孩子隨地大小便。如果建設方在沖水方式、便坑細節等方面就糊弄，管理方在打掃頻率和廁紙提供上不合理，來使用廁所的市民就很容易糟蹋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在公廁革命中，及時調整完善了相關設施，這就做得很好。人們在安全、舒適、整潔的環境裡會更容易保持體面和文明，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節”，所以我們首先要給公眾提供周全的幫助和服務，而不是去指責他人。當人們能及時方便找到廁所時，為什麼還要當街大小便呢？

因此，文明不是犧牲別人的便捷來實現的，要讓強制的文明、被動的文明轉化為自發的文明、主動的文明，社會需要提供環境、知識、技術，形成多元主體共治。典範絕對不是管出來禁止出來的。

找到一個突破口：

重點場景和重點人群

紅星新聞：當前成都建立“全國文明典範城市”可以找到哪些著力點？

楊一帆：堅持用者思維，站在市民的角度去拉需求清單。2100萬市民數量多、多樣性強、訴求多，那黨委政府就要化繁為簡來抓重點短板。我的建議是找到重點場景和重點人群作為突破口，一事一議解決問題。

以重點場景來舉例，就是現在非常火的露營。我最近注意到興隆湖畔搭帳篷露營的特別多，草坪已經不行了，如果繼續下去就可能發生典型的“公共地悲劇”。

日本的富士山也是一個露營打卡點，它的容量面對的是東京都市圈的市民和全世界遊客，其實管理會更難。但富士山下有大量的自然博物館，來露營的人可以從自然博物館中接受自然教育、生命教育，知道草坪也需要休養生息，會在寓教於樂中習得行為規範。

市民們在青龍湖溼地公園露營

我們能不能做一些小貼片、二維碼透過流動宣講和散發傳單等方式來引導市民？市民喜歡在草坪上搭帳篷、燒烤，是不是可以透過流動販售車、租賃帳篷等社會力量來解決市民的需求？更進一步來說，市民搭帳篷最大的需求和動力是為了親近自然，因為我們生活在城市離自然太遠了，未來越來越多的自然空間開啟，在城市周邊、社群街道就能親近自然，市民也不見得會一窩蜂地搭帳篷。創文創典工作要和兒童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群、自然生態教育等工作結合起來考慮。

以重點人群來舉例，我覺得是抓“一老一小”。他們是長期在社會中被忽略的群體，但他們對於文明行為的訴求更高，如果大家都不排隊，被擠的反而是這群人。文明典範城市的建立中，市民之間的互相教育、代際互動是非常重要的，小孩易變性強，老人的穩定性強。比如，老人的一些行為未必是故意的不文明，只是需要學習和轉變的時間比較長，教育好小孩，讓小孩和年輕人更多地理解老人的不便、浸潤老人的心理、改變老人的認知，他們完全會成為城市文明的參與者，就像已經看到的“北京朝陽大媽”“成都武侯共享奶奶”一樣。

最後，成都要建立“全國文明典範城市”，不僅是要達標，還要超標，這樣城市的文明才是“有魂”的。我認為，在標準之上的“超標”內容就是啟用成都的城市精神，讓成都友善包容的城市精神成為全國文明城市中的一面旗幟和一張名片。

成都自古是商埠，五方雜處，八面來客，城市發展的脈絡涵養出包容的城市精神。在當下，成都人好客友善、樂於助人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三環路救人”事件就讓成都登上了熱搜。在成都，你可以看到環衛工人隨時到紅旗連鎖倒熱水，五星級酒店給快遞小哥提供一個歇腳的地方和放外賣的地方，這是城市的細節，更是溫度的體現。

我們不缺城市的文脈，只是需要創造條件在當下的語境下啟用、傳播、輻射。這需要精準深入地推動城市與人民的互動，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落到建立文明典範城市的日常工作中來。

人民的需求到底是什麼？過去，我們瞭解得不精準，可感可及不夠。現在，要讓各自的需求表達出來，要有參與的意識，要有表達的渠道。如果有需求表達不清楚的，我們要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走到他身邊去了解，用現代化的手段、技術去了解，再把需求彙集起來。同時，城市的建設和治理要讓更多的人參與。要提高人民對“人民城市”的認知和素養，個人、家庭、社群和社會是聯絡在一起的，也要讓人與人聯絡在一起，讓公園城市成為一個互愛互敬的交往空間。

紅星新聞記者 鍾茜妮

編輯 陳怡西

（下載紅星新聞，報料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