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劉欣 遲靜怡】由中國人權研究會、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共同主辦的第四屆“反恐、去極端化與人權保障”國際研討會13日在廣州舉辦，上百位中外學者圍繞“‘後真相’時代的反恐國際合作與權利保障”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反恐、去極端化是世界性難題。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中宣部副部長蔣建國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一些國家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短期利益考量，搞選擇性反恐，致使國際社會至今尚未形成反恐、去極端化的強大合力。針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嚴峻挑戰，蔣建國提出三點建議：加強反恐合作，摒棄“雙重標準”；堅持打防結合，努力溯源除根；弘揚法治精神，切實保障人權。
在研討會上，《環球時報》記者對倫敦米德爾塞克斯大學國際法教授威廉·沙巴斯的發言進行了摘錄。
為什麼謀求汙衊中國的西方政客永遠無法在法庭上成功說服別人？
（倫敦米德爾塞克斯大學國際法教授威廉·沙巴斯）:
我在這裡只討論種族滅絕的問題，有些西方國家以各種形式給中國的行為貼上種族滅絕的標籤，但現實是否真如他們所說？
這涉及到法律和事實的問題。從事實層面講，我個人並不瞭解新疆的情況。我沒有去過那裡，只能依靠那些聲稱新疆正發生種族滅絕的人所釋出的報告。因此我嘗試著審查這些資訊來源，判斷他們是否真的能證明種族滅絕正在發生，而不論其中指控的事實是否真實。
我重點關注其中三個資訊來源，即2021年初紐林斯智庫（Newlines Institute）釋出的報告、最新發布的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以及2021年1月英國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Essex Court Chambers）四名成員為“疆獨”組織出具的法律意見。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根本毫無建設性。它在導言和內容摘要中稱新疆正發生種族滅絕。然而，它沒有一處試圖解釋這種說法的法律或事實依據，這是很膚淺的，其可信度約等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所作的“中國製造了新冠病毒”的指控。這種處理方式只能再次印證，美國利用種族滅絕的指控，來追求經濟和軍事目標。
至於英國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的報告，該報告第127段稱，“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有哪一方有肉體消滅維吾爾族人的意圖”，鑑於上述律所的報告經常被引用來支援“種族滅絕”指控，這一陳述無疑令人震驚。既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誰有意圖肉體消滅維吾爾族人，那麼對“種族滅絕”做定性，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紐林斯智庫的報告對國際法中有關種族滅絕的定義作了闡述，卻頗具誤導性，與目前國際法的規定不一致。在該報告的第35頁和36頁討論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卻沒有將國際法院和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最新判決中有關種族滅絕罪定義的解釋考慮在內——而在腳註223處，報告卻聲稱依據來源於國際判例。此外，當種族滅絕意圖的證據是基於所謂的行為模式背後的推論時，這些推論必須能夠排除所有其他的推論。而紐林斯智庫的報告完全無法體現這一點。
我們現在談談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中的應受懲罰行為清單。前述三份報告中沒有一份能夠提出構成大規模殺戮的指控。既然不存在所謂的大規模殺戮，那麼任何關於“存在肉體層面上摧毀一個群體的意圖”的推論便不攻自破。
第四種應受懲罰的種族滅絕行為，是採取措施阻止該群體的生育，人們已對它做了很多相關闡釋。中國對這一指控的回應是，維吾爾族人口一直在增長。我還沒發現有任何提出種族滅絕指控的報告對這一點有爭議。批評者所指控的，也是中國大方承認的事實：維吾爾人的出生增長率正在下降，但人口繼續增加。
70年前，非裔美國活動家們發起請願，聲稱美國正在實施種族滅絕。《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之父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說，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美國的黑人人口正在增長。而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也說了同樣的話。有些人想要將計劃生育措施作為種族滅絕的證據，但就算把這項措施形容得多麼強硬，都無法否認維吾爾族人口繼續增長這一無可爭議的事實。
我的結論是，許多指控中國做出應受懲罰的種族滅絕行為的證據是脆弱的或含糊的。其實若想證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規定的應受懲罰行為其實並不困難，難點只在於必須證明這種行為是為了從肉體上摧毀該群體。紐林斯智庫的報告對法律所作的討論是不充分的，完全迴避了這一要求。而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的英國律師們承認了這個前提的存在，並認為它無法得到滿足。美國國務院則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
因此從整體上看，根據國際法，稱中國對維吾爾族存在種族滅絕罪行的理由都十分脆弱。這些理由的確可能說服那些謀求汙衊中國的西方議員或外交官，但它們永遠無法在法庭上成功說服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