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時隔152天后，北京又現“中風險”地區，疫情防控形勢再度緊張。
一天天的疫情通報，一根根的流調線條，向公眾勾勒著疫情形勢的走向，以“未知”預警著風險，也以“確知”安撫著人心。
在詳實的流調資訊背後，站著一群與時間“賽跑”，與“看不見的敵人”較量的人。朝陽區疾控中心疫情處置組的工作人員，就是這樣一群抽絲剝繭、撥雲撩霧的病毒“大偵探”。
為了確保市民的生活不被“潛伏”的感染風險困擾，他們至今仍在人們“肉眼不可見”之處，追蹤著“細枝末節”的線索，紮實推進著“偵破”工作。
給管控範圍“劃圈”有學問
“一旦出現病例，最重要的就是給管控範圍劃一個大小合適的‘圈兒’。‘圈兒’太大了會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圈兒’太小了，一旦有潛在的病例沒被划進‘圈兒’裡，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流行病與地方病控制科科長助理齊嘯說。
這個“圈兒”怎麼劃？這有賴於流調工作者一遍一遍的反覆詢問，對患者提供的電子支付記錄的深入分析，監控錄影一幀一幀的核對……而這個過程，往往比公眾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以2020年12月14日確診的朝陽區漢庭酒店大山子店的境外輸入確診病例為例，為了最高效的給管控範圍劃好“圈兒”，當天流調人員透過面對面細緻詢問病例，快速回放監控錄影，初步明確了病例活動軌跡，與相關部門一同作出將漢庭酒店大山子店劃定為初步管控區域的重要決定。這個“圈兒”裡包括酒店住客、工作人員、員工宿舍內居住的人員等百餘人，此後在12月18日確診的兩例本土關聯病例就出自這個“圈兒”。
齊嘯回憶，12月14日，朝陽區疾控中心接到轄區醫院報告情況，迅速“出兵”，20餘位流調人員分5組“分頭”行動。一組人員奔赴醫院對病例進行詢問，一組人員來到病例入住酒店展開調查，一組人員迅速對病例消費記錄展開分析，其他人員趕往與消費記錄相應的餐飲、購物等場所展開工作……多線“並聯”，高效鋪開流調溯源工作。
此後，透過比對監控錄影和追蹤支付記錄，流調人員發現，該確診病例在入住酒店期間還曾有過實際位置並不明確的小店消費記錄，如何確定這些危險點位也成了流調工作的一大難點。
“比如，病例回憶，他曾外出購買過香菸。透過比對消費記錄，我們也確實發現了收款二維碼名稱為‘菸酒店’的記錄。但透過這個消費記錄是無法對應到具體點位的，加上這個區域比較繁華，工作人員整晚都在周邊排查，找了多家菸酒店才最終確定了病例實際買菸的準確點位。”齊嘯說。
主動搜尋+“被動尋人”
“12月12日中午12時至14日下午18時，曾在漢庭酒店大山子店旁的慶豐包子鋪用餐的市民，請主動與朝陽區疾控中心聯絡！”許多市民對發生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87場釋出會上的這一幕“緊急尋人”記憶猶新。
齊嘯說，事實上，這樣的“尋人”是作為透過大資料等各種方式主動搜尋流調資訊的補充，不得不進行的一種“被動搜尋”。目前，北京市將可能與病例有過接觸但還未達到“密切接觸者”標準的人員劃定為一般接觸者。
透過對該包子鋪收付款記錄的分析與追蹤，流調工作者可聯絡上絕大部分在相應時間段內曾到店消費的人員。而期間難免會有些顧客使用現金支付，或存在到店未消費等“大資料”無法追蹤的情況發生。這時，為了保證所有到訪過危險點位的接觸者都接受相應的管控措施，就需要啟動“被動尋人”了。
齊嘯介紹，流調工作者透過主動和被動的流調資訊搜尋，前後一共“找”到了數百名接觸者，而此後於12月29日確診的1例居住在朝陽區酒仙橋大山子北里的4歲病例就是在此過程中“發現”的。
在第二天下午的疫情防控工作新聞釋出會上，市疾控中心通報了有關該病例的流調情況：男童的父親曾前往漢庭酒店大山子店旁的慶豐包子鋪。而令許多人感到困惑的是，男童家人的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那麼，男童到底是怎麼感染病毒的呢？雖然專家推斷，存在“物傳人”的可能性，但對於病毒“偵探”們來說，“案子”還沒有破。必須完全排除所有其他將病毒“傳遞”給男童的可能性，才能最終“下結論”，徹底保證疫情不會從這條“支線”再起反覆。為此，流調工作者在公眾視線之外仍進行著大量工作。
“雖然大多數市民可能不知道我們還在繼續做這件事，但只有把所有感染風險都排除掉，我們才能非常篤定地給大家一個‘交代’。”齊嘯說。
捕獲鍵盤上的病毒
2020年12月25日，順義確診的1名病例，工作單位位於朝陽區利星行中心，該大廈隨即成為市民關注的焦點，此處的流調也由朝陽區疾控中心開展。
人員密集的大廈裡，密接人員如何被判定？齊嘯說，我們同樣採取“劃圈”的方式，一般位於同辦公室、同部門或者同樓層一個有限空間的人，可判定為密接。例如工位周邊的同事、曾在會議室一起開會的人、一同吃飯的人等。再往外，跟這些密接人員有接觸的人，一般判定為密接的密接。大廈其他樓層的人員，無法實際明確狀態的，判定為一般接觸者。“在此過程中，隨著其他資訊的補充，資料可能隨時動態調整，人員類別也會有所轉變。”
齊嘯記得，在利星行中心，一共派出兩組流調隊員，每組約3人：一組與病例保持溝通詢問相關資訊，並來到大廈，檢視工作環境，瞭解其主要活動軌跡；另外一組檢視病例在大廈內活動的監控錄影，在初步點位資訊基礎上，結合監控錄影、同事自述等多方面資訊，逐步印證，使軌跡更加豐滿。
“經過連續幾天的工作，我們要儘可能把病例每一分鐘的活動軌跡都落在點位上。”齊嘯舉例，比如，出地鐵、進入大廈、閘機刷卡、進出電梯、來到工位的具體時間，甚至去過衛生間的次數、時間以及吃午餐、取快遞的資訊都要明晰，所有環節接觸的人都要確認到底是誰，是否戴口罩，能否判斷為密接等。
猶如警察辦案，依據捕獲的“證據”，流調隊員們循著病例的軌跡，一點一點推進精準環境取樣。“我們要在腦海中‘回放’病例行蹤，模擬他的行為，想象可能觸碰的位置，進而確定取樣的點位。”
環境取樣與人體咽拭子的取樣工具和原理一樣，不同之處在於先用取樣拭子蘸取粉色的病毒儲存液，再塗抹目標物體。齊嘯說，有經驗的流調隊員有一雙“慧眼”，對細微處尤為關注，比如馬桶按鈕、洗手間門把手、洗手液按鈕、水杯把手、辦公桌表面，甚至是電腦滑鼠、鍵盤等。
最終，他們在確診病例辦公區域和樓宇公共區域採集環境樣本280件，成功捕獲到隱匿於病例膝上型電腦鍵盤上的病毒痕跡。
時刻“備戰”隨時出動
記者採訪的當天，儘管朝陽區已連續多日無新發確診病例，但齊嘯說，他們仍在時刻“備戰”，好幾個科室的近60名工作人員組成疫情處置組，每人6天一個班次，其中1天連續工作24小時，剩下5天白天全職在崗，隨時準備外出流調。
自去年12月14日以來，齊嘯已連續27天無休，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在記者採訪的1小時內，他接了七八個電話，不時下樓處理突發情況，還頻繁用微信聯絡工作，或上網檢視郵件。更多同事和他一樣，在歲末年初，像忙碌的陀螺一樣高效運轉；坐在他對面工位的科長元旦期間高強度工作，出現眩暈嘔吐，就診輸液4天后，迅速歸隊。有的同事連續加班導致體力不支意外被撞傷頭部，緊急照完CT立即回到崗位；有的同事因長期無法規律作息和飲食導致低鉀血癥，開車途中突然發病，緊急呼叫120，住院數天後，重返崗位；更有“90後”流調隊員患上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仍堅守崗位。
“對於流調工作來說，最重要的是時間，早一分鐘發現密接者進行管控，早一小時對危險的環境採取措施，就能避免更多人感染！”齊嘯說。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孫樂琪 任敏
監製：張力
編輯：張楊
流程編輯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