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时隔152天后，北京又现“中风险”地区，疫情防控形势再度紧张。
一天天的疫情通报，一根根的流调线条，向公众勾勒着疫情形势的走向，以“未知”预警着风险，也以“确知”安抚着人心。
在详实的流调信息背后，站着一群与时间“赛跑”，与“看不见的敌人”较量的人。朝阳区疾控中心疫情处置组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一群抽丝剥茧、拨云撩雾的病毒“大侦探”。
为了确保市民的生活不被“潜伏”的感染风险困扰，他们至今仍在人们“肉眼不可见”之处，追踪着“细枝末节”的线索，扎实推进着“侦破”工作。
给管控范围“划圈”有学问
“一旦出现病例，最重要的就是给管控范围划一个大小合适的‘圈儿’。‘圈儿’太大了会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圈儿’太小了，一旦有潜在的病例没被划进‘圈儿’里，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流行病与地方病控制科科长助理齐啸说。
这个“圈儿”怎么划？这有赖于流调工作者一遍一遍的反复询问，对患者提供的电子支付记录的深入分析，监控录像一帧一帧的核对……而这个过程，往往比公众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以2020年12月14日确诊的朝阳区汉庭酒店大山子店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例，为了最高效的给管控范围划好“圈儿”，当天流调人员通过面对面细致询问病例，快速回放监控录像，初步明确了病例活动轨迹，与相关部门一同作出将汉庭酒店大山子店划定为初步管控区域的重要决定。这个“圈儿”里包括酒店住客、工作人员、员工宿舍内居住的人员等百余人，此后在12月18日确诊的两例本土关联病例就出自这个“圈儿”。
齐啸回忆，12月14日，朝阳区疾控中心接到辖区医院报告情况，迅速“出兵”，20余位流调人员分5组“分头”行动。一组人员奔赴医院对病例进行询问，一组人员来到病例入住酒店展开调查，一组人员迅速对病例消费记录展开分析，其他人员赶往与消费记录相应的餐饮、购物等场所展开工作……多线“并联”，高效铺开流调溯源工作。
此后，通过比对监控录像和追踪支付记录，流调人员发现，该确诊病例在入住酒店期间还曾有过实际位置并不明确的小店消费记录，如何确定这些危险点位也成了流调工作的一大难点。
“比如，病例回忆，他曾外出购买过香烟。通过比对消费记录，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收款二维码名称为‘烟酒店’的记录。但通过这个消费记录是无法对应到具体点位的，加上这个区域比较繁华，工作人员整晚都在周边排查，找了多家烟酒店才最终确定了病例实际买烟的准确点位。”齐啸说。
主动搜索+“被动寻人”
“12月12日中午12时至14日下午18时，曾在汉庭酒店大山子店旁的庆丰包子铺用餐的市民，请主动与朝阳区疾控中心联系！”许多市民对发生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87场发布会上的这一幕“紧急寻人”记忆犹新。
齐啸说，事实上，这样的“寻人”是作为通过大数据等各种方式主动搜索流调信息的补充，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被动搜索”。目前，北京市将可能与病例有过接触但还未达到“密切接触者”标准的人员划定为一般接触者。
通过对该包子铺收付款记录的分析与追踪，流调工作者可联系上绝大部分在相应时间段内曾到店消费的人员。而期间难免会有些顾客使用现金支付，或存在到店未消费等“大数据”无法追踪的情况发生。这时，为了保证所有到访过危险点位的接触者都接受相应的管控措施，就需要启动“被动寻人”了。
齐啸介绍，流调工作者通过主动和被动的流调信息搜索，前后一共“找”到了数百名接触者，而此后于12月29日确诊的1例居住在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北里的4岁病例就是在此过程中“发现”的。
在第二天下午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通报了有关该病例的流调情况：男童的父亲曾前往汉庭酒店大山子店旁的庆丰包子铺。而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男童家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那么，男童到底是怎么感染病毒的呢？虽然专家推断，存在“物传人”的可能性，但对于病毒“侦探”们来说，“案子”还没有破。必须完全排除所有其他将病毒“传递”给男童的可能性，才能最终“下结论”，彻底保证疫情不会从这条“支线”再起反复。为此，流调工作者在公众视线之外仍进行着大量工作。
“虽然大多数市民可能不知道我们还在继续做这件事，但只有把所有感染风险都排除掉，我们才能非常笃定地给大家一个‘交代’。”齐啸说。
捕获键盘上的病毒
2020年12月25日，顺义确诊的1名病例，工作单位位于朝阳区利星行中心，该大厦随即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此处的流调也由朝阳区疾控中心开展。
人员密集的大厦里，密接人员如何被判定？齐啸说，我们同样采取“划圈”的方式，一般位于同办公室、同部门或者同楼层一个有限空间的人，可判定为密接。例如工位周边的同事、曾在会议室一起开会的人、一同吃饭的人等。再往外，跟这些密接人员有接触的人，一般判定为密接的密接。大厦其他楼层的人员，无法实际明确状态的，判定为一般接触者。“在此过程中，随着其他信息的补充，数据可能随时动态调整，人员类别也会有所转变。”
齐啸记得，在利星行中心，一共派出两组流调队员，每组约3人：一组与病例保持沟通询问相关信息，并来到大厦，查看工作环境，了解其主要活动轨迹；另外一组查看病例在大厦内活动的监控录像，在初步点位信息基础上，结合监控录像、同事自述等多方面信息，逐步印证，使轨迹更加丰满。
“经过连续几天的工作，我们要尽可能把病例每一分钟的活动轨迹都落在点位上。”齐啸举例，比如，出地铁、进入大厦、闸机刷卡、进出电梯、来到工位的具体时间，甚至去过卫生间的次数、时间以及吃午餐、取快递的信息都要明晰，所有环节接触的人都要确认到底是谁，是否戴口罩，能否判断为密接等。
犹如警察办案，依据捕获的“证据”，流调队员们循着病例的轨迹，一点一点推进精准环境采样。“我们要在脑海中‘回放’病例行踪，模拟他的行为，想象可能触碰的位置，进而确定采样的点位。”
环境采样与人体咽拭子的采样工具和原理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先用采样拭子蘸取粉色的病毒保存液，再涂抹目标物体。齐啸说，有经验的流调队员有一双“慧眼”，对细微处尤为关注，比如马桶按钮、洗手间门把手、洗手液按钮、水杯把手、办公桌表面，甚至是电脑鼠标、键盘等。
最终，他们在确诊病例办公区域和楼宇公共区域采集环境样本280件，成功捕获到隐匿于病例笔记本电脑键盘上的病毒痕迹。
时刻“备战”随时出动
记者采访的当天，尽管朝阳区已连续多日无新发确诊病例，但齐啸说，他们仍在时刻“备战”，好几个科室的近60名工作人员组成疫情处置组，每人6天一个班次，其中1天连续工作24小时，剩下5天白天全职在岗，随时准备外出流调。
自去年12月14日以来，齐啸已连续27天无休，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在记者采访的1小时内，他接了七八个电话，不时下楼处理突发情况，还频繁用微信联系工作，或上网查看邮件。更多同事和他一样，在岁末年初，像忙碌的陀螺一样高效运转；坐在他对面工位的科长元旦期间高强度工作，出现眩晕呕吐，就诊输液4天后，迅速归队。有的同事连续加班导致体力不支意外被撞伤头部，紧急照完CT立即回到岗位；有的同事因长期无法规律作息和饮食导致低钾血症，开车途中突然发病，紧急呼叫120，住院数天后，重返岗位；更有“90后”流调队员患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仍坚守岗位。
“对于流调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早一分钟发现密接者进行管控，早一小时对危险的环境采取措施，就能避免更多人感染！”齐啸说。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孙乐琪 任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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