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吳天明的絕唱之作《百鳥朝鳳》上映一週票房僅300餘萬，排片僅佔1%，與其爆棚口碑形成鮮明對比。12日，其製片人方勵在某直播平臺上跪求全國院線經理增加排片，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范冰冰、鹿晗、姚晨、韓寒等名人也自發包場，力挺這部電影。
客觀上，方勵的這一跪的確“拯救”了《百鳥朝鳳》，5月15日，它的排片“逆襲”至7.4%，截至今日11點，電影《百鳥朝鳳》總票房已經突破2700萬。有業內人士分析，該片原本票房最多也就500萬元左右。然而按目前的走勢，最終票房有望達到4000萬元，“這也意味著方勵竟然跪出了約3500萬元票房，堪稱一跪值千金”。
為什麼吳天明值得那麼多名人來站臺?
5月12日，《百鳥朝鳳》製片人方勵在某直播平臺上跪求全國院線經理增加排片
吳天明為提拔第五代導演，不惜得罪許多人
吳天明在八十年代時的輝煌常被人記起，這段時間，他不僅導演出了《沒有航標的河流》《人生》《老井》等三部斬獲多項國內外大獎的作品，還親手栽培了張藝謀和陳凱歌這樣第五代導演裡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在他擔任西影廠長時，他曾大量提拔年輕的導演、編劇和攝像，打破之前電影人要在製片廠裡做多年跟班才能出頭的傳統。半年送了100多個人去北京電影學院進修，還在廠子裡辦了許多培訓班。
1983年黃建新被送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一年，回到廠裡吳天明就直接讓他獨立拍片，也就是《黑炮事件》。但這部片子送審時被找出一百多個問題。“當時我們壓力很大，回去怎麼交差?天明打電話說回來吧。第三天召開全廠幹部大會，天明就說了一段話，《黑炮事件》我讓他們拍的，我喜歡，現在沒透過，責任跟他們沒關，所有的責任在我。我眼淚瞬間就掉下來了，這就是吳天明。”
吳天明拍《人生》時，廣西廠的陳凱歌、張藝謀和何群正在西北選景，身上沒有錢，又餓又累撐不下去，拄著柺杖找到吳天明。吳天明知道後，借給他們2000元，還把劇組的一輛吉普車協調給他們。後來這三人拍出了被稱為第五代開山之作的《黃土地》。
1986年，毫無表演經驗的張藝謀被選為《老井》男主角，所有人都以為吳天明腦袋進水了，連張藝謀都懵了，“頭兒，我沒學過表演啊!”。這部電影后來讓當時非專業演員的他獲得了東京電影節的最佳男演員獎。1987年，張藝謀想要拍攝莫言的《紅高粱》，看景之後卻發現高密已幾十年沒種過高粱。立項報批尚未成功，眼看就要錯過種高粱的時機，吳天明拍板拿出4萬元種了幾十畝高粱，“出了問題我擔著”。
因為提拔年輕人，吳天明得罪很多人，省委宣傳部收到的告狀信裝滿了幾大箱子。最高記錄時，省裡一年派了3個工作組調查吳天明的經濟問題。但他就是這樣性格的一個人，一輩子都不懂審時度勢，趨利避害。
張藝謀說：“他是我電影之路的伯樂，也是第五代導演的伯樂，第五代導演的第一批作品都和他的支援分不開，沒有他就沒有《紅高粱》，他改變了我的人生，改變了我的命運。”
拍《老井》時的張藝謀和吳天明
吳天明有商業頭腦，卻拒絕了電影商業化
90年代初，吳天明在美國呆了五年。等他回國時，屬於他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電影的商業化模式越來越明顯了。
事實上，在他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時，作為廠長的他也是一個商業上的天才。他提拔年輕人，把工廠改制成企業，自負盈虧。還把電影分成三類，第一類拍觀眾愛看的商業片去賺錢，第二類拍政府需要的主旋律影片收回成本，第三類拍些 “陳凱歌、田壯壯這樣的賠錢貨”去國際上拿獎。
結果是吳天明上任兩年後，西影廠的影片的複製發行量由1983年的全國最末躍居到全國第一，利潤兩年翻兩番。拿了一大堆獎項，培養了大批即使在今天也是響噹噹的電影人。
但是作為導演的他，卻沒有去追趕中國電影商業化的浪潮，沒了西影廠長的職務，他在藝術上的追求反而更加純粹。事實上，他也無法理解電影的市場化潮流。李光斗的一篇文章提到，在看完票房奇高的《爸爸去哪兒》和《小時代》後，他曾反覆追問：這也算是電影麼?
他猛烈批評中國電影出現的問題，“現在有些電影人只顧掙錢，放棄社會責任，我們需要更深刻地挖掘民族精神。我問張藝謀，《三槍拍案驚奇》你想告訴人什麼?!”
對此張藝謀回應道：“中國電影正是被票房綁架的年代。我們拍了各種各樣的片子，當然我自己對於拍商業電影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要試水，要兩條腿走路。這些吳天明導演都看在眼裡。半年前我和他見過一面，我們談了很多，他不談我最近十幾年的作品，我知道他一直看不上。”
吳天明不願意在這股浪潮中妥協，他以主動落後於這個時代的方式，希望拍出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從《變臉》到《百鳥朝鳳》，他把目光投向了傳統文化，反映了正在消失的文化的悲劇命運。
《百鳥朝鳳》思索了中國民間文化在商業化、娛樂化時代面臨的困惑，嗩吶匠人焦三爺處處行事古板，卻表現了藝術家對藝術的堅守和敬畏。吳天明透過此片表達出來的信徒式的堅持，是他對於八十年代那個純真年代的守望。但由於過多的革命話語基因，與時代脫節，反而顯得這種文化的抵抗有些用力過度。
1987 年，《老井》《紅高粱》獲得文化部優秀影片獎，吳天明張藝謀(前排左一左二)在政協禮堂外擺拍
方勵的下跪違背了吳天明的精神
吳天明有一顆堅守藝術底線的決心。他女兒吳妍妍接受採訪時說，他只拍自己想拍的東西。他說：“我不喜歡的東西我不想拍，錢頂個屁用啊，我不想做這件事情。”
他也曾為藝術下跪。在編劇蘆葦的回憶中，當年任西影廠廠長時，有些老導演找到他希望得到拍電影的機會，有一個很老的導演甚至給他跪下了。吳天明二話沒說，也給他跪下了。
後來，吳天明說：“這些人幾十年拍不出一部好電影，現在還想讓我花錢讓他再糟蹋，沒門，我寧願把錢給年輕導演，他就是拍壞了也能長點經驗，我給那些老導演能長個啥?”
學者戴錦華說：“吳天明最寶貴的就在於他一生的執著，或者我更喜歡用樸素這個詞。我覺得他是個本色而且樸素的人。所以他那種對於內心的堅持更加強大。”
因為這種固執的藝術追求，他不肯向市場妥協，將自己的信念貫徹到底，對他而言，他的電影不是拍給現在觀眾看的，而是留給未來的觀眾看的。從這方面來看，方勵的下跪是完全違背了吳天明這麼多年的執著。
吳天明就像《百年朝鳳》一樣，在時代大潮面前堅守執念，這種執念偶爾讓他顯得愚昧和落伍，卻是這個時代大部分人都已經失去了的可貴品質。這種精神，也正是吳天明電影裡一直堅持的，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和詩意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