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1月20日發表題為《新冠病毒：英美等西方國家為何仍沒有從亞洲的成功中汲取經驗？》一文，作者為約翰·鮑爾。全文摘編如下：
在新冠肺炎最初暴發階段，西方當局未能像許多東亞同行那樣採取有效應對措施。如今在第二波疫情捲土重來之際，它們再次難以招架，面對激增的病例似乎已經聽天由命，要麼就是採取之前因經濟和社會代價沉重而被排除在外的封閉措施。
在新冠病毒被首次報告近一年後，西方政府仍無法或不願效仿亞洲的管控經驗，亞洲在讓新冠肺炎患者保持低死亡率的同時，還將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破壞和社交隔離狀態降至最低程度。
英國肯特大學病毒學高階講師傑里米·羅斯曼說：“大多數國家似乎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基本上沒有學習和借鑑其他國家的成功做法。”
羅斯曼說：“至於這些國家現在為何不考慮對政策加以調整，這很難說。繼續採取本國已經啟動的做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與政治意願有關。另一種可能是，調整策略需要承認當前做法不起作用，而且情況已經嚴重到需要重新作出巨大投入的程度。”
雖然許多西方國家姍姍來遲地採取了亞洲實施的一些抗疫措施，如佩戴口罩和大規模檢測，不過西方當局一直遲遲不願接受其他防疫策略，比如韓國採取的可以更加有效追蹤接觸者的方案及隔離措施。
一些觀察人士指出，文化因素在韓國等地應對疫情的方式中發揮了作用。他們認為注重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在不傳播病毒的事情上不那麼盡心盡責，反而更擔心技術方案對個人隱私的影響。
美國南加州大學凱克醫學院的醫學教授萊斯莉·薩克森對美國人願意接受亞洲採取的一些措施持懷疑態度，並說美國因“高度政治化的混亂應對方式”深受其害。
薩克森說：“除了可能參與了疫苗研發競爭外，我們沒有合理、系統或集中地利用西方世界龐大的人才資源來抗擊當前疫情。”
其他人則認為，西方國家與亞洲地區的區別不在於價值觀，而在於缺乏政治意願和果斷的領導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學專家許立陽（音）說：“我個人感覺更多地是政治意願和領導力，而不是價值觀的問題。”
許立陽認為，時至今日，對於西方以外的地方採取的成功干預措施，可能依然存在“認知不足的現象，無論是公眾還是媒體——甚至可能在專家當中也是如此”。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柯比研究所生物安全研究專案負責人雷娜·麥金太爾認為，可能是傲慢心理在發揮作用。
麥金太爾說：“我認為，西方國家習慣於以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中低收入國家，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高它們一等，包括對疾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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