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法國舉行巴黎恐襲5週年悼念活動。5年前的11月13日，巴黎在一天內遭遇了6起恐襲，共造成至少130人死亡，300多人受傷。5年過去了，最近的這兩個月裡，法國再次發生兩起恐襲。不少人認為，法國仍然面臨著恐怖主義的威脅。而近期在巴黎、尼斯連續發生恐襲事件，也將歐盟的注意力拉回至極端主義帶來的挑戰上。
回溯2015年“查理週刊恐襲”以來的系列案件，不禁讓人要問：法國這些年到底是怎麼了？畢竟法國一向自視為自由、平等、博愛以及文化多元的代表，如今卻連續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極端事件。如果簡單地將原因歸咎於外來移民無疑是偏頗的，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移民已成為當今法國不可迴避的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問題，甚至可能成為衝突的焦點，其中確實有一些深層次因素值得人們探究。
首先，是經濟的因素，即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困境。目前，歐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075%，預計到2060年將有1/3人口超過60歲，1/5超過80歲。相比而言，法國的情況還算好，人口自然增長率能達到0.5%，但人均壽命卻在不斷攀升。這就導致了雖然法國婦女平均生2.01個孩子，不到20歲的青年人繼續增加，但青年人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卻在下降。
人口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對法國而言，從二戰導致的人口大量損失，到戰後60年代經濟快速擴張對勞動力需求的猛增，再到後來人口老齡化現象日趨嚴重，都使得引入外來移民成為最簡單和有效的解決辦法。
目前，法國的移民人數已超過600萬，約佔總人口的10%，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一些法國人不願幹又必須乾的工作。但問題是時代在變化。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浪潮，法國逐漸出現產業結構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對製造業依賴逐漸降低的趨勢。目前，法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僅為9.82%，服務業卻超過70%，年產值1億歐元以上的大企業70%的收益和80%的員工都來自海外，產業空心化現象可謂十分嚴重。
尤其是近年來在金融和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經濟一直陷入停滯。經濟低迷帶來的必然是失業率居高不下，尤其在今年新冠疫情突發使經濟大幅下挫的情況下，預計失業率將接近10%，越來越多的移民面臨失去工作的現實。
其次，是政治的因素，即地緣戰略爭奪帶來的困境。法國在歷史上曾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殖民帝國，上世紀初殖民地面積一度超過1200萬平方公里。而且，不同於英國採取的間接式管理，法國更傾向於殖民地的本土化，即在當地推行自己的政經制度包括語言文化，因而在去殖民化浪潮之後仍然與這些前殖民地保留了千絲萬縷的聯絡。
即便是現在，法國仍明確將法語非洲地區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中東北非更是其地緣政治的戰略重點，這其中也自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近些年來，法國追隨西方陣營在中東北非積極進行政治甚至軍事幹涉，尤其針對像利比亞、敘利亞等一些“不那麼聽話”的國家。但問題是，西方在插手搞亂這些國家的同時，卻刻意忽視了這些政權的世俗性，反而縱容了一些本就帶有宗教極端色彩的反對派。結果是，雖然某種程度達成了自己的地緣戰略目的，卻造成了當地暴力極端思想的泛濫乃至外溢，最終因為一些極端主義分子向歐洲的迴流而深受其害。
再次，是思想的因素，即自由主義極端化帶來的困境。法國是西方價值觀的先行者，1789年大革命期間頒佈的《人權宣言》就明確宣佈，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剝奪的人權。但每個人都該知道，自由是有邊界的，也就是一個人行使自由時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興起，法國也不例外。最主要的就是不斷鼓吹所謂“人權的普世價值”，但本質上還是西方中心論和例外論，使得這種自由更多是單向的和片面的。
雖然人們對《查理週刊》遭遇恐襲表示憤慨，任何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力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但另一方面，對伊斯蘭教的不當言論也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顯示言論自由，並不需要也不應該透過以侮辱性的方式詆譭他人合法宗教信仰來實現，否則就是對他人自由的侵犯。在整個歐洲，包括法國，都日益受到政治大眾化和民粹化的衝擊。在一個日趨分裂的社會中，政黨們為了政治利益，必須要維持住自己選民的基本盤，因而主張變得越來越激化，原來政黨政策中間化的趨向已然不復存在。
特別是隨著社交媒體和自媒體廣泛普及，使人思維固化的“資訊孤島”不斷出現，各種極端資訊的推波助瀾無疑又進一步加劇了政治的極化。與之相對應，整個社會多元包容文化消退，一邊越強調絕對的言論自由，一邊就越強調激進的宗教主義。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這就是西方片面強調自由主義帶來的後果。
最後，是社會的因素，即治理上尤其是移民融入帶來的困境。正所謂政治是社會現實的反映，西方包括法國之所以面臨民粹主義興起的挑戰，很大原因還是自身社會這些年出現了問題。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形”結構變得越來越像“金字塔”，中產階層大量流失的同時，底層低收入人群卻不斷變大，其中尤以外來移民受影響最大。
移民的引入本就是一個複雜系統工程，既不是為了簡單地解決勞動力短缺，引進了就置之不管，也不是一刀切強化世俗價值就可以的。而是要從多方入手，逐漸減少直至消除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才能切實解決移民的融入問題，避免更多矛盾衝突的出現。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說過：“法蘭西肯定不是非基督教國家，但它已變得比較寬容，宗教狂熱已緩和多了。我們之中又有誰願意看到新的宗教戰爭在我們的土地上重新爆發呢？”(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