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醞釀戰後首次“2+2”會談——昔日“軸心國”聯手介入“印太”事務？
談到當今的“印太”概念，很多人第一反應會想到美國。從奧巴馬政府時期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到特朗普政府時期升級為美國國家戰略的“印太戰略”，再到拜登政府有意繼承甚至強化此戰略的“四國聯盟”，所謂“印太”，更多地已經成為美國牽頭摻和攪動地區局勢的代名詞，頻頻出現在美國、日本和其他盟友的地緣政治討論之中。
實際上，最初構建出“印太”概念的，是德國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德國完全喪失了爭奪大洋的海軍實力。豪斯霍費爾在1924年年初出版的《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一書中分析稱，人口和資源儲備豐富的太平洋地區正在崛起，而“對地理現實的忽視”是德國一戰戰敗的主要原因。
豪斯霍費爾還認為，“德國在南太平洋屬地的地緣政治學，如果有的話，也只有在與地球上的大型島嶼帝國共存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與日本結為同盟。這也被學界廣泛認為是豪斯霍費爾“從政治地理學家轉變為地緣政治學者”的轉折點。
在歷史和現實的交織之中，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昔日的“軸心國”醞釀在今年4月中旬舉行外長和防長“2+2”線上會談，讓國際社會多了一分警惕。按照日本媒體4月5日率先透露的訊息，這將是兩國二戰後首次舉行此類會談，同時也一改戰後雙方在防務領域保持距離的姿態。雙方將圍繞“實現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和安全領域合作進行討論。
鑑於美日借“自由開放印太”之名大搞同盟“小圈子”的“2+2”會談上月剛剛在東京結束，同時考慮到德國與東亞的地理距離，天普大學東京校區政治學教授村上博美認為，此次德日會晤“有趣且意義重大”，似乎顯示柏林方面的重大轉變。不過，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向對華態度溫和且將歐洲內部事務作為關注重點的默克爾政府突然貌似“轉向”，背後或許有更多的針對美國的私心盤算。
加緊佈局“印太”，德國動作環環相扣
村上博美的判斷，離不開近期德國在軍事安全領域與日本有關的兩個大動作。3月22日，德國與日本簽署《情報保護協定》，完成了兩國領導人2019年達成的共識。根據此協定，兩國可相互提供“恐怖襲擊和網路安全等”安全保障領域的機密情報。路透社早前在3月2日援引德國高階官員的訊息稱，德國海軍計劃今年8月派遣軍艦前往亞洲訪問，屆時將會途經中國南海。如果最終成行，將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有德國軍艦經過南海。日媒報道稱，德日雙方還將在“2+2”會談中討論協調德國軍艦停泊日本港口，並與日本自衛隊展開聯合軍演。
就在德日“2+2”會談的訊息放出前，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4月3日接受德媒採訪聲稱，德國必須加強與“印太地區”民主夥伴的合作。談及德國軍費開支問題時，她甚至搬出中國和俄羅斯為其增長軍費“背鍋”，稱“德國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挑戰，例如來自俄羅斯的混合威脅，以及中國帶來的系統性挑戰”，“我們，也就是西方和歐洲，不能成為弱者。”聯絡到近期德國在涉華問題上的一些動作，有日媒評論說，德國正在不斷提升其“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日本《讀賣新聞》則報道說，朝核問題、半島局勢、緬甸安全域性勢等區域性議題，也可能被納入德日“2+2”會談的討論範圍。
德國的連環舉動，是歐洲在國際形勢變化下加緊佈局印太地區戰略的一個縮影。早在2019年11月，德國防長卡倫鮑爾在一次演講中宣稱，德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例如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印度，都在感受“來自中國的壓力”，德國應該發出一個訊號，與盟友一同“顯示在該地區的存在”。
實際上，雖然“印太”概念最先由德國地理學家提出，但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在印太事務上一直插手較少，制定所謂“重返亞太或者印太”的戰略方針也晚於鄰國法國。在卡倫鮑爾上述演講約一年後，德國政府才在2020年9月釋出了一份名為“德國-歐洲-亞洲：共同塑造21世紀”的有關印太地區的政策指導方針。德國外長馬斯就此指導方針釋出宣告稱，德國發出了一個“明確資訊”，即印太地區將會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這份指導方針雖然使用了“印太”概念，但檔案中特別強調，德國定義的“印太地區”是指整個太平洋、印度洋區域的相關國家和地區，既包括中國也包括美國。分析人士指出，這說明需要用整體和全域性思維來看待德國對外政策的轉變。不論是對華還是對美，德國都想將其政策放在整個印度洋和太平洋區域的戰略空間裡來看，最終目的都是為本國在國際秩序構建中爭取更大空間。因此，德國想要傳遞的真正訊號或許是，德國或者歐洲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也反對中美任何一方或者雙方主導印太秩序的構建。
昔日“軸心國”重修舊好？實則各有“小算盤”
可見，雖然德日或者歐日聯合介入印太地區事務已成為他們加強全球事務合作的一個重要方式和途徑，但是，就此判斷擅長協調之道的德國急於將自身綁上美日戰車，或許仍要打上一個問號。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蘭順正曾撰文指出，與已擁有“伊麗莎白女王”號等航空母艦的英國相比，德國目前的海軍力量並不能用“強大”來形容，其在大型艦艇領域如兩棲攻擊艦、航母等還是空白，在水下也沒有核潛艇，所以，即使將來德國的護衛艦趕赴印太地區，也是形式大於內容，更多地只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舉動。
同時，德國和中國經貿往來密切。據德國聯邦統計局今年3月公佈的資料，中國已連續第5年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伙伴，中國同時也是德國電氣產品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國。德國《商報》3月在題為《歐洲必須從美國那裡解放出來》的文章中說，中國對歐洲與其說構成威脅，不如說是帶來機遇。
因此有分析人士認為，德國和日本走近，並在形式上聯手“對中國施壓”，實際上可能只是想向美國展示一種姿態，以此換取美國在“北溪-2”天然氣管道專案等涉及德國重要經濟利益議題上的寬容和讓步。在英國前駐德大使保羅·萊弗看來，德國和歐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就是在政治和貿易重疊的地方實行“制裁”。或許，萊弗的判斷可以同時解釋德國近期前後“兩副面孔”的問題——默克爾表態“歐洲應有獨立的對華政策”，德國卻在一些議題上以所謂“西方價值觀”為由跟進對華髮難。
日本的情況與德國不同。比起德國，日本明確表示要繼續與美國拜登政府強化同盟關係。日本在上月被美國“選中”，成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防長奧斯汀首次海外出訪的目的地，日本首相菅義偉也即將訪美。
菅義偉預計將在4月16日抵達美國，這也正是日媒透露的日德“2+2”會談開始的日期。《日本經濟新聞》分析稱，美國對日本的重視，來自“對中國擔憂”的加劇；日本緊鑼密鼓地拉攏西方國家在“印太”議題上搞動作，並頻繁觸碰中國底線，其實也是在為菅義偉啟程赴美增加籌碼。
不過，對於日本為何選定此時決定將同德國的合作擴充套件至國家安全領域，日本國士館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雅科夫·金伯格有不同看法。金伯格認為，日本試圖（與德國）擴大超出傳統合作夥伴的關係，可能是擔心美國認為它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伙伴，這一點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即有所顯現。因此金伯格判斷，東京方面仍希望避免直接捲入與中國的貿易或軍事衝突。金伯格說：“日本的經濟和貿易嚴重依賴與中國的關係，東京不希望本國經濟因為日本支援美國而受到進一步損害。”“日本可能希望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向它認為可能更可靠的其他國家伸出手，即使它們離日本很遠。”
集團對抗不是構建“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正確方式
相較於日本的“矛盾”，德國在其印太戰略方針中重點強調的一個概念是“基於規則的秩序”，即：印太地區的經濟和政治正成為“塑造21世紀國際秩序的關鍵”，德國和歐洲需要加強自己在印太地區的地位，促進印太地區構建“基於規則的秩序”。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的倡導者，德國有濃厚興趣參與亞洲經濟增長和印太秩序建構，包括在印太地區促進“全球標準的實施”。
德國所說的“規則”是怎樣的規則？顯然不應該是像美日單方面對國際關係進行定義那樣，把自己的標準強加在別人頭上。針對3月美日“2+2”會談的相關內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已經強調，美日交流合作應有助於增進國家間的理解與信任，有利於地區國家間的團結合作和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對於美國現今的“印太戰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也曾指出，這一戰略鼓吹冷戰思維，信奉集團對抗，熱衷地緣博弈，意在維護美國的主導地位和霸權體系。如強行推進，必將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完全不符合地區國家的共同和長遠利益。
中方在涉“亞太”和“印太”方面的相關表態已表明，在地區籠絡“小團體”、搞“戰略競爭”是不理智的，也無法達成德國設想的“多樣化的地區夥伴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田德文不久前曾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德國一直主張獨立外交政策，即使默克爾卸任在即，這個政策方向發生劇變並不太可能。德國政壇多年保持穩定，政治制度有一定的連續性，雖然一些“現象性”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出現，但執政者更替引發政策大幅擺動的可能性並不大。德國強調的多邊主義、建議透過對話方式解決地區矛盾的務實主義立場，也將在較大程度上延續。
考慮到德日兩國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仍相當嚴峻，觀察人士認為，在缺乏內政支撐的情況下，兩國在擴張對外關係上恐力不從心，集中精力抗擊疫情和恢復經濟才應是當務之急。當年戰爭的歷史教訓仍歷歷在目，需警鐘長鳴。惟有保持戰略自主，務實地促進地區局勢穩定，才是構建“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正確方式。
本報北京4月7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馬子倩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4月08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