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式在國家體育場舉行。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賈曉靜 王 梓
9月8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官方網站上釋出了最新一期人類發展報告。撰寫這份報告前，研究人員對191個國家和地區的醫療健康、教育制度、生活水準等進行了評分。報告顯示，2021年，每10個國家和地區中有9個生活條件惡化；中國的排名穩步上升。
人類發展報告自1990年起釋出。2015年至2021年，中國的排名上升了11位。
今年，地緣衝突、疫情反覆、氣候變化等多重挑戰疊加，令世界經濟承壓，中國經濟也面臨一定的風險和衝擊。但在今年5月於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不少專家依然看好中國經濟，認為其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潛力大韌性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說，中國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貿易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前景都會產生影響。
2月20日晚，2022北京冬奧會圓滿落幕。在2月18日的新聞釋出會上，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如此評價北京冬奧會：“中國人民成功地讓這屆奧運會充滿溫暖、熱情、興奮和友好……我們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安全。北京冬奧會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資訊：只要大家團結，遵守規則，即使在疫情期間，也能舉辦冬奧會這樣的大型活動。”
“安全和精彩”的盛會背後是每個參與者的密切協作。從高效的組織保障、強大的科技支撐、無私的醫務人員，到辛勤的志願者……所有這些都顯示出中國政府強大的治理能力，以及“以人為本”的初心。
“安全和精彩”的冬奧會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縮影。
回望過去兩年，中國一直務實地在抗疫與經濟發展之間尋找平衡，希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
旅居中國的英國導演、兩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獲得者柯文思說：“和我交談的中國人，都對中國政府及政府的成就懷有最高的敬意，因為他們的人生和家庭比三四十年前好多了，生活、教育和醫療條件都獲得了顯著提升。”
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民主。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在中國，民主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充滿了煙火氣息，顯示出獨特的“中國智慧”。
普通人如何參與國家頂層決策
2022年春節剛過，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的市民代表就開始“給政府提意見”。
請轄區居民、轄區單位代表為立法和社群事務提意見，虹橋街道已堅持了7年。2015年，虹橋街道有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設立在街道的首個基層立法聯絡點。
全國人大代表朱國萍是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絡點資訊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上海選基層立法聯絡點時，朱國萍力薦虹橋街道。這裡的古北社群居住著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是上海市“國際化社群”的代表。
一個基層立法聯絡點背後是310餘名資訊員。資訊員來自轄區內各行各業。在虹橋街道16個居民區和50家單位內，都設有基層立法資訊採集點。聯絡點接到徵詢問題後，以書面、走訪調研及座談會形式徵集意見，至少為每部法律草案開4場座談會。
基層立法聯絡點成為民眾參與立法的“直通車”。“設立聯絡點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能直接聽到最接地氣、最基層的聲音。居民提的很多建議被採納。傾聽人民心聲、滿足人民需求、保障人民權益，這是立法工作邁出的一大步。”朱國萍說。
一頭連著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一頭繫著基層群眾，基層立法聯絡點是中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縮影。
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資訊顯示，2015年首批設立了4個基層立法聯絡點，2020年增加到10個，2021年增加到22個，涉及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在這些“國字頭”立法聯絡點帶動下，地方政府設立的立法聯絡點如雨後春筍般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民眾參與國家立法的深度和廣度。截至2021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基層立法聯絡點就115部法律草案、年度立法計劃等，徵求到6700餘條意見和建議。
基層立法聯絡點透過事前廣泛動員、深入普及相關法律，事中搭起平臺、讓基層意見充分彙集，事後及時反饋，形成民主決策全鏈條、全流程的閉環，是“全過程民主”的重要體現。
中國的民主是“說了有人聽、聽了有反饋”
“高橋路與廣達路交叉路口從25日後改成由東向西單行道，紅綠燈的時間變成20秒，市民服務中心門口車流量很大，經常造成交通堵塞。”2018年3月28日下午5點，福建省福州市市民陳先生登入12345便民服務平臺，建議“紅綠燈延長通行時間”。
當天晚上，福州市“智慧福州”管理服務中心將陳先生的訴求轉給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第二天，交通警察支隊進行了回應，將單行道由東向西的通行時間延長為40秒。
當天建議、當天處理，一天辦結。陳先生說：“問題就這麼解決了。”
福州市12345便民服務平臺是福州市委、市政府著力打造的政府公共服務系統，集“政務服務、民生服務、非緊急引導服務”三位一體。平臺全年、全天不間斷運轉，市民可以透過網站、電話、微信、QQ等10種方式諮詢、投訴、建議、求助。僅2017年，該平臺就受理群眾訴求43.9萬件，及時辦理率為99.87%，群眾基本滿意率為99.79%，做到了“事事有著落、件件有迴音”。
信訪工作曾被很多人視為“老大難”。在甘肅省，“和雨東”透過網路進行了化解信訪矛盾的有益嘗試。
“和雨東”真名霍金滿，是甘肅省天水市和雨東矛盾化解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2009年，霍金滿偶然發現當地一家網站開闢了市委書記、市長留言板，“不少留言切不中重點，一些人不瞭解信訪程式”。
此後，“和雨東”開始活躍於天水市各大論壇，在3年裡釋出1000多篇網路帖文，剖析網民反映的焦點問題。憑藉紮實的分析、公正的態度，“和雨東”得到了網民的認可。一些有訴求的人向“和雨東”諮詢，他會在走訪核實後替諮詢者發聲。
霍金滿因此成為天水市紀委和麥積區紀委的義務監督員。他認為，“留言板就是市委市政府黨務政務公開的平臺。許多群眾反映的問題，發在留言板上，就是置於最明亮的陽光之下，就會讓處理不得當的辦事人員臉發熱心發慌。”
民主，起始於人民意願充分表達，落實於人民意願有效實現。人民利益要求能不能得到有效實現，檢驗著民主的含金量和成色。
吳豪是個95後，在上海市嘉定區徐行鎮工作。2016年以來，這個年輕人31次透過人民建議徵集信箱提交建議。2021年5月，吳豪《關於積極引入公眾參與科學編制“十四五”規劃的建議》被採納，並得到上海市領導批示。
吳豪發現，近年來村容村貌、鄉村景觀有了較大改善，但村民的住宅仍然存在居住條件不如意又不能隨意改造的情況。他認為，宅基地使用的相關政策既要有嚴度也應有溫度，在合理範圍內，應當考慮居民的實際使用。
這些想法，得到了上海市奉賢區南橋鎮江海村黨總支書記顧春鋒的回應。顧春鋒說，2020年，江海村有1000戶村民有改造需求。宅基地“是農民手中最重要的資產，也是村裡發展突破瓶頸的抓手，合法、合理盤活它很重要”。
統計顯示，2012年以來，共有193件次法律草案向社會徵求意見，約110萬人次提出300多萬條意見建議，許多建議得到採納。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訴求有地方說、說了有人聽、聽了有反饋，這就是民主的意義所在。
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決定》，把“堅持全過程民主”寫入法律。這意味著，大到立法，小到鄰里間的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透過民主的方式解決。這也意味著，“全過程民主”將全體人民納入民主過程。人民既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又參與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既參與國家發展頂層設計的意見建議徵詢，又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治理；既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又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既透過人大、政協等渠道表達意願，又透過社會組織、網路等平臺表達訴求。
發生在中國不同地方的實踐證明，完整的制度程式和參與實踐，使“全過程民主”成為中國社會的制度形態、治理機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中國追求“高質量的民主”
2021年12月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釋出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指出，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2019年10月，英國巴斯市副市長餘德爍曾經在湖南省茶陵縣下東鄉長樂村調研，感受到人民充分參與治理的意義。“實施精準扶貧後，村委會組織村民代表座談，根據每個地區、每戶人家的具體情況一對一制定扶貧措施，解決他們的難題，充分發揚基層民主，發動群眾參與。”
在澳中工商業委員會北領地分會主席戴若·顧比看來，從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政黨協商到社群和群眾身邊的基層協商，中國正不斷拓展協商民主渠道，推動民主制度和民主實踐貫穿人民生活全過程。“中國的民主實踐保證了過程民主和結果民主、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相統一，真正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張樹華表示，“體恤民情、積聚民力、發展民生，這就是中國實實在在的民主。中國的民主觀會得到全世界更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共鳴。”
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0億人。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徹底擺脫了絕對貧困，邁向共同富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讚，中國為全球減貧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靈桂說，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中國五千多年的絕對貧困問題，這在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聯合國有一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國比聯合國規定的時間提前了10年。”
事實證明，能把中國14億人口的事辦好，中國的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它讓中國煥發出蓬勃生機，使中國社會展現出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生動圖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不斷髮展。
“通向幸福的道路不盡相同，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應有之義。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諾維科夫認為，中國堅持人民至上，“全過程民主是高質量的人民民主”。
中國的民主把人民放在首位
截至10月9日，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343751.6萬劑次，疫苗接種劑次和覆蓋人群數量居全球首位。
中國的很多城市設定了24個小時運轉的疫苗臨時接種點，實現了疫苗多“走路”，民眾少“跑腿”。中國的疫苗和接種費用全部由醫保基金等負擔，讓民眾有了“普惠的醫療服務”。
疫苗接種只是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的一個方面。截至2020年年末，中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13.6億人，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能享有醫療保障，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全民醫療保障網，90%的家庭在15分鐘內能夠到達最近的醫療點，人均預期壽命從74.8歲增長到78.2歲。
讓農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這是中國醫保政策的一大特色。
“前些年，我們這裡95%的病人靠我騎車上門去診治，每天幾乎跑上百里山路，摩托車就騎壞了7輛。”山西省大寧縣徐家垛鄉樂堂村醫生賀星龍感慨，“如今好了，縣裡不僅新建、改擴建了75個貧困村的衛生室，招聘了42名鄉村醫生，還給每名村醫每月發1000元補貼。這樣一來，既穩定了村醫隊伍，又讓鄉親們看病更方便。”
賀星龍所在的樂堂村地處黃河東岸，土地貧瘠，全村140多戶人家散落在長達10公里的山坡上。村裡的青壯年大多外出務工，留下的多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樂堂村所在的大寧縣曾是山西的深度貧困縣，不久前脫貧。為解決全縣5萬餘農村人口看病難的問題，大寧縣下大力氣整合扶貧資金，給每個村配備了標準化衛生室。賀星龍的衛生室“鳥槍換炮”，心電圖、健康一體機、血壓儀、遠端會診等裝置一應俱全。
“現在人手一張醫保卡，鄉親們人人都看得起病了。”賀星龍告訴《中國青年報》，近些年，農村醫療狀況得到改善，透過遠端會診系統，他既能與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等對口幫扶的三級甲等醫院專家進行線上交流會診，也能為村民及時聯絡好外面的醫院外出就診。
“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我們與你們同在。”2020年2月12日下午3點，青年志願者危犇播報了她到武漢沌口方艙醫院後的第一條訊息。
危犇來自中交二航局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名團支部書記。沌口方艙醫院廣播平臺釋出青年召集令後，危犇立即報了名。
在充滿消毒劑味道的方艙辦公區，每天從上午8點30分到下午5點30分，危犇用心經營著“愛心播報”。危犇說，在方艙醫院，“暖人暖事”每天都會發生，每天都有新的感動。
從開始參與沌口方艙醫院志願服務到休艙，青年志願者吳正亮一天也沒“缺席”。任務緊迫時，吳正亮每天服務12個小時以上，步行超過2萬步，接打60多個電話對接工作。
在前往方艙醫院服務之前，吳正亮每天都會“追蹤”團區委的青年令，領受不同任務，但方艙醫院是個全新的挑戰，“相對其他志願服務點，方艙存在更大的感染風險。”
吳正亮並未猶豫。“當國家和人民身處險境的時候，就應該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這是屬於吳正亮的“豪言壯語”。
32歲的杜彬是中建安裝集團有限公司的專案管理人員。新冠肺炎疫情首次暴發時，接到武漢雷神山方艙醫院援建任務後，他第一時間到達雷神山，負責物資協調、後勤管理。
“我們年輕人不上，誰上？”剛到武漢，杜彬有些害怕，但這種情緒很快被近萬人努力趕工的氣勢一掃而空。“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早日完成雷神山建設，早日讓更多病人康復。”
一天接打幾百個電話，雖然有充電寶，但兩部手機還是半天就沒電。每天3萬多步的運動量是杜彬的“武漢節奏”。他說，“我只是在做一個建設者應該做的事”。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不同行業的中國青年主動參與抗疫工作，從餐飲公司負責人、快遞小哥、工程人員、大學生、咖啡師變身為青年志願者。他們在抗疫中表現出的人道主義與團結精神，深深感動了聯合國秘書長青年特使賈亞特瑪·維克拉瑪納亞克。“世界各國青年和青年組織用自身的專業技能、創造力和同情心，鼓舞、支援、振奮、聯接著更多同伴，展現了人性的美好。我們終將度過這場危機。歷史也將見證，是世界上的年輕人幫助架起了從恐懼到希望、從迷茫到豁然的橋樑。”
從杜彬這樣的年輕人身上，人們看到了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中國共產黨時刻將人民放在首位，心中始終裝著人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中國，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權利。中國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環境質量。
2022年4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釋出的《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白皮書指出，在社會公平正義不斷彰顯、人民發展權益得到有效維護的大背景下，新時代中國青年成長成才有了更良好的法治環境、更有力的政策支援、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溫暖的組織關懷。
中國普惠型社會保障服務進一步發展。中國青年不僅能在步入社會之初就享受到社會保障的“遮風擋雨”，也能在拼搏奮鬥時免除各種“後顧之憂”，生活得更舒心、工作得更安心、對未來更放心。政府出臺一系列支援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政策，逐步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支援青年從事靈活就業。青年住房保障力度不斷增強，更多大城市面向新市民、青年人加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緩解青年住房難題。基本養老保險實現全國統籌，失業保險、工傷保險持續向青年職業勞動者擴大覆蓋，青年社會保障水平不斷邁上新臺階。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正是從這裡，人們找到了中國成就的“硬核密碼”：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遵循。
2020年3月18日，武漢市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一名從河南來支援的醫生在進入病區前翻看手機上兒子的照片。他出發時，兒子還未出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民主的試金石
沒有人能夠想到，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會成為民主的試金石。
1月18日，全球最大公關諮詢公司艾德曼釋出《2022艾德曼信任晴雨表》。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高達91%，同比上升9個百分點，蟬聯全球第一。在國家綜合信任指數方面，中國高達83%，同比增長11個百分點，位列全球首位。
不僅今年，在艾德曼釋出的2017年、2018年“晴雨表”上，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也是所有受訪國中最高的。艾德曼執行長表示，中國成功控制住疫情，還積極幫助世界其他國家抗疫，增強了本國和其他國家人民對中國政府的信心。
2021年年底，非洲知名民調機構“非洲晴雨表”釋出的報告顯示，中國在非洲影響力排名第一，6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非常”或“比較”積極，66%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政治經濟影響是正面的。
總部位於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和法國蒙田研究所2020年對美、德、法三國民眾進行的調查顯示，新冠肺炎疫情使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將中國視為“頂級強國”。疫情暴發前，人們認為美國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中國和歐盟幾乎並列第二；如今，中國的影響力顯著提升。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負責人馬丁·昆賽斯表示，新冠危機出現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個抽象的概念，“當你想到對中國口罩和醫療裝置的期待時，這一概念就變得非常具體”。昆賽斯認為，各國民眾對中國的“新認識”會產生持久影響，“觀念上的變化是跨越代際和政治界線的”。
與此同時，自詡為“民主燈塔”和“民主樣板”的美國，在疫情下暴露出許多制度問題，讓人們對它的“民主成色”產生懷疑。
去年年底，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研究所一項針對美國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不滿30歲的美國年輕人擔憂美國民主的未來，只有7%的受訪者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健康”的；在18歲至29歲的美國年輕人中，55%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未來令人擔憂。
這樣的資料顯示出，美國政客的“民主優越感”沒有換來本國青年的制度自信，超過半數的年輕人不再信任“美式民主”。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研究所民調事務主管約翰·沃爾普坦言：“美國年輕人在敲響警鐘。他們將來是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但在他們眼中，這個國家的民主處於危險之中。”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告訴《中國青年報》，美國年輕人對本國政治的不滿，受到了美國社會多方面問題的疊加影響。金錢政治、身份政治、政黨對立、政治極化、社會撕裂、槍支暴力、種族矛盾、貧富分化……諸多社會頑疾影響了美國青年的發展和對未來的期待。
2020年以來，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影響下，美國經濟社會遭遇重創，校園被迫關閉，年輕人成為受經濟困局衝擊最明顯的群體之一。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2020年美國官方公佈的貧困率為11.4%，貧困人口達3720萬；18歲以下人口的貧困率從2019年的14.4%上升到2020年的16.1%。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釋出的報告顯示，在提倡子女獨立的美國，52%的年輕人選擇和父母住在一起，達到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比例。2021年以來，雖然這一數字出現小幅回落，但仍遠高於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比例。
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說，缺少兩黨共識是拜登政府很難在青年關心的議題上推進行政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極化在美國愈發嚴重，導致青年日益分裂為支援兩大政黨的對立陣營。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會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國的分裂。
中國走出自己的民主之路
去年年底，美國發起了一場標榜“重聚自由世界共同價值”的“民主峰會”，遭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關於美式民主的負面報道不斷出現，多國政府、研究機構、專家和公眾人物發聲譴責，還有些國家拒絕了美國發出的參會邀請。
“美國、英國和歐盟成員國在自己國家和國際舞臺上維護所謂‘民主權利’與‘自由’的‘履歷表’和聲譽很不理想。”俄羅斯外交部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及其盟友不能也不應自詡為“民主燈塔”，因為他們自身在言論自由、選舉制度、腐敗和人權方面存在大量頑疾。
總部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國際民主與選舉援助研究所釋出的全球民主狀況年度報告，將美國列為“民主倒退國家”。報告指出：“美國成為威權主義傾向的受害者，在民主程度上倒退了許多步。”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2021年12月1日釋出的民調顯示，在美國召集所謂“民主峰會”的同時，52%的美國年輕人已經或正在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失去信心，39%的人認為美國的民主“陷入困境”，13%的人直言這是“失敗的民主”。
美國召開所謂“民主峰會”掩飾其國內治理失敗的事實，以民主之名轉移國內矛盾，拉攏盟友們不厭其煩地批評中國“民主缺失”，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雙重標準是西方國家的慣用手段。比如，美國佛羅里達州38歲的居民保羅·霍奇金斯因參與衝擊美國國會大廈案獲刑8個月，白俄羅斯羈押非法進入議會大廈者卻被指責“踐踏民主”。
或許正因如此，各行各業的俄羅斯人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表示，西方杜撰和強加的價值觀，不應成為中國的民主指南。
26歲的知名博主、廣告公司經理愛德華·裡所夫斯基來自莫斯科，他認為，無論西方國家如何鼓吹其價值觀，中國人都不會相信“外國的月亮更圓”，因為中國人在用清醒的眼睛看世界。“有句俄羅斯諺語能夠說明問題：眼前有福享，何必遠處尋？”
來自別爾哥羅德市的企業家阿克桑娜·克里莫夫佐娃認為，當經濟進步一日千里、一切都在顯著變好時，公民對自己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是充滿信心的，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不能將政黨數量當作民主的標誌。有的國家有數十個黨派，但沒有絲毫的民主跡象……中國的道路是中國人的選擇，應該得到尊重。”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中國公民對中國共產黨是信任的。原因不言自明。大家都看到，自己的生活在發生變化。”弗拉基高加索市的眼科醫生扎伊拉·布古洛娃說，“人們都明白，所有積極變化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人們也投桃報李，用信任作為回答。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整個世界都看到了這種信任的程度。作為醫生，我可以說：正是居民絕對執行政府的指令，幫助中國比其他國家更早控制住疫情。”
10月1日，升國旗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摘掉有色眼鏡才能讀懂中國
布古洛娃所說的“絕大多數中國公民對中國共產黨是信任的”，被各國的民意調查證實。
2020年5月，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中國資料實驗室進行的民調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人對政府領導人的支援率超過90%。
2021年5月5日，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教授加里·吳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上撰文稱，中國公民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提高到98%，並且“越來越信任各級政府”；49%的受訪者表示，自疫情出現以來，他們對中央政府更加信任。
世界社會科學網路聯盟研究公眾價值取向的全球性調查“世界價值觀調查”（WVS）顯示，2018年，95%的中國人已經“非常信任”中國政府。這說明，在中國人與政府並肩前行的過程中，這份信賴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從未褪色。
“中國人為什麼如此信任政府？”“為什麼當其他國家的人民很難相信政府時，中國人卻相信他們的政府？”看到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中一個個表明“中國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繼續提升”的數字，有人在Quora網站上發問。在這類帖子中，總有外國網友甩出資料和資料，用中國政府多年來的成績單進行解答。
這些網友說：“中國政府不是為了少數特權階層，而是為民眾的最大利益行動。”“我在中國積累了大量見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中國政府努力、高效地工作，善於改善公民的生活，幫助幾億人擺脫了貧困和飢餓，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住房、生活用品和教育。”“在救災方面，中國政府可靠得多！”
德國哲學與科學史學者霍斯特·波爾德拉克博士告訴《青年參考》，西方無法讀懂中國模式，無法理解中國為何能取得這些成就，是因為西方受困於自己的價值觀。
“對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世界來說，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一個巨大的意外和挑戰，因為中國的現狀表明，經濟的繁榮、高科技的發展和富裕程度的提升，能夠發生在完全不同的體制下，而且這些成果已經實現。”波爾德拉克博士說。
“中國在迅速現代化的程序中沒有變成西方希望的模樣，而是保持著另一種模式，走的是與西方不一樣的發展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濟繁榮與持續富足能夠融為一體。現代化的中國社會不是由一個領導小組治理一切、決定一切、塑造一切。事實證明，中國公民也參與了中國體制的塑造。”
波爾德拉克博士指出，中國社會由於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不同而有別於西方社會。“問題不在於有幾個政黨執政，而在於政黨是怎樣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對社會各個階層都敞開懷抱。”
“我們必須摘掉西方的有色眼鏡，才能看清中國社會是怎樣有效執行的。”波爾德拉克博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