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最近幾天，武漢市新洲區邾城街第一小學火了。火的原因是，這所小學被4331名學生擠成了武漢市在校生人數最多的小學，大大超過學校所能承受的3000人極限。當地教育部門官員認為，“城鎮化程序來得太快太猛，教育配套的速度來不及跟上。”其實不只是武漢，全國多地都有學校超員的情況出現，不少地方都認為，是外地人的湧入導致本地教育資源緊張加劇。所以，城市學位緊張這個鍋，要由外地人來背嗎？…[詳細]
要點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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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城市本地人認為外地人子女入學就是與他們爭搶城市的教育資源，這種說法十分惡毒。2
大城市學位緊張真相：學生越來越多，學校卻越來越少。3
公立學校無法完全容納外來人口入學的需求，可以鼓勵民辦教育參與。小學超員全國都常見，外地人卻成背鍋俠
媒體報道中的邾城街第一小學，正式名稱應該是邾城街中心小學，這所學校現在共有70個班，4331名在校生，平均每個班超過60人。
根據教育部《城市普通中小學校校舍建設標準》規定，城市完全小學最大規模是30班、1350人。班級平均規模，不應超過45人。
每一項指標，邾城街中心小學都大大超標。所以，該校有班級學生上廁所安排表，哪個班級具體到哪裡上廁所都做了詳細分配，放學也需要錯峰。
河北燕郊匯福實驗學校，小學部一個班有近80個學生，課堂擁擠。
不只是武漢，全國各地都出現學位緊張的狀況。《中國教育報》2016年曾報道，河南鄧州市一所重點小學平均每班有133個孩子擠在一起上課；一線城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深圳市教育局的資料顯示，2017年深圳市公辦小學小一學位缺口將達到4.63萬個，到了2018年將達到6.1萬個。
伴隨著城市化程序，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外地人進入到城市，這必然會導致小學入學兒童的增加，這是客觀事實，不需要刻意迴避。
但是，一些城市本地人卻將外地人形容為掠奪者，認為外地人子女入學就是與他們爭搶城市的教育資源。這種說法就顯得十分惡毒。
必須要明確的是，《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在當地工作、居住的外地人子女入學接受義務教育是受到法律保障的，並不是什麼爭搶資源，並且在各個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實施辦法中，外地人就算是想搶也搶不到什麼優質資源。
2016年，上海的本地家長和外地家長就曾在網路上爆發過一場論戰，部分上海本地家長指責外地人來爭搶他們的教育資源。
上海一位市民自制的《公立小學順位表》，因各區縣政策不同，並不100%準確，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然而，對比上表就會發現，上海公立小學是優先招收有戶口的本地學生，就算是有房產的外地人，也得是先招完有戶口的才能輪到。而絕大多數熱門小學，在前一兩個順位就招滿了學生，壓根就輪不到非本地戶籍的學生。
學位緊張真相：學生越來越多，學校卻越來越少所有人都知道，教育資源應當按照人口比例來配置。但問題就在於，伴隨著城市入學適齡兒童的不斷增加，教育資源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還在減少。
中國的第三次生育高峰是1981年-1990年，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新生兒數量不斷下降，因為本地戶籍生源的減少，所以不少城市都撤銷、合併了很多小學。
但是，進入21世紀以後，城市本地新生兒數量開始回升，雖然沒有達到上世紀80年代生育高峰水平，但相較於90年代還是有不小的增長。另一方面就是流動人口入學需求的增加，他們有被父母帶進城的孩子，也有出生在這個城市，但卻沒有城市戶口的孩子。而流動人口的入學需求，很多地方政府並沒有提前的規劃。當這一部分新生兒到了入學年齡時，尷尬就來了，學校不夠用了。
2003年-2015年，武漢市小學數量與招生數，資料來源：《武漢統計年鑑》。
以邾城街中心小學所在的武漢市為例，根據《武漢統計年鑑》2003年武漢市共有小學1269所，而到了2015年，武漢市小學只有591所，12年間小學數量縮減了一半還多。
但小學的招生數不但沒有縮減，反而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長：2003年武漢所有小學共招生79086人，而到了2015年，武漢所有小學共招生91805人，招生數量增長16%。
從2002年起，上海新生兒數量就不斷增長。
一線城市的緊張狀況更為明顯，上海市2000年共有小學1021所，招生10.28萬人，到了2013年，小學數量縮減到759所，招生人數卻升至18.10萬人。
儘管一些學校透過遷建、校舍改造擴大了辦學能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招生數量和學校總數，這一升一降，使得學位資源確實緊張了很多。像是武漢市，計劃至2020年新增332所學校，到時武漢市中心城區的學位緊張狀況才有可能緩解。
並且，學位緊缺的狀況在一些城市新區體現的更為明顯。
根據《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範（2002年版）》的要求，居住小區（人口為10000-15000人）規模必須設小學，並且小學的服務半徑不超過500米。
曲江新區一期小學分佈圖，來源：西安城記。
但是，自媒體“西安城記”透過研究發現，在西安市曲江新區，2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只有6所小學，而小區卻將近60個，常住人口15萬-20萬人，根據《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範（2002年版）》，曲江新區應建設至少15所小學。
其實不只是曲江新區，很多城市新區的居民都面臨著“無學可上”的尷尬局面。
城市的教育佈局，應適度參考外來人口子女數量在過去的幾年裡，很多城市面對增加的小學生數量，只是不斷地稀釋人均教育資源的佔有量，從而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問題，如安全問題、秩序問題、學生教學和運動空間不足等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增加教育資源的供給量，新建學校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然而，為什麼過去這些年學校數量卻沒什麼增加呢？杭州市拱墅區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中新網採訪時曾說，隨著城市規劃發展，一旦生活成本增加，暫居於此的流動人口會再次發生遷移，一味增加針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設施，將有可能空置，產生浪費。
並且，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基本上是地方政府承擔。2011年國家財政教育支出為16497.33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教育支出是999.05億元，佔經費總額的6.06%; 地方經費為15498.28億元，佔經費總額的93.94%。在人口流動的背景下，教育投資責任過於下放意味著教育投資的“屬地性”增強，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資會向本地學生傾斜。
所以，未來政府在進行城市規劃，教育佈局時，要適度參考外來人口子女數；教育行政部門在設計教育中長期規劃時，要將外來人口子女入學問題納入其中；學校應拓寬吸納能力，儘可能解決外來人口子女入學。如果地方政府擔心流動人口遷移，導致增加的教育資源浪費，可以採取租用教學場地或者政府購買民辦教育服務等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少城市都曾關閉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但它確實很多外來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重要場所。
2001年5月，國務院頒發了《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其中第14條規定，要重視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採取多種形式，依法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在目前有市場需求的前提下，簡單地關閉打工子弟學校並非上策。一些地區依照“公辦為主”和“政府主導”原則，採取政府購買民辦教育服務的做法，很值得借鑑。透過政府購買，可以基本保證辦學質量，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在教育資源緊缺的情況下，有效緩解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難的問題。
結語
當務之急，是儘快償還歷史的欠賬，新建、擴建一批中小學校，增加更多的教育資源供給，別再讓孩子們上廁所也要看排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