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陽王文:不要販賣中美緊張,中國須加速改革帶中美節奏

[編者按]2021年4月2日晚,耶魯北京中心與耶魯北京校友會聯合主辦主題為“擺脫困局,存與共存”的中美關係討論會,邀請CGTN原主持人楊銳主持,耶魯法學院中國學會主席高志凱、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作主旨演講,並和現場與線上10萬多聽眾互動。以下為人大重陽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行主任王文現場講演與互動的整理文稿。

感謝耶魯北京中心與耶魯北京校友會的邀請。今天的主題“擺脫困局,存與共存”,折射了大家對中美關係的擔心。中美關係呈現緊張狀態,恐怕將是長期存在的新常態。所以,我今天首先想分享的觀點是,我們必須適應這種緊張關係。這種中美緊張“新常態”並不可怕,也並非一定是壞事。

特朗普四年對華政策,直接導致了中美緊張。但從長遠看,這種緊張對中國發展應該是利大於弊。

第一,特朗普像是思想政治課老師,教會了全體中國人認識國際關係與外部環境的複雜與險惡,尤其是學會需用現實主義邏輯看待中國未來。過去我們有一些人常以為,中國人勤勤懇懇,不偷不搶,不侵略不爭霸,還為世界作出經濟增長貢獻、扶貧貢獻、減排貢獻,世界肯定會歡迎中國崛起。但特朗普提醒中國人,不是所有國家都會輕易接納強大的中國。中國弱時,他們會偽善地說“自由”“公平”“規則”;等中國學會了規則並逐漸勝出時,他們就會使各種歪招、壞招。這就好比一個小年輕,一直以為世界很美好,剛入社會,被大人耍弄、套路。中國人必須對外界尤其是美國,全面放棄單純的幻想,“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強。

第二,中美緊張關係也讓中國社會在對外關係上變得空前團結。近年來,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新疆棉花等事件都警示中國:只有中國人自己最關心、最愛護自己。美國國會、白宮或歐洲議會,連新冠疫情下自己國民的生命安全都保護不了,哪會真正關心中國人權與發展呢?所謂人權指責,無非是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話語霸權外交而已。

第三,中美緊張關係還讓中國人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重視科技安全,更意識到中國自己原來還有那麼多短板。過去,我們把美國想得太好,把國際市場自由化想得太好。現在才知道,人家想遏制你發展,分分鐘有實力對你禁運,卡你脖子。這些年,中國多項財政預算都在削減,但科技研發的預算卻一路增加。這是對的。中國是大國,過去國防安全得靠自己,糧食自給得靠自己,人權發展得靠自己,未來的科技自主也得靠自己。

拜登執政未來四年的中美緊張關係,已成定局。這在預料之中。我更想表達的是,中國輿論不必消費與販賣中美緊張狀態。

我不太喜歡用“你死我亡”等扎眼的詞彙來形容當下狀態。相反,中美間的緊張關係仍是低烈度衝突,多集中在貿易、人文、科技等“軟政治”領域,還未涉及到軍事衝突、核威懾、代理人戰爭等“硬政治”。我們必須要對美保持底線思維,做最壞的打算。但客觀地講,當下的中美博弈,在1500年以來甚至是人類歷史以來的大國競爭中,烈度是較低的,遠遠沒到大國冷戰或熱戰的閾值,甚至還比不上過去20多年的美俄衝突,更遑論美蘇冷戰。

我所在的人大重陽曾做過一項研究,普京上臺以來,美國對付俄羅斯的制裁多達60多次,手段幾十種,至少有一半沒用在中國身上,如代理人戰爭、暗殺嫁禍、撤回大使等。這說明美國對付中國的工具箱中,還有不少工具與手段,中國要小心。但另一方面,中國輿論需要有更高的心理承受力,不必一驚一乍,完全把中美關係緊張化、衝突化。

事實上,中美關係緊張更多是在外交政策層面上,民間的人員往來(疫情期除外)、金融市場的投資、貿易總量近年來都沒有發生實質性降低,有些指標還在增長。適應這種外交層面上的緊張,比如發言人間的相互“對罵”,關稅仍居高不下,對部分學者進行入境限制等,其實都沒有顛覆中美大局。而對美在臺海、新疆、香港議題上的挑釁,中國採取對等的制裁與反擊策略,也在兩國戰略關係的可控範圍之內。

從這個層面看,我對中美管控戰略競爭表示審慎的樂觀態度。

理由有三,第一,阿拉斯加兩國外交高層的對話,有重要戰略共識。我將其概括為“三都”,即雙方都強調兩國須避免戰略對抗,雙方都表示須充分遵循兩國元首在除夕通話的精神;雙方都要求對方尊重。這其實有點接近中國2012年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本質: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第二,相信兩國元首與精英層的智慧。拜登是一位理性的領導人,不像特朗普;國務卿布林肯也不是蓬佩奧。兩國精英層不想讓兩國真跌進冷戰或熱戰的深淵。畢竟,中國整體實力雖稍弱一些,但若真對抗起來,美國不會有好果子吃。我在多次中美智庫對話中都提醒美國朋友,中國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不是敘利亞,若真惹了中國,美國可沒有好果子吃。這個觀點,多數美國學者是認可的。

第三,中美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是牽制兩國走向最壞結局的積極因素。雖然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外交政策,唯美國是從,但從總體看,冷戰“鐵幕”不會形成,最多是“紗簾”。拜登政府想重拾聯盟體系,除了折射美國“心虛”、“體弱”,無法單幹中國之外,更多的只是撿回被特朗普丟掉的分,是一種政策的回擺、迴歸。要真讓那些所謂的美國盟友,如日本、英國鐵了心與中國對抗,可能性並不大。中國近年來與俄羅斯、伊朗關係在深化,也是一種迴歸。過去中國交朋友,有時較虛,現在更實一些,本身就是外交交朋友實質的迴歸!不必把雙方的“迴歸”,視為是冷戰“鐵幕”降臨。

從這些點至少可以說,當下的中美緊張關係,不是像美蘇那樣的生死之爭,而是強弱之爭。未來10-20年,中美兩國到了決出強弱的前夜。中國過去10年製造業總量、貨物貿易總量、專利授權總量、消費市場總量相繼超過美國,未來10-20年及更長時間還有可能是GDP超越、區域性軍事實力的趕超,甚至還有貨幣影響力、文化軟實力的趕超。

這些趕超在兩國戰略判斷中,是存在重大分歧的。美國將之視為對其全球霸權的替代戰略,而中國則將趕超視為做更好的自己。可以想象,只要中國人都過上更好的生活,收入更高,環境更好,教育更棒、生意遍天下,14億人的中國實力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要把關注重心放到國內發展上來,深化改革,加速國家治理現代化,解決當下社會矛盾與各類問題,不要讓所謂中美緊張關係影響這個發展節奏。

換句話說,中國要帶中美關係的節奏。中國的聚焦重心,仍是國內問題。在對美關係上,保持必要的後發制人,是有利的。該鬥爭的鬥爭,讓他們不敢觸碰各類底線;該合作的合作,讓他們知道中國有可能在許多領域(如減貧、減排、治安、反恐、基建、企業盈利等)做得比美國更好。

我過去一篇文章講過,存在四個方面的“中美競爭”,即楷模之爭,看誰能成為各國發展的榜樣;合作之爭,看誰能團結更多國家解決全球問題;紅利之爭,看誰能為世界帶來更多利益;視野之爭,看誰能帶領人類走向更高的文明。這是一場大國崛起的持久戰,需要中國人更努力。

現在,需要防範的是談“美”色變。一談到美國,就認為對方是壞人,不理不睬不合作,還要上各種手段,其實完全沒必要。正確的方式是,平常心看待美國,看待中美關係,對美國不愛不恨不敵不友,不必恐懼,不必焦慮,也不必溢美,不必幻想!想想10多年前,中國GDP接近日本,中日關係惡化,但總結中國如何超越“中日必有一戰”預言,對中國如何跨過美國這個外部最大影響變數的坎,是有一定啟發意義的。

那麼,我的結論是,每一箇中國人該怎麼辦?這個話題我在上課時講過許多,也寫過一些文章。今天有三點新建議。

第一,要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有基本的信心。有信心,不是說回到過去的中美關係,而是說對中美關係正經歷新的試探、博弈、摩擦,不會陷入戰爭而是會進入新的狀態,持有基本的信心;也要對兩國外交決策層“鬥而不破”的理性與能力持有信心。這樣才不會惶惶不可終日,該投資就投資,該合作就合作,該爭吵就爭吵,迴歸大國常態的中美關係反而比過去更健康。大家想一想,即便一個班級裡,成績第一、第二的兩個優等生,都難免常有爭吵,更何況是兩個大國呢?

第二,要不斷向對手學習。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對手。從“道”的層面,美國不值得學,所謂政治體制、民主選舉等,中國基本已看透其片面性、虛偽性;但從“術”的層面,美國仍然是相當值得學的物件,如科技創新、企業管理、全球佈局、大學教育等。我一直主張,中國越會學習他國,就會變得越強。

第三,對美國要精準鬥爭,也要精準合作。對美國的各類挑釁,要堅決打回去,且須打準,還要打痛,讓美國不敢再挑釁,或者想挑釁時多少會有一些顧忌。在這方面,近年來中國製裁一些歐美高官與機構,經驗明顯在提升。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要精準地交朋友,包括在美國交到更多願意推動中美合作、幫助中國發展的美國朋友。美國政客有一些人是真壞,但美國人民多數還是不錯的。

第四,要讓艱苦奮鬥仍成為下幾代中國人的主調。生於1940、1950、1960、1970年代這四十年的中國人總體上相當辛苦,他們為中國崛起作出了巨大貢獻,為趕超美國打下了良好基礎。現在,歷史接力棒交給了1980、1990、2000、2010年代出生的下幾代,少一些佛系,少一些傲嬌、少一些情緒、少一些沮喪,多一些勤奮、多一些謙遜、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激情,再過二三十年,再看美國,或許就會像現在看日本、看歐洲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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