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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共黨史研究的目的、物件，並對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這對今天研究中共黨史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延安時期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時期，毛澤東親自主持收集整理黨的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先後編輯出版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等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文獻。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結合全黨學習《六大以來》的具體情況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講話，指出要用“全面的歷史的方法”研究中共黨史，把“整個黨的發展過程”作為研究物件，“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才能“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那麼，如何用全面的歷史的方法研究中共黨史呢？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黨的歷史置於近現代中國發展的歷史乃至中華民族5000年發展的歷史中加以考察，將黨的歷史置於國際國內兩個環境中加以分析，對黨的整個歷史進行系統地、客觀地、全面地研究。
研究中共黨史要走進歷史
首先，研究中共黨史要走進歷史，將問題還原到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因此，毛澤東提出，研究中共黨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學會把微小的歷史細節放到宏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系統性、全域性性的把握。
歷史是具體的階段性的演進，搞清楚歷史分期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毛澤東提出歷史分期的研究方法，把黨的歷史分為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透過分析黨的鬥爭目標、打擊物件和政治路線在各個歷史時期呈現出的不同特點和相互聯絡，動態描繪黨的歷史發展程序，總結各個歷史時期的經驗教訓，不僅釐清了黨的歷史上的是非功過，而且搞清楚了中國共產黨“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些根本性的問題，構建起中共黨史研究的邏輯起點。
研究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走進歷史，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結合其所處時代和社會歷史條件進行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之間的關係，更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毛澤東對辛亥革命客觀公允的評價就體現了這一點，他認為辛亥革命“並不能說完全失敗”，而是“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後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可見，只有走進歷史研究中共黨史，才能正確瞭解和把握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從中汲取歷史經驗，更好地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
研究中共黨史要有貫通視角
研究中共黨史還要有貫通視角，貫通曆史與現實，在宏闊的歷史縱深與歷史比較中分析、說明問題，既要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的本然，又要實事求是地追溯歷史的所以然，不侷限於對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後的歷史的研究，而要以人類社會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為基礎不斷深化中共黨史研究。
毛澤東主張以黨的歷史演進的客觀過程為根本依據追溯歷史的本源、把握歷史的全貌，提出研究中共黨史要有貫通視角。他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因為“現在有很多東西直接聯絡到那時候”，“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於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後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只有以貫通的視角研究中共黨史，才能把握歷史的全貌，才能實事求是地講清楚歷史的本然和所以然，而以貫通的視角研究中共黨史最為關鍵的就是在人類社會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中共黨史研究。
毛澤東正是立足於中國近現代史，以貫通的視角研究中共黨史。《外力、軍閥與革命》《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著作都是他立足於中國近現代史深化中共黨史研究的代表作。他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關於近代中國社會階級結構和主要矛盾的剖析以及關於近代中國社會各個發展階段特點的闡述，為他深化中共黨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貫通的視角研究中共黨史，就要放寬視野，把黨的歷史置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歷史中加以考察，在歷史比較中理解中共黨史、解讀中共黨史，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黨史研究。
研究中共黨史要兼具國際視野和中國情懷
毛澤東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既要考察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體現國際視野，又要堅持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立場，體現中國情懷。研究中共黨史兼具國際視野和中國情懷有利於科學全面地認識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從而更加客觀、全面地分析黨情。
一方面，中共黨史研究要具有國際視野。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社會的風雲變幻是中共黨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並自覺地以寬闊的國際視野研究中共黨史。他在研究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時特別注意聯絡當時的國際形勢、外部環境進行分析，從而得出關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更加科學、全面的認識和結論。此外，毛澤東強調研究中共黨史要把“整個黨的發展過程”作為研究物件，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與世界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而且也深刻改變和影響著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秩序。毛澤東關於中共黨史研究物件的論斷本身就要求中共黨史研究要具有國際視野。
另一方面，中共黨史研究要具有中國情懷。如何體現中國情懷呢？毛澤東主張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明確提出中共黨史研究必須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發展，否則我們的研究就不會有結果，就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與此同時，毛澤東批評了黨記憶體在的“一切以外國為中心”的風氣以及不顧中國實際生搬硬套外國模式的做法，進而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來解決中國問題。
《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奠定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為中共黨史研究邁上新起點、開闢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作者：趙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