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 圖自東方IC總的來說，這些理論力圖使人們相信，各國可以根據自身在勞動力供給和資源稟賦上的獨特優勢，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優先部門（對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這便意味著勞動投入密集而資本及技術要求較低的低端產業部門），進而透過加入國際分工和本國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衡量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尺度，是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Kuznets， 1966），發展經濟學家們因此把各國劃分為以美元計算的低收入、中等收入（又進一步細分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目標，便成為從低收入國家過渡到中等收入國家，再進一步邁向高收入國家。對於戰後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來說，這樣一種按部就班的經濟發展圖景，只是一個畫餅而已。例如，不少拉丁美洲國家曾經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積極推進以低端產業實現進口替代為主的工業化戰略，但大多數企業最終都因為無力與西方跨國公司抗衡而敗下陣來，其國民經濟也始終無法擺脫對西方跨國資本的依附地位，在經歷了早期的增長之後，均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當然，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也有依照比較優勢理論而成功實現經濟增長的例外情形，這便是東亞“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其工業化均從勞動力密集的低端產業下手，依賴轉移勞動力和拓展對外貿易，均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實現了經濟起飛，70年代以後進一步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帶動各自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快速上升，並在80年代成功加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四小龍”之所以成功，離不開這些社會的民眾受儒家價值觀的影響所形成的勤奮和節儉，也離不開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行政部門的威權統治和得力規劃，而這些往往是東亞地區以外那些常年陷入動盪不安的非西方社會（拉美、非洲、中東和東南亞）所欠缺的。但東亞“四小龍”得以成功起飛的一個根本前提，是它們均在戰後被納入了由美國和西歐所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地緣政治上均作為美國的盟國或盟友而受到後者的保護，其精英階層大多在歐美受過教育，他們的價值觀和知識儲備，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很容易在對外貿易乃至教育、國防、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上與西方先進國家融為一體，也使其在引進西方資本和技術，實現產業升級方面駕輕就熟。
《中國合夥人》劇照問題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有沒有條件按照新古典派經濟學家的設計，仿效“四小龍”，加入歐美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分工，從而得以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1949年後的中國，既沒有加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也拒絕被納入蘇聯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合作架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追求的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一個自為一體的可以自我維持的工業化經濟體系。之所以形成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戰略，大概是由於以下幾個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首先，1949年以後，中國宣佈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宣佈抗美援朝，軍事上與美國形成直接對抗的態勢，地緣政治上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圍堵，經濟上遭到後者的禁運，因此完全排除了加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可能性。其次，儘管1950年以後中蘇兩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結盟，但毛澤東對蘇聯始終存有戒心，不願意放棄中國自身的獨立自主，加入以蘇聯為中心的共產黨國家的國際分工體系。20世紀40年代的中共對蘇共的關係，便是沿著擺脫二三十年代對莫斯科的盲目依賴，走向獨立自主的主軸展開的。40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黨，克服外來壓力，贏得了內戰的勝利，掌握了全國政權，更不願意依附於蘇聯，拒絕流行於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國家之間的“父子黨”關係。對於1949年成立的以蘇聯為核心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也始終保持距離，遲至1956年，才以“觀察員”的身份有限度地介入，1961年中蘇關係緊張之後，連觀察員的身份也予以放棄。
中蘇友好的歷史見證（資料圖）還有深遠的歷史、文化原因。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曆史的文明大國，在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歷來以天朝上國自居。這種文化上的自信和優越感，與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歷史記憶相激盪，使國人普遍具有民族復興的強烈衝動。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儘管國家的經濟面貌“一窮二白”，但毛澤東等領導人有著強烈的大國抱負，對新中國的建設充滿了自信和期許。在國際關係上，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等領導人對中國在共產黨國家集團中影響力的蒸蒸日上，更是信心滿滿；對中國在由眾多非西方國家所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領頭角色，也當仁不讓。所有這些因素，加上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中自給自足的心理的影響，都使得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無法接受中國在任何一種國際經濟體系的內部分工中僅僅侷限於或偏重於低端產業的發展，或者在生產技術、對外貿易和外交關係上長期依附於主導這一體系的中心國家。相反，從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便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主、部門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並在較短的時間內，迎頭趕上東西方先進工業國。二、“國家工業化”戰略的特點何在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工業化”戰略，在制定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方面，受到《蘇聯共產黨（布林什維克）歷史》等教科書的影響，是以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先例和藍本的，因為這一模式在他們看來已經被證明是成功的。這一模式與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信奉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最大不同在於，它並不以涵蓋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三大部門的“國民生產總值”為計算口徑，並不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或者從低收入向高收入國家的轉型）為目標，並不以擴大對外貿易為驅動力，並不以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轉移為實現路徑。相反，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工業化戰略所追求的，是實物經濟總量和再生產能力的擴張，因此，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並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而實現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最重要路徑，是“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換言之，工業部門生產能力的擴張，是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工業部門本身的擴張，又是靠汲取農業部門的資源，透過經濟資源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來實現的（至少在工業化初期，來自農業部門的資金積累，構成工業再生產能力擴張的主要來源）。這與“四小龍”在起步階段主要靠外貿和外資的拉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此同時，由於致力於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立和自我維持能力的培育，重工業的投資必然成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而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在建設資金緊張的情況下，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這一戰略，反過來也制約了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轉移的能力，因為重工業作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遠遠低於低端產業。所有這些，又與“四小龍”在起步初期，以資金和技術要求較低的消費品工業為側重點，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從而帶來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的大規模轉移，形成了鮮明對比。
“鐵人”王進喜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因此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鋪攤子”，即在原先殘缺不全、零星分佈的近代工礦和交通業的基礎上，搭建一個全新的、部門齊全的現代製造業、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體系，其中許多部門的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年—1957年）受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專案，則構成了邁向這一目標的最重要步驟。六七十年代連線全國各中心城市的現代交通運輸網路的建成，一大批“三線”專案在中西部各地的展開，以及能源工業和國防建設的重大突破，使上述體系更為健全。所有這些，均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二是“打底子”，即對整個社會特別是對作為經濟建設主體的勞動者在精神上和體質上的改造。50年代的一系列運動，包括土地改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婚姻法》的宣傳以及“鎮反”“三反”“五反”等，不僅改變了內地的所有制結構，根除了種種社會痼疾，改良了社會風氣，更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衝擊了幾千年來紮根於中國人深層意識的封建等級觀念和階級秩序。原先“東家”與“下人”之間的鴻溝不復存在。“翻身”之後“當家做主”、男女平等的意識越來越流行於城鄉各地的勞動人民中間，整個社會（尤其是底層民眾）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所有這些，加上整個毛澤東時代持續不斷的群眾掃盲，小學和初中教育在城鄉各地的普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灌輸，客觀上都有助於億萬民眾掙脫千百年來人與人之間身份等級的枷鎖，擺脫精神上的矇昧狀態，為後來的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準備了條件。當然，人們也為“文革”期間“破四舊”這樣的運動付出了重大代價。到70年代後期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農村赤腳醫生制度的推廣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瘧疾、天花、血吸蟲病等流行病的醫治和滅絕，也顯著地改善了勞動人民的健康狀態和身體素質。所有這些，都是無法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樣一個單一的尺度來衡量的，甚至也是“工農業生產總值”所無法涵蓋的。值得強調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工業化”戰略，儘管以重工業的發展為優先目標，致力於建立一個自成一體、自我維持的現代工業體系，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一時代經濟發展戰略的一成不變。大體上，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管理體制經歷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在蘇聯體制影響下的高度集中，到“大躍進”時期（1958年—1961年）力圖擺脫蘇聯體制而下放權力，再到60年代前期為了糾正“大躍進”的災難性錯誤而在調整、整頓中再度強調權力集中，最後在“文革”後期又下放權力給地方和企業。在調整的過程中，重工業優先的政策往往適當收縮，農業和輕工業部門的投資則得到加強，外部的地緣政治環境也直接影響到農、輕、重發展次序。總的來說，在與蘇聯或美國的緊張關係加劇時，重工業和國防建設會加大投入；一旦外部壓力舒緩，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便得以增加。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也絕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樣閉關自守。整個50年代，中國的經濟建設獲得了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在技術上的全面援助；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之後，中國的技術進口開始轉向以日本和西歐為主，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突破了過去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界的樊籬，為擴大對外交往打開了大門；整個70年代，隨著中美、中日關係的改善，中國從西方國家引進技術和對外商品出口的勢頭也在加快。與此同時，中國對第三世界特別是眾多非洲國家提供了常年援助，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三、企業的微觀管理有無激勵機制與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同樣重要的是微觀管理，因為後者直接決定了宏觀戰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成效。這一方面，新古典派的解讀也是負面的，認為在毛澤東時代企業沒有自主權，因此“就不能根據工人的努力程度決定工資標準，就必然造成勞動激勵不足。勞動激勵與勞動獎懲具有正相關的關係。要提高勞動激勵，必須實行多勞多得的分配製度。問題是在傳統經濟體制下，企業沒有自主權，無權選擇僱傭物件，又無權解僱工人，更為棘手的是，在這種體制下，城市職工的報酬是固定的，與個人勞動努力及企業績效都沒有聯絡，即無論職工個人幹多幹少還是職工群體幹多幹少，都不會影響職工個人收入。由於職工個人多勞不能多得，勞動激勵必然不足”。這裡有兩點需要加以澄清。首先，毛澤東時代的企業，在職工的勞動報酬方面，沒有實行如同新古典派所理解的“多勞多得”的收入分配製度，並不僅僅因為企業本身沒有自主權。5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的國營企業曾經按中央有關部門的要求，仿效蘇聯的做法，在勞動報酬方面，儘量實行計件工資制，並且拉開不同工種和技術水平的工人之間的工資檔次，以此強化勞動激勵。但這一做法實行不久便予以放棄，轉而普遍採用標準的以工齡為主要依據的工資制，並且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幾乎凍結工資等級的定期調整，只有少數幾次工資普調，同時還取消了以勞動業績為基礎的獎金制度。之所以從強調物質刺激，轉而採用“平均主義”的做法，是因為中國的國情跟蘇聯截然不同。蘇聯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勞動力稀缺，職工在不同企業之間跳槽頻繁，企業為了穩住職工隊伍，不得不以物質激勵為主要手段。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勞動力供應充沛，而企業的就業崗位稀缺，因此國家對於以物質激勵為主要槓桿進行勞動管理，本來就沒有足夠的動力。更為重要的是，要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工業化，國家不得不盡量壓縮用於個人消費的物質資源，而強調物質刺激，不僅帶來分配不均，還會導致消費者與國家爭奪有限的物質資源。既要盡最大可能把物質資源從消費方面轉移到生產方面，又需要保障每一位職工的個人生計，這兩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必然會在收入分配方面走向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即保證人人有份，但份量僅足以維持生存。這是毛澤東時代放棄計件工資制，凍結工資定期普調的根本原因。所謂企業缺乏自主權，只是表面現象。
《正陽門下小女人》劇照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的解讀之所以是誤導的，還在於他們把毛澤東時代的企業職工，簡單地等同於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選擇自由，且以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為唯一追求的理性人，以為企業職工的日常勞動表現，僅僅取決於物質刺激的有無這樣一個單一因素。其實，工資報酬僅僅是影響職工日常勞動投入的因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非物質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職工相對於其他社會階層的自我身份認同。能夠成為企業職工，尤其是國營企業的正式職工，並不容易，他們的工資收入儘管很低，但享受從生到死的一整套福利待遇，社會地位遠遠高於集體企業的職工和臨時工或合同工，更非城外的農民可比。剛剛轉正的職工，尤其是從農村招工進廠的職工，都會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之不易。這種身份認同，跟他們在工作崗位上的敬業精神是連在一起的。話語的力量也不容低估。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國家的宣傳灌輸使越來越多的工人相信，資本家剝削不復存在，工人已經成為工廠的“主人翁”，在生產和勞動管理上，自己“當家做主”。工人與管理層的關係，與改造之前的老闆與僱工之間的關係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工人對“單位”的認同，遠遠高於改造前對廠方的認同。儘管“愛廠如家”只是一種宣傳，但相當一批工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職工，對自己所在的工廠是有歸屬感和責任心的，而且他們對其他職工的影響和帶動作用，也不宜低估。最為重要的是，工人從來不是脫離了群體的單個理性人，而是工人群體（生產小組和車間）的一份子，其一言一行，都受到群體準則的約束，而這種群體準則，又是由企業內部的政治文化、規章制度和人際關係等一系列因素所塑就的。因此，職工個人的日常生產行為，並不僅僅以物質刺激的強弱為依歸，而是上述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份基於對各地各行業退休職工的深入訪談所進行的研究揭示，除了“文革”高潮時期的極端情形之外，在正常情況下，絕大多數的職工都是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按規章要求完成生產任務的，遲到早退、消極怠工、盜竊公共財物乃至破壞生產的情形，並不常見。企業職工的勞動效率，並未因為所謂的物質激勵不足，而顯得如同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樣低下，否則我們難以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工業生產，為什麼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從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1952年，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工業產值由349億元增至4237億元，年均增長10%。四、農業和農村發展為何緩慢再來看看集體化時代農業生產的情形。林毅夫等認為，農業具有“生存空間分散性高和生產週期長”的特點，從而使得“勞動監督極為困難”，還稱，“農業的這一特徵迫使人民公社體系中的管理者選擇較低程度的監督；而沒有嚴格的勞動監督，就不能對勞動者的努力做出準確的度量，勞動者也就得不到與其付出的勞動相對應的報酬。事實上，生產隊為每一個年齡相仿、性別相同的勞動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標準（工資率），因而勞動報酬與勞動者的實際工作態度和效果完全脫節。……那些不努力勞動甚至偷懶的人，為集體帶來的產品損失也是在全體勞動者之間平均攤。這就造成集體農業生產中勞動激勵不足，搭便車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這裡同樣有幾點需要辨明。其一，生產隊裡所實行的工分制，並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切”，而是分為計件工分和計時工分，事實上對勞動者有足夠的激勵。在計件工分制下，社員個人或小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當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掛鉤。對於無法按個人或小組計件的農活，則採用個人或小組計時的辦法。無論哪種方式，社員多勞多得。為了養家餬口，多賺工分，不得不起早摸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因此，對絕大多數社員來說，集體生產勞動的最大問題，其實並不是什麼“搭便車”的問題，而是太苦、太累的問題。其二，社員是否因為集體勞動監督不易，導致無法準確計工？其實，計工在正常情況下並不是個問題，無論計件、計時，生產隊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大多簡便易行，社員對工分的計算方式本身，與幹部之間並沒有太多爭執。其三，社員在幹活時是否偷懶，集體勞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後來為改革製造輿論時所描繪的“出工一窩蜂，幹活大呼隆”的現象，要看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新近對各地村民的訪談和研究表明，在自然環境惡劣，土地貧瘠，人們對工分的現金值預期較低，而生產隊幹部管理不得力的地方，的確普遍存在人心渙散，“出工不出力”的問題。但同樣重要的事實是，在不存在集體勞動之外的就業機會，生產隊的糧食和現金分配構成社員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的條件下，特別是在生產隊的規模較小，集體經營的好壞與社員家庭的生計緊密相連的條件下，社員在作為一個團體進行勞動時，幹活拖拉，草率，不負責任，乃至公開偷奸耍滑的現象，其實並不多見。這不僅是因為，在每天收工之際，幹部需要在驗工之後方可給每位社員記工，而且在小組幹活之時，社員之間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會影響整體進度和相應的工分報酬。每位社員，特別是年輕人，還需要顧及自己在鄉親們面前的面子和在鄰里間的聲譽。村民們往往把一個人的勞動技能和態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掛鉤，這在血緣或鄰里關係比較緊密的生產隊尤為如此。因此，影響生產隊社員的勞動投入和勞動態度的，有制度的、社會的和心理的多重因素，絕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農民作為理性經濟人由於“激勵不足”而普遍搭便車那麼簡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工業部門在毛澤東時代的飛速發展，農業生產總值的增長十分緩慢，1952年至1978年，僅從461億元增長到1397億元，平均年增4.35%，而農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至1978年，依然只有133元。當然，這些數字本身，並不能全面反映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在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全面的、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種植技術的提高，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的大幅提高，中小學教育的普及，社隊企業的興起，等等，都是上述數字所無法反映的。但是，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全國大多數地方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大慶油田鑽井第二大隊大隊長王進喜（左二）和工人們一起鑽井（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雪印 攝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緩慢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集體制度本身，一直處在探索、變化之中，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經歷了從互助組和初級社到高階社、人民公社的急劇轉變，直至1962年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之後，才基本穩定下來。以生產隊（平均規模為30個農戶）為基本核算單位，同時允許所有農戶保留一塊“自留地”，事實上是農村集體制度的最後一道防線，再往後退則必然是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即從集體經營轉變為家庭承包。對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來說，這意味著集體化的失敗，在意識形態上是不允許的。而農戶在家庭承包責任制下的生產積極性，高於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已經為1979年以後農村改革的實踐所證明。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甚至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發展戰略。在無法依賴外來資本和技術的條件下，中國工業化的早期起步，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輸血，也就是將農業部門在滿足農村人口最基本生存需求之後的剩餘資源，盡最大可能地轉移到工業部門，作為原始積累，用於工業生產能力的擴張。轉移的辦法，主要是靠農業稅和統購統銷。透過這兩種渠道轉移的農業剩餘，在1953年—1984年期間，可能達到4200多億元，甚至6000億元。以江蘇秦村某生產隊為例，這裡在20世紀70年代，透過農業稅和統購統銷的剪刀差轉移給國家的生產隊集體收入，每年平均達到11800元，每年人均45元左右（或戶均225元）。如果這些資源沒有被轉移，而是用來改進農民生存條件，或者用於投資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結果會大不相同（當地村民在70年代蓋三間磚瓦房的費用在350元至400元；戶均225元相當於磚瓦房一半以上的價值；人均45元相當於60斤豬肉。11800元則可為生產隊購買7臺拖拉機，或15臺水泵，或25臺脫粒機，或42000公斤化肥）。這並不是說，毛澤東時代國家對農業的投資並不重視。恰恰相反，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的現代改造力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過，投入的辦法並不是自上而下依靠國家，而是完全依賴農業集體組織（也就是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由後者來負擔農田水利建設以及其他所有公共專案的投入。這反過來進一步擠壓了用於農戶分配的集體收入，使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更為緩慢。五、怎樣評價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敗毫無疑問，1949年以後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在形成和實施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本來可以避免的失誤，其中有的失誤帶來嚴重的後果。如前所述，制訂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最基本依據，是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外來壓力的大小，決定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優先發展目標和輕重緩急。如果大國關係處置得當，有些重大失誤是可以避免或減輕的。比如，如果50年代不要急於求成，60年代初能夠把控好中蘇兩黨之間的緊張關係，那麼就有可能避免“大躍進”的錯誤，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也不至於走向決裂和對抗，60年代的中國也不至於同時面臨來自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那麼，在制訂經濟發展戰略時，便會把更多的資源傾斜於跟民眾生活直接相關的輕工業和農業方面。當然，除了外來壓力的影響之外，領導層在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和戰略思路上隨著時間推移所形成的新認識和內部分歧，也帶來了宏觀經濟戰略的調整，其中某些失誤也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對於從初級社到高階社的過渡問題，是否過快、過急，甚至是否必要，當時存在爭論，但謹慎、務實的一方最終被貼上“小腳女人”和“右傾”的標籤而受到壓制。“大躍進”時期，為了糾正運動初期的極端做法所做的努力，也因為廬山會議上的爭論戛然而止，導致隨後的政策更加激進，並且帶來更為嚴重的後果。“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之後所主持的國民經濟各個領域的整頓，也因為極左勢力的干擾而發生中斷。不過，我們要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做出合理的判斷和評價，必須把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當作一個整體加以看待。更為重要的是，要判斷這三十年的成敗，應該把它放到當時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中，把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目標，以及在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所發生的改變，全面考慮進來，加以綜合研判，而不是把它從歷史的情境中剝離出來，機械地、抽象地與具有不同地緣政治環境和採用不同發展路徑的國家或地區相比。具體而言，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地區，與發揮了自身“比較優勢”，成為新古典派心目中經濟發展樣板的東亞“四小龍”，不具可比性。
資料圖前者面對來自單個甚至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不得不始終追求國民經濟自我維持能力的培育和總體國力的快速上升；後者在軍事上受美國及其盟國的保護，可以從直接帶來國民財富增長和生活水準提高的低端產業部門入手。前者的經濟建設焦點在於夯實基礎和健全體系，尤其是對國民經濟的自我持續發展至為關鍵的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則被擺在次要地位；後者正好相反，以投入最少、創造財富最為便捷的出口導向的消費品生產為起點，繼而延伸到重化工業和高科技產業。前者在制訂發展戰略時，不以擴大民眾就業機會和提高收入水平為優先目標，相反，必須以壓縮消費來增加投資，限制勞動力從鄉村向城市流動；後者卻因為消費品生產的擴大和低端產業就業機會的增多，直接帶來民眾生計的顯著改善和收入的快速增長。前者完全依賴來自內部的資本積累，以犧牲國民消費和最大限度地轉移農業剩餘為主要路徑；後者則嚴重仰賴外國資金和技術，並且由於產業由低端向高階的逐步升級而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而無須以壓縮消費和犧牲農業為工業化起步的代價。總之，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三十年的建設，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部門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以及支撐這一體系的縱橫全國的現代交通運輸網路。同時，在國防建設和重大科技專案的研發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農業方面，大規模水利建設，已經使全國絕大多數農業地區，告別了頻繁發生洪澇和旱災的過去，並且藉助現代農業種植技術的普遍推廣，能夠確保農業產量的基本穩定和逐年提升。全國中小學基礎教育的普及，以及以赤腳醫生為特色的醫療保健制度的普遍建立，極大提高了佔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村居民的總體素質和健康水平。所有這些，都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所無法體現出來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評估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時，刻意強調改革開放前夕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低水平這一事實，認定當時的中國處於世界上最窮和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他們不願意承認和提及的是，到7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小學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已經接近100%，初中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在1979年也已經達到了79%，居於所有“低收入”國家的最前面，甚至超過了絕大多數所謂“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已經達到64歲，在所有低收入國家中，僅次於斯里蘭卡，同樣超過了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1週歲以下嬰兒死亡率和1—4週歲幼兒死亡率，在所有低收入國家中，均幾乎處於最低水平（僅高於斯里蘭卡）。難怪到了70年代，部分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已經開始把中國視為第三世界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榜樣。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為了取得這些成就，全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僅反覆來襲的政治運動使人們身心俱疲，經濟決策的失誤也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費，甚至帶來“大躍進”中後期所發生的大規模飢餓和死亡現象。最為重要的是，在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變革浪潮中，作為勞動者的個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遷徙和就業的自由，以及控制自己所創造的財富的機會。1979年以後所啟動的經濟改革，便是以歸還勞動者這樣的權利和自由拉開了大幕。而一旦改革開放的大門開啟之後，藉助毛澤東時代所奠定的精神和物質基礎，日漸融入世界市場的中國，便會釋放出令世人驚歎的能量和活力。本文原標題為《歷史地認識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比較優勢”論者商榷》，載於《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轉載時略去部分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