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職學校學生。
紅星新聞記者 潘俊文 實習記者 周煒皓
實習編輯 朱潔英
2022年4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表決透過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將從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中華職教社常務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參事胡衛向紅星新聞記者指出，《職業教育法》頒佈26年來首次修訂，新版職業教育法是深化教育改革、實現普職融通的一次“全面破冰”，對於建設教育強國、人力資源強國和技能型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俱有重要意義。
在他看來，本次職業教育法修訂所提出的舉措，都是針對教育改革當中的痛點、難點、堵點問題，主張“橫向融合、融通，縱向貫通”。對於如何理解新職業教育法，以及如何更好地推動職業教育建設工作，胡衛認為有以下三個方面需要尤其注意：
“協調發展”，不代表不分流，而是根據不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家長的需求以及產業發展的需要，推進整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協調發展；
打通職業教育升學渠道，建設職業本科、職業研究生等多層次教育體系，將“斷頭路”變成“立交橋”；
改變社會對於職業教育就是“社會底層”的錯誤認知，讓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有學頭、有盼頭、有奔頭”。
↑中職學校學生。
新職業教育法出臺後，部分媒體將目光放在以“協調發展”取代“分流”提法上，主張所謂“五一後取消分流”的說法。
對於這類論調，胡衛並不認同，他指出分流依然會客觀存在，變化的部分在於，不再有強制的、硬性的升學比例標準，變“強制分流”為“自願分流”，“學生都可以選擇報考高中、中職，至於錄不錄取，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根據胡衛對國內普職分流的觀察瞭解，國內各省市對分流政策不乏地方的硬性規定，“有五五比，也有六四比，也有七三比，都有比例的”。由於這類地方強制政策，普職分流在實際落地過程中產生變形——好學生進高中，差學生到職校。
這種分層化現象，導致國內職業教育難以充分發展，更造成家長對於職業教育的擔憂，無形中使社會升學焦慮加劇。
武漢的初三學生家長陳巖，就深陷在焦慮裡。在他看來，分流進入中職學校，意味著在社會上升渠道中，孩子的人生已經被提前定性，“好像孩子就已經失去她的未來，失去發展的空間，這輩子就這樣了”。
陳巖的女兒，剛剛參加完4月的調研考試，準備進行模擬的中考填報。據他了解，本次考試會成為中考模擬錄取分數線的依據。時間很緊，按照規定，5月6日到9日就要進行正式中考填報，可陳巖女兒的成績一直在剛好上線的分數段徘徊。
由於焦慮，近幾個月來陳巖都沒有睡過好覺，每天的精力都花在聯絡朋友、考察學校、幫女兒複習上。近兩個月，他詳細考察了武漢市內的中職院校，尤其部分號稱可以參加普通高考的“普職融通班”，但對於師資力量、學習風氣以及職業教育升學渠道的擔憂，讓陳巖最後還是決定送女兒去讀普高的國際部，“只有透過花錢上國際學校，讓孩子的未來能夠有一定的變數。”
陳巖記得，在他1993年參加中考的時候，中專還是熱門選項——包分配、包戶口。但後來，隨著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出現分層，中等職業院校在社會中的評價越來越低，其上升渠道也越發狹窄。
新版職業教育法，針對的正是這些實際問題。據胡衛介紹，現在已經有32所高等院校開始試點，透過職業教育高考進行招生，對於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合問題，以及職業教育學生的“出路”問題，相應機制都已經在建設當中。
升學，是職業教育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在過去，中職學生要上本科，可以選擇的路徑十分有限：要麼迴歸普通高考，要麼升入大專後透過專升本進行躍升。隨著近年來職業教育受到重視，尤其新版職業教育法出臺，相應的升學渠道正在不斷完善。
↑順德區中等專業學校日本交換生。
順德區中等專業學校校長史寶君表示，近年來已經開始有本科院校相關技術類專業招收中職學生，另外，應用型本科的出現，也會增加學生們對職業教育的信心。在他看來，進一步建設更豐富的高等職業教育層次，對學生們來說意義重大，“拓寬職教學生往上走的發展空間，讀完本科還可以讀碩士，讀博士，也可以為國家培養更高素質的技能人才”。
然而，願意進入中職學校的學生，相比起普通高中來說依然是少數。
據史寶君瞭解，順德的12所中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大概是4:6，這種“分流”的局面，在他看來並不利於學生的個人發展，“很多家長想自己的小孩去讀普通高中，讀名校，但相當一部分人考的學校也不是很理想，高考後又會進入高職院校，反而專業技術也沒學到、學校又沒考好”。
胡衛指出，除了要完善更高層次的教育體系，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普職融通也十分重要，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政府教育部門應當鼓勵和支援普通中小學根據實際需要增加職業教育相關教學內容，進行職業啟蒙、職業認知、職業體驗，開展職業規劃指導、勞動教育。如果片面強調教育型別上的區別，將文化知識教育、技能教育、動手能力教育互相割裂，很可能形成職業教育管職業教育，普通教育管普通教育的局面。
在他的設想中，普職融通應該是你中有我中有你的教育模式，尤其在中小學課程設定當中，普通教育也不能排斥職業技能、勞動技能的培養，“我們原來的教育是講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但是我們把內容廣泛的教育內容狹隘侷限於學科教育、知識教育、文化教育，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試不考的我們就不教，這實際是對教育的窄化。”
要實現普職融通，真正把兩個軌道融合起來，在胡衛看來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他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職教高考、普通高考之間互相開放，“普通高中生覺得自己有技能，有動手能力，不願意參加普通高考，可以參加職教高考。另外，大學工程類、應用型、技術類的專業也可以向職業教育的學生開放，這個才叫融通。”
↑順德區中等專業學校地鐵實訓基地
史寶君則指出，在新版職業教育法中，已經有了對於這種深度融通的政策指導——第十七條規定明確提出，國家要建立健全各級各類學校教育與職業培訓學分、資歷以及其他學習成果的認證、積累和轉換機制，推進職業教育國家學分銀行建設，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學習成果融通、互認。
對於普職教育之間的分裂，史寶君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社會的評價體系。
在孩童階段，孩子對職業的設想和選擇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有的想學一門技術，也有的想做科學家，但受到家長和社會的引導，孩子們的選擇被塑造得越發趨同化。
山西省某重點中學老師指出，只要能夠過線，家長都會想盡辦法把孩子送進普高，“哪怕去最差的普高，都比職高好”。在他看來，這種觀念短期內很難扭轉，“就像國家檔案寫了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的要同等對待，但幾乎沒有學校和單位會同等對待。”
扭轉這些偏見，胡衛認為註定是個持之以恆的過程：如果職業教育仍是“失敗者”的教育，是被看不起的教育，是臉上無光的教育，家長們很難願意把孩子送進這些學校。他指出，要真的讓職業教育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共同重視，把職業教育學生的身份問題、出路問題落到實處，讓職業教育學生的就業、工資、晉升，和普通教育學生享受同等地位。
根據胡衛的觀察，目前就業機會和社會評價的不公平，是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巨大阻力。在過去，職業學校的學生培養出來就是個工人，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到事業單位就變成了幹部，“現在你看幹部當中，普通學校出來的很少，好多幹部考評、招聘，第一條就是學歷。如果高階職業技能人才的收入比大學裡邊教授、公務員要高，那誰不去唸職業學校呢？”
對此，陳巖也深有同感。在他看來，如果企事業單位增加職業教育學生在招聘中所佔的比例，肯定可以起到良好的帶頭示範作用，使家長們的焦慮得到極大緩解，“立馬會有些不一樣的東西出現。”
胡衛指出，只有做好對於薪酬制度、企事業單位用人標準制度的調整，才能使職業教育以及普職融通真正邁入新的發展軌道上，“學生確實能夠學到東西，還可以繼續讀書深造，發展有出路，他學的知識能夠應用於社會的發展，對我們的社會發展有幫助，這些才是首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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