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鄒驥還在清華大學上學的時候，每年冬天最快樂的時光，就是下課後拿著學生證去大學體育館領上冰鞋，和同學們一起去學校附近結了厚冰的湖面“滑野冰”。
鄒驥。圖片來自網路
這一切早已成為了難以重現的回憶。“如今，每年北京開始供暖的時候，湖水都還沒凍上呢，到了寒假，冰才薄薄的一層，根本就沒法滑了。”鄒驥說道。“這說明什麼呢？從我個人經歷的角度來說，全球氣溫確實是上升了。”
1997年開始，鄒驥就一直在與氣候變化打交道。2000-2009年及2012-2015年，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特別是深度參與了《巴黎氣候協定》的談判。他曾任中國國家氣候戰略與國際合作中心(NCSC)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如今他在非營利組織能源基金會任執行長兼中國區總裁。
儘管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趨勢早有預判，但看著“預言”一步步在現實生活中成真還是讓鄒驥心情有點沉重。“ 過去人們認為不太可能的事，一點點在發生，而且發生的頻率範圍都在擴充套件。”他對澎湃新聞說道。
電影《流浪地球》裡的一句臺詞似乎在提醒著我們，“起初，沒有人在意這一場災難，這不過是一場山火、一次旱災、一個物種的滅絕，直到這場災難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今夏極端天氣創紀錄
今年夏天，創紀錄的持續高溫乾旱席捲了從歐洲到非洲，從亞洲到北美洲的全球諸多地區。
6月，日本錄得19世紀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熱浪。7月中旬，英國的極端高溫打破了有歷史以來的紀錄，首次飆升至40攝氏度以上。不僅是高溫，歐洲還經歷了500年來最嚴重的乾旱；非洲東部“非洲之角”地區連續第三年的雨季少雨，造成數百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饑荒問題。美國西部持續20多年的特大幹旱更是使得聯邦政府連續第二年宣佈，對西部七個州採取減少從河流中取水的限制措施。
“相信今年很多人都會有同感，不僅是中國熱得不行，歐洲、美國也是酷熱，這些年來，持續酷熱的情況越來越多。”鄒驥說道，“如果誰還在懷疑全球變暖，那麼我覺得這都是最好的例證，當然，理解全球氣候變化不能說因為今年很熱就是全球變暖了，而是應該從更長的時間尺度上看這樣極端事件發生的頻率。”
鄒驥投身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已有20多年曆史，他的感受是：從一開始覺得證據還不充分不明顯，到今天可以清楚地感知氣候變化，從觀測科學事實到發現背後的科學道理，一步一步走來越來越清晰。“我的擔心是這個程序在呈現一種加速的狀態，更大的擔心是進入一種不可逆的過程裡，這是比較可怕的。”
不確定性是最大挑戰
在鄒驥看來，今年全球各地發生的極端天氣事件並不意外，但是如此嚴重的高溫乾旱以及由此產生的缺電更讓他感到“意外”。
“從供給側看，這次危機說明我們的能源體系區域性區域上還是脆弱的，其二，需求側又是大熱，人們空調抗旱用電量衝高，需求猛漲，供給又不足，就會出現矛盾，暴露出我們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能力還不足。”鄒驥分析道。
今年夏天席捲全球的熱浪能否改變人們對應對氣候變化迫切性的看法，引起反思和行動，鄒驥說他認為這客觀上起到了科普的作用，但也坦言：“人們有時候會好了傷疤忘了疼，到了冬天可能就把這事忘記了。此外，我還擔心世界各地的反智主義罔顧科學事實，缺乏科學素養，不願意正視危機並做出改變。”
鄒驥表示，他更擔心的是，氣候危機對於能源轉型的推動會遇到既有利益群體的阻攔。
“如果一個人是搞化石能源的，在這個行業裡邊已經有很好的地位，狀況也不錯，也很賺錢，很有權威，現在要轉型了，這些行業慢慢要下降，新的行業進入也較困難，那麼他就不願意發生這種變化，包括決策上的遲疑，這些都會導致人們不去採取行動。但是最終實現能源安全的路是要透過能源結構調整走向可再生能源的。”
極端天氣帶來的影響也絕不只是改變認識那麼簡單。
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告訴澎湃新聞， 像今年這種情況，高溫乾旱野火缺電這樣的複合型災害，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相比較而言，缺電還只是最小、相對容易管理的一塊，更棘手的是水的問題，引發的糧食安全等連鎖反應。
“我們過去一直講，因為氣候變化，所以要加速能源轉型，主要是從減緩的角度來做，多開發風光水可再生能源；另外一個角度就是適應，現在看來我們對適應考慮的太不充分了。”袁家海說。
綠色和平氣候變化專案負責人劉君言從城市風險應對的角度指出，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大應對挑戰之一是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性影響和災害性事件的風險是指我們有機率能預測，以前我們說這樣的事件是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但是現在是每年都可能發生，它的機率不是我們以前推算的機率。這種不確定性是說我們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它超出了氣候模型的估算和我們以往應對的經驗，這是最大的挑戰。”劉君言說。
劉君言指出，相比極端降水這樣顯見的災害，持續的極端高溫熱浪引發的系統風險，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例如，70天持續高溫對全社會意味著什麼？高溫引發的健康危機、供電短缺、山火危機，糧食供給安全等一系列“連鎖反應”般的複合型氣候災害在這次席捲全球的氣候危機中暴露無遺。
“今年對人體的健康風險已經開始談得比較多了，事實上，當高溫變成一個系統性危機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這個重大影響之下，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已經沒有辦法去分誰是脆弱人群了。”劉君言說。
特別是人口高度集中，大量依賴外部資源供給，生態環境愈加脆弱的城市及周邊區域，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挑戰將更加嚴峻。“對於城市來講，特別是這些大的城市，所有的資源是要依靠外部輸入的，它有可能會更脆弱，因為我們知道城市的人口非常的集中，它的能耗水耗能是非常大的。”劉君言說。
為下一場危機做準備
今夏全球氣候危機留給各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果再碰到這樣的氣候災害，該怎麼辦？或者說，如何為即將到來的下一場氣候危機做準備？
鄒驥認為，要系統解決氣候危機下的能源問題首先要建立起一個“多能互補”的體系；其二，就是要加強電網排程的能力；第三就是儲能。
“如果是小時級的，化學儲能就能解決，如果是十幾個小時級的，可以太陽能熱發電，甚至抽水蓄能；季節級的怎麼解決？這就要求在儲能方面繼續深挖潛力，先不說新增儲能，哪怕把現有的水庫利用起來，就能增加很多儲能。”鄒驥說。
劉君言介紹，在歐洲，德國有一整套的洪澇災害應對措施，包括前期會先摸排哪些低窪地區受到的影響比較大，當一個特定等級的預警訊號釋出之後，城市的人們如何去調動，低窪地區特別是脆弱地區怎樣去處理雨洪管理系統，各個不同的水利部門如何協調，包括城市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運作，有一個相對完整的機制。
在應對高溫熱浪方面，希臘雅典政府2021年專門任命了一位全歐洲首例“首席高溫官”，以應對嚴峻的氣候挑戰，並提出了三套應對策略：第一，作為城市發展的長期目標，雅典未來需要致力於改善綠化和基建，植樹造林、建設公園，並促進城市的水文環境。第二，作為短期目標，市政當局應優先解決社會弱勢群體的居住環境，比如協助他們安裝空調裝置，以抵禦夏季酷暑。第三，應透過有效的宣傳手段促進民眾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環境意識，讓人們切實瞭解到酷暑的危害。
今年，西班牙政府首次將高溫天氣按照颶風（颱風）那樣設立命名，科學家們呼籲進一步提出分級，以便民眾能夠直觀地瞭解到不同級別的酷暑對人體所形成的危害，這種措施也有利於政府部門採取相應的應對舉措。
劉君言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最大的挑戰一是在於危機的規模太大，其次是給我們留下應對的時間視窗太短了。“現在這些災害還是在升溫1.1攝氏度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上，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個根本系統性的轉型，最核心的是國家政策意願一定要足夠快和足夠強。”她說。
在適應上，從短期來看，需要加強對災害的及時預警和相應措施。當氣象部門發出預警之後，每個城市和省份，各個部門如何聯動，最大化減少災害損失，是短期應對的關鍵。而長期來看，基礎設施和城市的管理、規劃設計是關注的重點，兩者需要結合起來。
“我們如何才能做到這些重大的轉型和變化？靠的是每一個公眾把對於未來安全，可持續發展的迫切的意願發聲傳遞出來，這是公眾可以去做的第一個事情。”劉君言說。
“我覺得最可悲的是，等發生了災害性的事件才去反思，為什麼之前發生了這麼多，大家都不記得了？如何讓大家不忘記這個夏天，或許是我們從這場危機中可以學到最寶貴的教訓。”她說。（澎湃新聞記者 劉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