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俄媒“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意媒“l'AntiDiplomatico”18日報道，在頓巴斯拍攝紀錄片揭露了烏克蘭政府8年來對烏東人民的所作所為後，法國女記者安妮-洛爾·博內爾（Anne-Laure Bonnel）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她被供職了15年的巴黎第一大學解僱，校方郵件稱不續約的原因是她“不再符合學校的價值觀”。
雪上加霜的是，安妮透露由於自己曾在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作證而受到了人身威脅。雖然境況不佳，但她仍樂觀地表示，有法國同行正聯絡自己以便了解在頓巴斯發生的事情。她也可能再拍攝一部紀錄片，向法國公眾展示對烏克蘭危機的不同看法。
安妮：法國公眾和歐洲公眾都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之初，在法國收視率排第二的電視臺CNews 3月曾在直播中連線了這位常駐頓巴斯地區的戰地記者安妮-洛爾·博內爾（Anne-Laure Bonnel）。
本希望安妮能爆料一些俄羅斯方面的負面內容，未想她卻講述了烏克蘭政府的“暴行”，帶來了一場顛覆眾人認知的報道。
在法國主持人難以置信的反覆追問下，安妮情緒激動地拿出照片，聲音顫抖著指出讓頓巴斯地區8年來民不聊生的“罪魁禍首”是烏軍，稱在“烏克蘭當局的轟炸”下，烏東地區有“13000名民眾因此喪生”。
連線過程中，安妮不斷表示，很抱歉讓觀眾們知道了這些殘忍的真相，自己是在不帶政治立場地闡述自己看到的情況，戰爭是可怕的，希望自己的發聲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隨著安妮的報道在法國引發軒然大波，越來越多的網民瞭解到頓巴斯戰爭的另一面，她拍攝的有關頓巴斯戰亂悲劇的一部紀錄片，也終於在“蒙塵”7年後得以受到關注。
至於為什麼這部影片至今才進入人們的視野，安妮表示是法國媒體以及西方人權組織早年間對它進行了“審查”，法國主流媒體一直不讓它播出，就連網上的片段也遭到刪除，關於頓巴斯的更多真相也隨之被淹沒。
這一切都令她不免感到憤懣：“我知道地緣政治很重要，但這關係到老百姓啊。”
烏東民眾向安妮表示，他們對全世界漠視頓巴斯人民的災難而憤怒
作為戰地記者和攝影記者，安妮的社交媒體平臺一直在更新她在頓巴斯地區的所見所聞。然而這位敢於發聲的記者，很快遭到一些西方社會和媒體的打壓，被指“報道具有偏向性”，系“烏東親俄分裂勢力”的支持者。
她對頓巴斯的一系列報道也被社交媒體標記為“虛假報道”，個人社交媒體賬號還曾一度被封，西方對“言論自由”的雙標本性顯露無疑。
如今半年多的時間過去，安妮的境況非但沒有好轉，反倒更為嚴峻。綜合俄新社、俄羅斯衛星通訊社、“l'AntiDiplomatico”等媒體10月18日報道，現在的她不光丟了工作，還受到了人身威脅。
報道稱，在俄羅斯發動特別軍事行動的幾天前，安妮再次回到了頓巴斯地區拍攝一部新紀錄片《頓巴斯，八年後》，拍攝時間是在2月24日至3月11日。
安妮強調，這部影片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只是記錄下她所看到的烏東人民的日常生活。“l'AntiDiplomatico”稱，安妮的政治立場只在於打破西方的主導敘事，讓大家看到那些被迫保持沉默和不受關注的人們的存在。
回到法國後，安妮發現情況有所變化，那些曾對她作品感興趣的人“突然消失”了。但她不願讓這部紀錄片就此石沉大海，於是選擇在網上公開了影片。
這個時候，她收到了來自校方的解僱通知，“當這部電影上映時，我遇到了其他問題——它們可能與電影有關，也可能與它無關，很難說。但我丟了在巴黎第一大學的工作，我在那裡當了15年老師。”
安妮表示，她與學校的合同沒有被續簽，“這和影片沒有直接關係，但和我這次在烏克蘭的行程有關。學校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中說，我不再符合大學的價值觀，所以他們不能允許我繼續在那兒工作。”
這份通知讓安妮懵了，她不理解怎麼在2016年的時候《頓巴斯》紀錄片都能在大學裡播出，到了2022年卻突然變成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
屋漏偏逢連夜雨，安妮還透露，這次赴烏行程不僅影響了她的工作，還危及到了她的安全。
她說，由於曾在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作證，自己受到了人身威脅，“我承受著心理壓力，因此必須長期生活在暗處以避免出現任何問題，這並不容易。”
儘管如此，安妮還是很樂觀地表示，有法國媒體同行最近開始聯絡她，希望更好地瞭解頓巴斯地區過去8年發生的事情。她也可能再拍攝一部紀錄片，向法國公眾展示對烏克蘭危機的不同看法。
近日接受《法蘭西晚報》採訪時，安妮表示，因為法國和歐洲的媒體都沒有報道，所以法國與歐洲公眾根本不知道在頓巴斯發生了什麼，“我看法國公眾不明白，他們不瞭解烏克蘭的運作方式，也不瞭解頓巴斯地區的運作方式。”
法國媒體對俄烏衝突千篇一律、統一口徑的報道令安妮倍感遺憾，“如果不回顧過去，我們就無法理解2022年2月24日（發生的事）。”
來源：觀察者網，作者阮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