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雖位元朗普政府略顯理性，但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拜登政府近期與中國的一系列接觸，是內外交困下的微調，是中方鬥爭的結果。
中國議題在美國的政治效應顯著下降
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將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內務上，致力於管控疫情、復甦經濟、振興實業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優先事項，旨在樹立個人威望、打造標誌性政績，幫助民主黨力拼2022年中期選舉和2024年大選。在對華議題上，拜登政府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延續性遠大於其他議題，這很大程度上出於服務國內政策目標的考慮。一方面，拜登政府希望透過繼續對華示強來維持少有的兩黨共識，為國內施政營造有限的合作氛圍；另一方面，透過渲染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全方位挑戰，也能起到轉移國內矛盾、凝聚民意的作用。
然而，拜登政府這種“內病外治”的精心算計顯然並未奏效，反而成為其執政困局的催化劑。
這是5月6日在美國芝加哥拍攝的7000系列地鐵車廂內景。中國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中車四方）在美國製造組裝的7000系列地鐵車廂4月21日在芝加哥開始載客試執行。新華社發（喬爾·萊納攝）
首先，美國整體對華負面民意的攀升，並未同步轉化為對拜登執政的利好因素，這既源於非選舉年外交議題關注度的自然下降，也跟新冠疫情影響下民眾對自身境況變化的敏感度上升有關。也就是說，美國民眾更關心拜登政府為解決其實際關切做了什麼，而一味讓大洋彼岸的中國背鍋不過是隔靴搔癢、緣木求魚。
其次，對華貿易政策的僵化不變，令美國工商界深受其害，對拜登政府的不滿情緒日益升溫。眾所周知，美國對華無休止的貿易戰和關稅戰，成本多由國內相關產業和消費者承擔，加劇了美國當下的供應鏈困難、通脹上升、經濟復甦乏力等一系列難題，反過來成為對拜登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可謂自食其果。
第三，政治惡鬥之下，兩黨對華共識虛有其表，並未產生實際的政策效果。拜登政府試圖透過打中國牌來培育兩黨合作基礎，然而現實很殘酷，各方勢力均把對華問題當作加塞私貨、攻訐對手的政治工具，而沒有實現拜登所希望的“團結”。例如今年以來聲勢浩大的國會對華立法攻勢，因為政治扯皮不斷而鮮有成效。拜登政府不得不認識到一個新現實，即炒作中國議題或許有一定用處，但難以挽救已然破裂的兩黨政治生態。
構建反華聯盟難以得逞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最為顯著的特點，在於搞所謂的“聯盟外交”或“價值觀外交”，試圖透過將中美關係塑造為所謂“民主”與“專制”道路之爭，來團結盟友夥伴，重塑全球領導力。然而，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這都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首先，建立全球或西方反華統一戰線缺乏可操作性。多數國家已向美國清楚表明，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更不願因響應美國號召而犧牲在華利益，這是正常國家的理性選擇。在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的“聯盟外交”越搞越小，淪為國際社會的笑柄。
其次，拜登政府將“價值觀外交”置於對華政策的核心位置，但其負面效應正在加速釋放。以即將於12月召開的“全球民主峰會”為例，其邀請範圍飽受國際詬病。“價值觀外交”這張牌正將拜登政府置於越發尷尬的處境。
這張8月31日拍攝的螢幕顯示的是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白宮發表講話。新華社記者劉傑攝
第三，地區熱點議題成為持續干擾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外部因素。8月以來，從阿富汗撤軍引發的局勢突變，成為拜登政府的重大外交敗筆，構成對美國全球信譽和領導力的持續損傷，也成為其編織地區遏華網路的重要阻礙。“西貢時刻”在喀布林的驚人重現，令美國的盟友與夥伴極為震撼，認為一味追隨美國不可取，惟有戰略自主才能免於被拋棄。
中國對美鬥爭取得積極成效
今年以來，中美關係呈現出密切接觸與激烈交鋒並存的突出特點。從2月初至今，兩國高層交往20多次，包括兩國元首1次影片會晤、2次通話和高階官員4次線下會談，還有一系列涵蓋貿易、商務、氣候、軍事等專業領域的不同層級線上線下會談，這是特朗普執政後期未曾有過的情形。與此同時，兩國矛盾與分歧更加擺到檯面上，針尖對麥芒的交鋒場面屢見不鮮。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牢牢把握戰略主動、回擊美國無理要求的堅決行動，令拜登政府至少深切感受到兩點：一是美國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在對華交往中頤指氣使、為所欲為了，必須要面對和接受一個更加自信而強大的中國。二是美國無法承受中美關係完全破裂乃至走向戰爭的巨大代價，必須在適當時候尋求兩國關係的緩衝空間，這從根本上也符合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
當然，與其說這是拜登政府對華認知發生調整的結果，倒不如說是中國堅持對美鬥爭所取得的積極成效，也是中美在深度互動中角色地位更趨平衡的表現。
需要看到，阻礙中美關係緩和的因素還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沒有實質改變，美國國內反華勢力仍然蠢蠢欲動，管控兩國分歧的難度和成本仍然巨大。
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對華一味對抗沒有出路，如何管控分歧、促進合作才是拜登政府更加重要的課題。美國政府應當拿出戰略膽識和政治魄力，與中國構建新的相處模式，使雙邊關係儘快回到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本人僅代表個人觀點。
作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