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據遼瀋晚報報道，長期旅居英國，曾在瀋陽市某醫院看病的女病人孫某，因被護士遺落在椅子上的針頭扎傷而大鬧醫院，並提出索賠30萬歐元。但經過最終協商，醫院只同意出資500元供孫某前往市內三甲醫院檢查。30萬歐元VS500元人民幣的對比特別扎眼，尤其是最近美聯航與受害者達成高額和解的背景下。有評論認為這反映了“天價索賠”“懲罰性賠償”在中國的“水土不服”。…[詳細]
要點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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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500元的檢查費，醫院根本不會肉痛。2
但在現有的環境下，法院幾乎不會支援天價索賠主張。3
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是要慎重，但也要正視其補償、懲處、預防的功能。對醫院來說，500元的檢查費起不到任何懲罰作用
一看到孫某索賠30萬歐元，人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天價索賠”。在很多人看來，孫某這是在趁機訛一筆。就連本應客觀報道的遼瀋晚報也對索賠額度做出了否定評價――“面對孫某提出的不合理賠償要求”。
30萬歐元是否是合理的賠償要求，暫且不談。但醫院的過錯不是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的。由於職業的專業性和特殊性，醫護人員被要求具備高度的注意義務。而把具有潛在高風險的針筒遺落在任何一位患者可能坐的椅子上，是明顯的失職，有違醫務人員的操作規範和職業倫理。受害者孫某，也因為醫護人員的疏忽，不得不承擔可能存在的感染風險和精神壓力。
而只賠償500元的檢查費，無助於醫院“長記性”，難以阻止此類行為的再次發生。而加害人的行為又未達到犯罪的程度，不能透過其它方式對加害人給予嚴厲的懲罰以示預防。總之，500元的檢查費，根本不足以表達對加害方的譴責和經濟威懾。
一般性損害賠償對加害者很難起到制裁作用時，高額的“懲罰性賠償”是一條路子挨一針，只能拿到500元的檢查費，這多少反映了孫某的維權困境。尤其是在與“美聯航暴力驅趕乘客下飛機”事件的最終結果對比後。有傳言稱：雙方最終以1.4億美元達成庭外和解。不少分析認為，如果金額屬實，受害者陶大衛（音譯）能拿到鉅額賠償，要歸功於“懲罰性賠償制度”。
一般損害賠償只具有補償性，實際上是以同等數額的財產購回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而懲罰性賠償（又稱示範性賠償或報復性賠償），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目的並非填補受害人的損失，而在於懲罰和制裁加害人的嚴重過錯行為，起到預防功能，使案件中的特定加害人和潛在加害人不敢再繼續或重複不法行為。
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案例就是“麥當勞咖啡燙傷案”，一美國老太太被麥當勞的熱咖啡燙傷，調查發現麥當勞其實是“慣犯”，長期忽視消費者安全。一審麥當勞因態度惡劣被處以懲罰性賠償270萬美元，二審降低到60餘萬美元。最終雙方達成庭外和解，麥當勞支付原告60餘萬美元，附加條件是原告保持沉默，不得披露和解內幕。
受害人斯黛拉・莉柏克
中國也有懲罰性賠償制度。1993年頒佈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首次以特別法的形式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該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2010年的新《消法》則將對經營者欺詐行為的懲罰性賠償提高至三倍，同時把人身損害懲罰性賠償條款寫入法條。
2010年7月1日起實施的《侵權責任法》，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原則，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侵權責任法》第49條、第57條的規定。
但是天價索賠的主張，在中國的司法環境幾乎不會得到支援有賴於“懲罰性賠償制度”，被暴力拖拽的陶大衛得以抗衡巨無霸美聯航，讓美聯航吃到了苦頭，維護了自己的權益，某種程度上甚至保護了全美消費者的利益。這就是“懲罰性賠償”的隱含意義――透過對被侵權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侵權行為作鬥爭，以維護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
惡搞美聯航，網友創作。
換一個語境，如果受害人孫某起訴醫院，法院會適用懲罰性賠償來保護她的權益嗎？
答案是幾乎不會。理論界對醫患法律關係能否適用《消法》第49條的規定一直爭議不斷，核心爭議在於患者是否屬於消費者、醫院屬不屬於經營者。而《侵權責任法》第47條所規定的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要件包括造成損害後果。在具體適用損害性賠償時，受害人必須證明損害已經實際發生，而且損害與行為人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如果孫某最終健康狀況無虞，就沒有實際的損害結果。
而根據過去針對侵權行為的起訴經驗，司法機關一般僅支援補償性賠償。迄今為止，司法機關並沒有判決出“天價”的懲罰性賠償案。
導致這種現狀的原因有許多。比如有不同法律體系的衝突。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原則上並不適用“懲罰性賠償”，因為其背離了損害填補的基本原理。長久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侵權行為的受害者固然需要同情，但也應該盡力避免其“不當得利”，否則既導致了新的不公平，也很難防止別有用心者去刻意追求高額賠償。
也有國情的原因。懲罰性賠償在侵權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適用時，很多時候被告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納稅大戶企業，至於具體賠償幾倍，法律通常沒有規定得很細緻（如《侵權責任法》），這時就要由法院透過自由裁量去決定。法院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考量，通常會就低不就高。更極端的情況是，個別消費者提出天價賠償，甚至會被一些地方認定為“敲詐勒索”，身陷囹圄。而在諸如食藥領域裡的大規模侵權事件中，支援天價索賠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法院就更不會去冒險。
中國的消費者不是太強勢，而是太弱勢了不得不說，“懲罰性賠償”在英美法中也一種頗具爭議的民事損害賠償制度。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還曾掀起一場對懲罰性賠償的批評運動，針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也受到嚴格限制。
但對中國的消費者、被侵權人來說，法律救濟的渠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維權的成本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不痛不癢的懲罰已經難以刺痛不負責任的經營者、不良商家，而懲罰性賠償恰恰可以表達對加害人的譴責和經濟威懾，給予受害人撫慰，從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在食藥等侵權事件多發領域，還能有效對潛在的加害人形成震懾。
曾經被視為進步的懲罰性賠償機制，還只是沉默的法條，在司法實踐中幾乎從未操作過。什麼時候才能邁出第一步呢？
結語
對英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追捧，未嘗不是中國消費者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