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王則楚
當年， 他們是私奔的……
父親很少與我談到母親，只有一次他講到母親會持家，她持過三個家：她的孃家、嫁過來以後父親兄弟姐妹們的大家以及與父親的家。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父親認為，會持家的母親是一個家的核心。但我心裡認為，父親實際上是需要母親全力處理好家裡的各種事務，協調好複雜的家庭成員的關係，並且安排好家裡的生活，還要會做各種美食讓父親享受人生，以保證他自己專心地做自己喜歡的學問。
這個挑選愛人的標準，決不是父親追求母親時的認識，而是和母親結合後渡過各種人生階段後的體會。是母親大家閨秀的端莊美麗和父親的英俊瀟灑、文采飄逸，才有了他們建立在堅實愛情之上的結合。
父親與母親的愛情故事，已經在麗娜姐的文章裡有詳細的敘述。
父親與母親兩人相愛，衝破傳統約束私奔，並且以父親註釋《西廂記》並總結出“張生跳牆、王生跳船”而廣泛流傳。
夏承燾先生書寫、父親撰寫的對聯“三五夜月朗風清與子同夢 九萬里天空海闊容我雙飛”一直掛在家裡餐廳的牆上。
這是那一代人的故事，我還是個孩子，理解不了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父親以他自己的經歷認為，子女的婚姻完全是子女自己的事情，從不問三道四，只要你自己覺得好就行。
1972年，我自己一個人到岳父家裡與愛人結婚的時候，根本就不需要和家裡說一聲。直到愛人問起來，我才打了個簡短電報告知父親。
父親匯來100元表示祝賀，沒有什麼反對的意見，與他們那個“父母包辦、媒妁之言”的時代已完全不同。
溫州遇險：我這個“拉子”，是母親的心肝寶貝
我的母親給了我生命。為了我的誕生，她離開父親回到在溫州鄉下的家裡待產。
那是在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還佔領著溫州。母親生下我之後，由於我排尿不順，憋漲得滿臉通紅，肚子鼓脹，哭喊不已。
母親抱著我去溫州看醫生，要經過日軍守著的南門。為了避免日軍的糾纏，母親特別用碳灰把臉弄得髒亂，穿著也十分破舊。
順利透過之後，直奔醫院。醫生用針管和導尿管小心翼翼地對我這個才出生不久的嬰兒進行導尿。醫生用針管通我的尿道，拔出針管時，憋出的尿射了醫生滿頭滿臉，這才得以挽回我弱小的生命。
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母親對我一直十分溺愛。直到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父親到之江大學任教，才回溫州把母親和我帶到杭州的之江大學，住在了錢塘江邊著名的六和塔下。自此，母親再也沒有離開過父親。
我隨母親到杭州之後，全家基本上就聚在一起了。這個時候，連則柯哥哥也上小學了，只有我還小，留在母親的身邊。每次家裡的親屬來杭州，母親都帶著我參加與親屬的活動。
我們兄弟的名裡所選的字都有一個木字旁，唯有我是雙木林擺在上面。可見父母對我這個小兒子的重視。廣東話俗語說，“拉子拉心肝，拉女拉五臟”，我這個“拉子”，的確是母親的心肝寶貝。
抗戰勝利後，父親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學本部。大哥聽母親說過，由於支援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的運動，曾是浙江大學教授會秘書的父親，起草了《浙大教授會反飢餓反內戰宣言》。
事後，浙江大學在當局的壓力下，沒有繼續發聘書給父親，父親只好暫時到之江大學任教。而這時劉節先生介紹父親到廣州中山大學工作，我們全家經上海，坐四叔的輪船到廣州。
這是貨輪，好像是在甲板上搭了個三角形的木棚，全家除了已經住校讀書的大哥和二姐，就住在這樣的“頭等艙”南下到廣州了。
剛到廣州，我們家住在中大文明路校區的西堂。到廣州之後，母親總是關心著我。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對我的愛首先表現在對我貪吃要求的滿足上。
在石牌校區，我曾和王越先生的小兒子王思華一起在法商學院下的蠶桑田裡摘桑子吃，結果吃到西門那裡迷了路，是當地的解放軍把我們送回來的。
也許是亂吃東西，又不乾淨，我還因為鬧蛔蟲，肚子痛得直叫。媽媽把我和患黃疸型肝炎的則柯哥哥送到中山大學附屬醫院住院留醫。我吃了打蛔蟲的藥，拉出來一條大蛔蟲。從此，媽媽總是想盡辦法讓我吃飽，少去吃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也愛吃糖果，愛吃零食，但那個時候，物資匱乏，不是常有糖果、糕點的。為了爭吃糖果糕點，我和最小的哥哥、姐姐也有不少吵鬧，母親總是要他們讓著我。我記憶中的好吃的零食，幾乎都是母親自己做的。
到了康樂園校區，我們住在模範村的西南區11號，母親用糯米粉和著紅糖做我愛吃的紅糖糯米糰子，做好後放在像泡菜罈子那樣的罈子裡，放在家裡南邊的小走廊裡。我和岑褀祥先生的兒子岑運華還偷吃過。
家裡西邊的天台上，房子邊上像大楊桃一樣的“酸捻”，母親摘下來，切成一條一條的果片，用紅糖熬熟了，取出來放在竹蘿上曬乾，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每當我鬧著要吃東西的時候，母親總能變出好吃的果子，平息我的哭鬧。
住在陳寅恪先生樓下，母親儘量滿足我們的各種遊戲要求
母親對我的愛還表現在對我貪玩的要求的滿足上。
記憶裡，只記得我最喜歡的是一個毛絨絨的小狗熊，每天睡覺都要抱著睡。白天也喜歡抱著玩，哪個人要搶去，我都要哭鬧。
至今，還保留有一張我抱著洋娃娃，麗娜姐替我拿著小狗熊，我站在母親前面，很不情願地和大人在一起的照片。那個年代，洋娃娃和毛絨絨的小狗熊都是屬於昂貴的玩具了。
小時候，我玩過積木，那個可以擺在兩根圓木柱上做門的三角形的積木，上面畫有非常漂亮的彩色花紋，搭上去像希臘神殿的大門，非常好看。
遊戲是孩子們的興趣，母親總是滿足他們的要求。姐姐他們玩的跳棋，每顆珠子都有不同顏色的花，跳棋的盤子是有空洞的，棋子就擺在空洞裡，也很漂亮。
我那個時候最想要《水滸傳》的連環畫，記得一套需要6元錢，這在當時來說是非常昂貴的，在經濟條件好多了的時候，母親在那年的兒童節還是到永漢路（今天的北京路）給我買了。
到了住進東南區1號，在陳寅恪先生的樓下，媽媽還買了留聲機，唱片裡除了有父親喜歡聽的京劇唱片外，還有王駱賓收集和創作的新疆歌曲以及貝多芬的交響樂，我啟蒙的音樂感覺，就來自母親的這些唱片裡的旋律。
身教重於言教，多個兄弟姐妹上北大清華
母親教育小孩堅持的是：身教重於言教。記得我小時候寫毛筆字，要描紅，母親總是把筆、墨準備好，教我把水滴在墨盒裡，用毛筆舔墨盒裡的棉紗，把一個小雞蛋放在我手心，讓我的手裡含著雞蛋握筆，一筆一筆的寫。
晚上我做作業，母親會陪著我讀她正在學習的俄語。甚至為父親抄寫文稿時，她也會帶著我一起抄。
吃飯了，我還沒有回家，母親會在門口大聲地用溫州話喊：則楚，回家吃飯了。對門的姜伯母（姜立夫太太）都記得非常清楚，多年後還和讀大學的我說起這件事。
母親對孩子們的學習，從來都是寬容的。則柯哥哥考初中沒有考好，上的是私立大北中學。母親掛念得很，專門帶著縫好的被子去看望則柯哥哥。
麗娜姐姐上的是廣州第二女子中學，這是一所原來的教會學校，由於不習慣學校的規矩，性格變得很怪異，週末回家看到家裡有客人就生悶氣。母親及時地讓她到離家比較近的廣州第五中學讀高中。這是一所足球和話劇活動都搞得有聲有色的學校，姐姐在那裡參加了學校的話劇隊，演出曹禺的著名話劇《雷雨》，變得開朗多了。
我三年級上學期，感到學習吃力，雖然成績還好，但母親堅持要我降到二年級讀下學期，始終讓我學習沒有壓力。在小學，我和班裡的同學演出白欖戲，母親都會到場觀看。我們跟著老師做套在手上的木偶戲，母親還親自給我縫製了一個三個指頭的木偶。
考廣雅初中的時候，母親隨父親到青島參加一個會議，順便休假。母親掛念著我的考試，父親安慰她說，則楚比較調皮也比較聰明，考上應該沒有問題。
母親的五個孩子都讀了大學：大哥王兆凱考上北京鋼鐵學院，二姐王美娜考上清華大學，三姐王麗娜考上上海戲劇學院，三哥王則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母親的手很巧，孩子衣服基本都是她自己做的
當然，按父親說的，母親很會持家，母親在家境並不寬裕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持家本領讓我記憶深刻。
空地邊上有一個防空洞，解放初期，經常有國民黨飛機空襲廣州。有一次，我在防空洞裡看著飛機低飛越過我們家，似乎還用機關槍掃射，家裡屋簷上的瓦片還被打掉了幾塊。
秋冬季節，幾乎過一兩天母親就總會用竹筢子到松林裡扒松針回來燒火，我跟著母親把筢子上的松針拉下來放到竹蘿裡。後來在松林東南，蓋起了中大附小，曲尺形的校舍就正對著松林。
在松林邊上，我們家開挖了一小塊地，種了番薯。有一次挖番薯的時候，我舉起鋤頭向下挖，一不小心碰到了則柯哥哥的頭，頓時流出血來，我很害怕。母親帶著哥哥回家包紮，只是告訴我：一滴血吃一個老母雞也補不回來，不能那麼做，並沒有打我。
那個時候，家裡的米基本上是陳米，從米缸裡拿出來的米里會有一些石粒，也有些米蟲。母親總是把米倒在一塊蒙著紫紅色皮革的木板上，一顆顆地挑揀出石粒和米蟲以及發黴的米粒，才淘米做飯。這塊木板直到搬進東南區一號，還不時拿出來撿米。
母親的手很巧，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自己親手做的，大人的舊衣服翻個面就變成了孩子們的新衣服，而且都是那時最時髦的樣子。
我在文明路時穿的工人裝，就是母親親手做的，冬天的毛衣也都是她親手織的。毛衣穿破了，拆了重織。線少了，織成毛背心，殘留的毛線頭兩股三股搓成一股，這種雜色的毛線，母親會用來織手套或襪子。我就幫著撐開毛線，讓母親把毛線捲成一團。
母親織的毛衣圖案都非常時尚。在畢加索的和平鴿被選為世界和平大會圖示的時候，中國發行了和平鴿圖案的郵票，母親在給美娜和麗娜織的毛衣胸口織上了這個和平鴿的圖案，表達了她對和平生活的美好願望。麗娜姐與母親在家門口草地上的照片，穿的毛衣中間的花點點，也是母親自己織的，非常漂亮。
所有這些事情，母親都是默默無聞、日復一日地做著。
在父親的成就裡，有一半功勞屬於母親
不僅是由於母親相夫教子的支援，才有父親的成就，就是父親的研究工作，母親也是與父親有共鳴的。我就跟著母親一起陪父親觀看過越劇《紅樓夢》，觀看過丁是娥的滬劇《羅漢錢》，以及我感到非常好看的京劇《三岔口》。丁是娥到家裡與父親談論戲裡的表演，母親也會在一旁聆聽。
母親與父親一起讀西廂，一起散步，一起看戲，一起談論演出的好壞，替父親謄寫稿件時對個別詞句也有糾正。無論解放前在松江、龍泉，還是解放後在廣州，無論在《西廂五劇注》發表前後，還是父親確立關漢卿在元劇史中地位的前後，應該說，在父親的成就裡，絕對有一半的功勞是屬於母親的。
一直到1958年，學校給教工家屬登記安排就業，許多家屬才根據個人的學歷安排到學校做幼兒園、資料室、附屬小學去做老師、資料員，留下在縫紉社的還繼續堅持到轉為街道工廠。這個縫紉社既有劉節夫人這樣的大教授夫人，也有工人的家屬，甚至是滯留在中大的遺屬，母親都一視同仁熱情對待。正因為這個原因，母親在中大家屬裡有許多的朋友。
那個時候，教授的家屬一般文化水平都不低，例如我的小學六年級的數學老師錢啟華，是中大外語系一級教授顧壽昌的夫人，她是留學英國獲得碩士學位的。她教我六年級的數學，用字母代表數字，讓我特別感興趣。
母親也是一個有師範學歷的人，動員他們為祖國建設出力，許多人重新拿起了教鞭。但母親沒有再就業，據大哥說，當時徵求家裡人意見的時候，已經參軍復員再讀大學的他主張母親留在家裡，好好照顧父親，至今他都很後悔。
1957年母親的病就查出來了，父親為了給母親治病，全國各地去找良醫，儘量多陪母親。因此，沒有怎麼出席各種會議，加上母親的勸阻，躲過了反右運動的滅頂之災。大哥被錯劃成右派，母親依然保持著她對兒子的愛，堅持將家裡的奧米格手錶留給大哥。
和平民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人
1958年秋天，母親病重住進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難以進食的母親骨瘦如柴，眼睛很大，顴骨突出，吃東西很難下嚥。我曾經自己一個人從廣雅步行到母親住的醫院去看望過母親。她總是擔心我年紀小，失去母親之後會沒有人管，拉著我的手，囑咐我要堅強起來，不要流眼淚。據麗娜姐說，母親要求父親一定要好好對我，不許打我。
母親病重的時候，大哥大嫂和美娜姐都從北京回來看望。由於大哥是右派，只批准他很有限的探望時間，他和大嫂沒有等到母親去世就回北京了。大哥離開之前，全家在廣州照了張合照。美娜姐則是留在廣州，陪著母親直到去世。母親是看到照片後才閉眼撒手而去的。
母親被安葬在中大康樂園校區西北角的墓地。出殯的那天，棺槨從南門進來，抬過生物樓前的小道，轉到墓地去。很多人在路的兩旁給母親送行，送葬的隊伍從九家村一直排到生物樓。父親很驚訝地說：怎麼這麼多人，許多我並不認識。母親在家屬委員會的姐妹們更是一直送她到墓地。
站在坑邊，看著泥土把母親的棺槨覆蓋，我和痛哭的姐姐不同，一言不發地默默在心裡向母親表示：我一定會努力做個像媽媽一樣的和平民老百姓能夠打成一片的好人。
現在，每逢清明我都會帶著家人去母親墓前祭拜。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我在家裡寫下很久就想寫的《我的母親》，但願雲祭拜把我的思念帶給我在天上的母親。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吳小攀
審籤 | 曾敏妍
實習生 | 趙妙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