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王则楚
当年， 他们是私奔的……
父亲很少与我谈到母亲，只有一次他讲到母亲会持家，她持过三个家：她的娘家、嫁过来以后父亲兄弟姐妹们的大家以及与父亲的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父亲认为，会持家的母亲是一个家的核心。但我心里认为，父亲实际上是需要母亲全力处理好家里的各种事务，协调好复杂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并且安排好家里的生活，还要会做各种美食让父亲享受人生，以保证他自己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学问。
这个挑选爱人的标准，决不是父亲追求母亲时的认识，而是和母亲结合后渡过各种人生阶段后的体会。是母亲大家闺秀的端庄美丽和父亲的英俊潇洒、文采飘逸，才有了他们建立在坚实爱情之上的结合。
父亲与母亲的爱情故事，已经在丽娜姐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叙述。
父亲与母亲两人相爱，冲破传统约束私奔，并且以父亲注释《西厢记》并总结出“张生跳墙、王生跳船”而广泛流传。
夏承焘先生书写、父亲撰写的对联“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 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一直挂在家里餐厅的墙上。
这是那一代人的故事，我还是个孩子，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父亲以他自己的经历认为，子女的婚姻完全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从不问三道四，只要你自己觉得好就行。
1972年，我自己一个人到岳父家里与爱人结婚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和家里说一声。直到爱人问起来，我才打了个简短电报告知父亲。
父亲汇来100元表示祝贺，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与他们那个“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的时代已完全不同。
温州遇险：我这个“拉子”，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为了我的诞生，她离开父亲回到在温州乡下的家里待产。
那是在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温州。母亲生下我之后，由于我排尿不顺，憋涨得满脸通红，肚子鼓胀，哭喊不已。
母亲抱着我去温州看医生，要经过日军守着的南门。为了避免日军的纠缠，母亲特别用碳灰把脸弄得脏乱，穿着也十分破旧。
顺利通过之后，直奔医院。医生用针管和导尿管小心翼翼地对我这个才出生不久的婴儿进行导尿。医生用针管通我的尿道，拔出针管时，憋出的尿射了医生满头满脸，这才得以挽回我弱小的生命。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我一直十分溺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父亲到之江大学任教，才回温州把母亲和我带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住在了钱塘江边著名的六和塔下。自此，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
我随母亲到杭州之后，全家基本上就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连则柯哥哥也上小学了，只有我还小，留在母亲的身边。每次家里的亲属来杭州，母亲都带着我参加与亲属的活动。
我们兄弟的名里所选的字都有一个木字旁，唯有我是双木林摆在上面。可见父母对我这个小儿子的重视。广东话俗语说，“拉子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我这个“拉子”，的确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学本部。大哥听母亲说过，由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曾是浙江大学教授会秘书的父亲，起草了《浙大教授会反饥饿反内战宣言》。
事后，浙江大学在当局的压力下，没有继续发聘书给父亲，父亲只好暂时到之江大学任教。而这时刘节先生介绍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我们全家经上海，坐四叔的轮船到广州。
这是货轮，好像是在甲板上搭了个三角形的木棚，全家除了已经住校读书的大哥和二姐，就住在这样的“头等舱”南下到广州了。
刚到广州，我们家住在中大文明路校区的西堂。到广州之后，母亲总是关心着我。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我的爱首先表现在对我贪吃要求的满足上。
在石牌校区，我曾和王越先生的小儿子王思华一起在法商学院下的蚕桑田里摘桑子吃，结果吃到西门那里迷了路，是当地的解放军把我们送回来的。
也许是乱吃东西，又不干净，我还因为闹蛔虫，肚子痛得直叫。妈妈把我和患黄疸型肝炎的则柯哥哥送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留医。我吃了打蛔虫的药，拉出来一条大蛔虫。从此，妈妈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吃饱，少去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也爱吃糖果，爱吃零食，但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不是常有糖果、糕点的。为了争吃糖果糕点，我和最小的哥哥、姐姐也有不少吵闹，母亲总是要他们让着我。我记忆中的好吃的零食，几乎都是母亲自己做的。
到了康乐园校区，我们住在模范村的西南区11号，母亲用糯米粉和着红糖做我爱吃的红糖糯米团子，做好后放在像泡菜坛子那样的坛子里，放在家里南边的小走廊里。我和岑褀祥先生的儿子岑运华还偷吃过。
家里西边的天台上，房子边上像大杨桃一样的“酸捻”，母亲摘下来，切成一条一条的果片，用红糖熬熟了，取出来放在竹萝上晒干，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每当我闹着要吃东西的时候，母亲总能变出好吃的果子，平息我的哭闹。
住在陈寅恪先生楼下，母亲尽量满足我们的各种游戏要求
母亲对我的爱还表现在对我贪玩的要求的满足上。
记忆里，只记得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毛绒绒的小狗熊，每天睡觉都要抱着睡。白天也喜欢抱着玩，哪个人要抢去，我都要哭闹。
至今，还保留有一张我抱着洋娃娃，丽娜姐替我拿着小狗熊，我站在母亲前面，很不情愿地和大人在一起的照片。那个年代，洋娃娃和毛绒绒的小狗熊都是属于昂贵的玩具了。
小时候，我玩过积木，那个可以摆在两根圆木柱上做门的三角形的积木，上面画有非常漂亮的彩色花纹，搭上去像希腊神殿的大门，非常好看。
游戏是孩子们的兴趣，母亲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姐姐他们玩的跳棋，每颗珠子都有不同颜色的花，跳棋的盘子是有空洞的，棋子就摆在空洞里，也很漂亮。
我那个时候最想要《水浒传》的连环画，记得一套需要6元钱，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昂贵的，在经济条件好多了的时候，母亲在那年的儿童节还是到永汉路（今天的北京路）给我买了。
到了住进东南区1号，在陈寅恪先生的楼下，妈妈还买了留声机，唱片里除了有父亲喜欢听的京剧唱片外，还有王骆宾收集和创作的新疆歌曲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启蒙的音乐感觉，就来自母亲的这些唱片里的旋律。
身教重于言教，多个兄弟姐妹上北大清华
母亲教育小孩坚持的是：身教重于言教。记得我小时候写毛笔字，要描红，母亲总是把笔、墨准备好，教我把水滴在墨盒里，用毛笔舔墨盒里的棉纱，把一个小鸡蛋放在我手心，让我的手里含着鸡蛋握笔，一笔一笔的写。
晚上我做作业，母亲会陪着我读她正在学习的俄语。甚至为父亲抄写文稿时，她也会带着我一起抄。
吃饭了，我还没有回家，母亲会在门口大声地用温州话喊：则楚，回家吃饭了。对门的姜伯母（姜立夫太太）都记得非常清楚，多年后还和读大学的我说起这件事。
母亲对孩子们的学习，从来都是宽容的。则柯哥哥考初中没有考好，上的是私立大北中学。母亲挂念得很，专门带着缝好的被子去看望则柯哥哥。
丽娜姐姐上的是广州第二女子中学，这是一所原来的教会学校，由于不习惯学校的规矩，性格变得很怪异，周末回家看到家里有客人就生闷气。母亲及时地让她到离家比较近的广州第五中学读高中。这是一所足球和话剧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的学校，姐姐在那里参加了学校的话剧队，演出曹禺的著名话剧《雷雨》，变得开朗多了。
我三年级上学期，感到学习吃力，虽然成绩还好，但母亲坚持要我降到二年级读下学期，始终让我学习没有压力。在小学，我和班里的同学演出白榄戏，母亲都会到场观看。我们跟着老师做套在手上的木偶戏，母亲还亲自给我缝制了一个三个指头的木偶。
考广雅初中的时候，母亲随父亲到青岛参加一个会议，顺便休假。母亲挂念着我的考试，父亲安慰她说，则楚比较调皮也比较聪明，考上应该没有问题。
母亲的五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大哥王兆凯考上北京钢铁学院，二姐王美娜考上清华大学，三姐王丽娜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三哥王则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母亲的手很巧，孩子衣服基本都是她自己做的
当然，按父亲说的，母亲很会持家，母亲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持家本领让我记忆深刻。
空地边上有一个防空洞，解放初期，经常有国民党飞机空袭广州。有一次，我在防空洞里看着飞机低飞越过我们家，似乎还用机关枪扫射，家里屋檐上的瓦片还被打掉了几块。
秋冬季节，几乎过一两天母亲就总会用竹筢子到松林里扒松针回来烧火，我跟着母亲把筢子上的松针拉下来放到竹萝里。后来在松林东南，盖起了中大附小，曲尺形的校舍就正对着松林。
在松林边上，我们家开挖了一小块地，种了番薯。有一次挖番薯的时候，我举起锄头向下挖，一不小心碰到了则柯哥哥的头，顿时流出血来，我很害怕。母亲带着哥哥回家包扎，只是告诉我：一滴血吃一个老母鸡也补不回来，不能那么做，并没有打我。
那个时候，家里的米基本上是陈米，从米缸里拿出来的米里会有一些石粒，也有些米虫。母亲总是把米倒在一块蒙着紫红色皮革的木板上，一颗颗地挑拣出石粒和米虫以及发霉的米粒，才淘米做饭。这块木板直到搬进东南区一号，还不时拿出来捡米。
母亲的手很巧，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大人的旧衣服翻个面就变成了孩子们的新衣服，而且都是那时最时髦的样子。
我在文明路时穿的工人装，就是母亲亲手做的，冬天的毛衣也都是她亲手织的。毛衣穿破了，拆了重织。线少了，织成毛背心，残留的毛线头两股三股搓成一股，这种杂色的毛线，母亲会用来织手套或袜子。我就帮着撑开毛线，让母亲把毛线卷成一团。
母亲织的毛衣图案都非常时尚。在毕加索的和平鸽被选为世界和平大会图标的时候，中国发行了和平鸽图案的邮票，母亲在给美娜和丽娜织的毛衣胸口织上了这个和平鸽的图案，表达了她对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丽娜姐与母亲在家门口草地上的照片，穿的毛衣中间的花点点，也是母亲自己织的，非常漂亮。
所有这些事情，母亲都是默默无闻、日复一日地做着。
在父亲的成就里，有一半功劳属于母亲
不仅是由于母亲相夫教子的支持，才有父亲的成就，就是父亲的研究工作，母亲也是与父亲有共鸣的。我就跟着母亲一起陪父亲观看过越剧《红楼梦》，观看过丁是娥的沪剧《罗汉钱》，以及我感到非常好看的京剧《三岔口》。丁是娥到家里与父亲谈论戏里的表演，母亲也会在一旁聆听。
母亲与父亲一起读西厢，一起散步，一起看戏，一起谈论演出的好坏，替父亲誊写稿件时对个别词句也有纠正。无论解放前在松江、龙泉，还是解放后在广州，无论在《西厢五剧注》发表前后，还是父亲确立关汉卿在元剧史中地位的前后，应该说，在父亲的成就里，绝对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母亲的。
一直到1958年，学校给教工家属登记安排就业，许多家属才根据个人的学历安排到学校做幼儿园、资料室、附属小学去做老师、资料员，留下在缝纫社的还继续坚持到转为街道工厂。这个缝纫社既有刘节夫人这样的大教授夫人，也有工人的家属，甚至是滞留在中大的遗属，母亲都一视同仁热情对待。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中大家属里有许多的朋友。
那个时候，教授的家属一般文化水平都不低，例如我的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钱启华，是中大外语系一级教授顾寿昌的夫人，她是留学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她教我六年级的数学，用字母代表数字，让我特别感兴趣。
母亲也是一个有师范学历的人，动员他们为祖国建设出力，许多人重新拿起了教鞭。但母亲没有再就业，据大哥说，当时征求家里人意见的时候，已经参军复员再读大学的他主张母亲留在家里，好好照顾父亲，至今他都很后悔。
1957年母亲的病就查出来了，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全国各地去找良医，尽量多陪母亲。因此，没有怎么出席各种会议，加上母亲的劝阻，躲过了反右运动的灭顶之灾。大哥被错划成右派，母亲依然保持着她对儿子的爱，坚持将家里的奥米格手表留给大哥。
和平民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人
1958年秋天，母亲病重住进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难以进食的母亲骨瘦如柴，眼睛很大，颧骨突出，吃东西很难下咽。我曾经自己一个人从广雅步行到母亲住的医院去看望过母亲。她总是担心我年纪小，失去母亲之后会没有人管，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要坚强起来，不要流眼泪。据丽娜姐说，母亲要求父亲一定要好好对我，不许打我。
母亲病重的时候，大哥大嫂和美娜姐都从北京回来看望。由于大哥是右派，只批准他很有限的探望时间，他和大嫂没有等到母亲去世就回北京了。大哥离开之前，全家在广州照了张合照。美娜姐则是留在广州，陪着母亲直到去世。母亲是看到照片后才闭眼撒手而去的。
母亲被安葬在中大康乐园校区西北角的墓地。出殡的那天，棺椁从南门进来，抬过生物楼前的小道，转到墓地去。很多人在路的两旁给母亲送行，送葬的队伍从九家村一直排到生物楼。父亲很惊讶地说：怎么这么多人，许多我并不认识。母亲在家属委员会的姐妹们更是一直送她到墓地。
站在坑边，看着泥土把母亲的棺椁覆盖，我和痛哭的姐姐不同，一言不发地默默在心里向母亲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像妈妈一样的和平民老百姓能够打成一片的好人。
现在，每逢清明我都会带着家人去母亲墓前祭拜。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我在家里写下很久就想写的《我的母亲》，但愿云祭拜把我的思念带给我在天上的母亲。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审签 | 曾敏妍
实习生 | 赵妙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