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應對非洲“債務炸彈”？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非洲各國是受到直接衝擊較小的大洲。據不完全統計，非洲各國的確診個案只有4萬多例，與美國126萬多病例、歐洲多國20多萬病例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別（這很可能與非洲國家缺乏檢測能力有關）。不過，如果從經濟影響來看，非洲國家並不會因為新冠疫情較低而倖免於經濟衝擊。疫情大流行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全面而巨大的衝擊，由於非洲國家的經濟實力、產業結構、醫療水平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當它們面對全球經濟衝擊時，反而面臨著更加致命的經濟影響。
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在4月初時曾估計，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非洲今年的GDP增長可能由3.2%跌至2%，而非洲各主要產油國的損失可能高達650億美元。非洲聯盟估計，非洲各國今年的總海外直接投資跌幅將高達15%，進出口總值更會下跌約35%，有近2000萬人將會失業。非洲各國政府的收入是更加迫在眉睫的問題。據非洲聯盟預計，受疫情影響，非洲各國政府會失去20%至30%的收入，總額約5000億美元。其中，產油國受到的影響最大。以非洲最大的石油輸出國奈及利亞為例，有近80%的政府收入來自出口石油。在制定今年財政預算時，奈及利亞預設的油價為每桶57美元，如今油價跌至只有每桶20美元的水平，將大大削弱該國的財政預算。 為了對抗疫情，非洲各國政府需要額外付出最少1300億美元，這將會壓垮不少本已債臺高築的非洲國家，一些被遺忘的國度更是苦不堪言。在前不久的G20財政部長會議上，各國同意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提供臨時債務救濟以支援其抗疫，暫停要求償還達120億美元的債務及其相關利息，涉及國家達77個，其中40個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 造成今日的局面，與非洲多國近年大舉向外舉債有關。據瞭解，單就國際債券來說，非洲目前有21個國家參與發行國際債券，比十年前多出11個國家。僅在2018年就發行國際債券籌集271億美元，是近十年來最多的一年。另外，因為非洲各國積極向外舉債，非洲債務佔GDP比例中位數已由2013年的33%，上升至2016年的52%，上升速度令人擔憂。對外舉債過多為非洲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非洲國家的利息及其他發債相關支出由2015年佔政府收入約5.9%，上升至2017年的11.8%，再加上部分由非洲國家發行的國際債券為5年至10年期的債務，可以預料，非洲國家的發債及利率支出的經濟佔比將會繼續攀升。 非洲國家能否如過去一樣，要求債權機構減免債務呢？ 199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成立《重債窮國減債計劃》（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HIPC），希望能夠協助世界最窮困的國家將外債降低至能夠承擔的水準，讓這些國家的政府得以正常施政。2005年6月11日，由美、加、英、法、德、意、日、俄組成的八國集團在英國倫敦達成協議，決定免除18個重債貧困國所欠世界銀行、IMF和非洲發展銀行的所有債務，總計400億美元。中國也曾大幅減免非洲國家的債務。2006年11月5日，中國政府免除了與中國建交的所有非洲國家（39個國家）2005年到期的100億美元債務。 不過，非洲國家當前的債務結構比過去要複雜，並非IMF、世界銀行或國家宣佈債務減免就能解決。根據非政府組織Jubilee Debt Campaign於2018年的研究，目前非洲各國債務有32%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借貸（例如中國對肯亞的借貸），32%由私人市場借出（例如銀行或投資基金購買國家債券），其餘約36%債務由IMF、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組織借出。由於現在私人機構的角色比以往重要，即使G20及IMF等不需要非洲各國短期內償還債務，私人市場的債主仍有機會追債。 由於私人債務難以減免，將驅使非洲國家更多尋求減免國際發展組織和主權國家的債務。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國家的減免債務壓力下，中國很可能成為最大的“受害者”。近年來，中國是非洲國家重要的資金來源。據海外機構的不完全統計，目前非洲各國對中國的債務（包括私人債務）高達1450億美元，僅在2020年要償還的利息就高達80億美元。我們注意到，由於此次疫情最選在中國爆發，有非洲國家提出中國應為此責任而消除它們的債務。在疫情之後，中國是否繼續向非洲借出鉅款？如何處理已有的1450億美元債權？中國可能面臨兩難境地。如果繼續借貸，結果很可能是有借無還；如果不借，此前的鉅額借款、投資以及地緣政治關係又面臨中斷，而且還可能影響“一帶一路”計劃。 考慮到此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巨大沖擊，以及國際油價長期低迷的可能性，眾多的非洲國家恐怕難以從債務陷阱中自拔。如何面對這個債務陷阱中的“無底洞”？在對非借貸和投資中，主要考慮經濟利益、資源安全還是地緣政治利益？如何才能更好地兼顧這三者？對中國是一個需要認真權衡、謹慎決策的挑戰。 考慮到疫情之後中國與美歐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可能惡化，中國不太可能關閉已經開啟的開放視窗。最為現實的做法，可能是從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出發，重新調整“一帶一路”中“異化”的做法，改變“大國企 大基金 大融資”的主導模式（詳見安邦智庫戰略報告《“一帶一路”的緣起、發展與異化》），更多引入市場化的民間資本參與，使中國對非洲的債權（即非洲國家的對華債務）結構趨於多元化，兼顧市場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說白了，非洲的“債務炸彈”肯定要炸，但中國可以透過調整結構來減少爆炸的衝擊。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國近年已成為非洲國家國際債務的重要相關方，如何處理非洲的鉅額對外債務，對中國是一個重要考驗。中國基於地緣利益需要為此“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但要控制非洲“債務炸彈”對自己的殺傷力。